1.关于这个问题的发展
今天我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仍然充满困惑。我们依存于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然而同时我们又感觉自己的生活受历史的压迫，我们将历史视为负担，因此想尽办法摆脱这个负担。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又发现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空虚的时刻，摆脱这种空虚的威胁，我们再次回归历史。
于是我们就这样在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为了某种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和创造也因此难以实现。让我们稍微仔细点检查一下将我们带到这种尴尬境地的缘由。在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19世纪充斥着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倾向，现代人追求的是摆脱复杂的环境，因此开始回归宇宙，追求理性；除了激活这种理性，再没有什么能将人类存在从荒废和错误百出的元素中解放出来。单靠这一点就能使生活超越幼稚可笑的偏见歧视和界限，达到完全成熟
和明澈的阶段。过去的历史及其权威性使生活和活动成为永恒的思维，理性不受传统干扰，而且很大程度上在意识上反对传统，创造一个“自然的”宗教，一个“自然的”道德，一个“自然的”
社会经济，以及一种“自然的”教育。这种运动对人类思想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巨大影响，在生活建设方面也起到很大作用。这样就需要更多的新鲜感、自由以及独立精神，尽管在这过程中要经历诸多反对和阻碍，但这些绝不能再次丧失。
但是从最初开始，这种倾向就包含棘手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因素会日积月累，并最终引发反抗，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年轻力量更增加了这种反抗的势头——他们认为自己正在逐渐接近绝对真理。在与传统相对立的战斗中，胜利的自信源于他们坚信他们直接掌控现实和人类的真理。人们认为这种真理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中并可以通过有效的自我冥想轻易获得。净化，升华到全意识似乎就足以保证人们掌握美德和真理。这已经对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使生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思想和知识上，这样人类文化就具备了一个单方面的理智特点。随着第一次高潮的消退，生活开始越来越充斥着孤立的理智主义，从而将生活的内容和目标处于人类和事物自身之间，从而更威胁着人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威胁着生活的目标和方向。而由此产生的现实也最终变得狭隘无情：生活动力开始反抗并要求更多的内容，要求向整个人类示威。历史运动倾向构成了这种新生活的主要特征。
这种历史运动背后的原动力首先源自对增强现实的渴求，对拓宽存在基础的渴求，对更多客观性，更丰富的生活内容以及更广阔联系的渴求。生活内容得到多大的丰富可以在其所有领域中
看的一清二楚，如宗教艺术，如法则和科学等：现实在数量上的无限增加开始与个人行动联系在一起。整体行动促进了历史思维模式的产生并改变了生活的特点。人类不再追求与环境相分离，不再与环境相对抗，不再像在启蒙运动中那样，像控制陌生事物那样控制环境，相反，人类渴望从内在上与环境相结合，这样环境就会融入到人类生活中并使人类摆脱狭隘和渺小的境地。人类的存在不仅会更加广阔，而且会更加活跃起来。人类会在事物中寻求理性，有了这种理性的指导他就会变得更自信。不仅如此，还能使人类亲近历史，而历史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也会逐渐显露出来，人类所生活的当今时代成为组成各个时代统一整体的高峰；从这个高峰往前看，一切事物都呈上升趋势，而较低阶层也变得有趣起来，并不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比，而是这个逐渐上升的预备阶段所体现出来的重要意义。正如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那样，绝对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尖锐性和韧性在更普遍更和谐的思维模式面前黯然失色，而后就会出现更多的空间留给理解和爱。
中世纪比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地经历了这种变革。
当然起初这种做法并不代表这会陷入相对主义或完全抛弃绝对真理。在骄傲的自我意识的精神指导下，精神力量可以与物质流等量齐观，根据哲学思维模式，不管怎样，经历内在扩张的理性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使历史为我所用，而不是委身于历史，黑格尔历史哲学将这种思维着重系统地表达了出来。现在看来，理性和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历史已经完全为理性的发展服务，而也就是在这种发展中，理性逐渐发现了自己的本质所在。
无论历史的进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疑惑，理性以及精神活动
的优越地位会坚定地保留下来。然而在浪漫主义学派的影响下，历史并没有准确无误地朝着这个目标一路发展，在人们眼中，历史运动正是源于一种无意识的形成性力量的指导结果，与人类努力毫无瓜葛，理性，将带领人类经历历史。
沿着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生活和工作似乎会走向安全地带，于是各种活动的趋势渐渐平息，活在当下的思想逐渐出现在人们脑海中：过去人们总是无拘无束，总是会逃避所处时代所赋予他们的使命，甚至是在同一个阶段也出现某种历练的联合的危险，会出现某些与由于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人们视野的扩大所不相一致的情况，因此人类一方面承受生活中心的丧失，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获得外界物质的补偿。
而后，19世纪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趋势：人类关注的重心从灵魂和精神创造的问题逐渐转移到工作，从事物本身转移到由事物所代表的客观性。在历史问题上，随之而来的是精确研究的告成性进展，从而与总体研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趋势在德国获得显著发展，因为正是德国首次开始为反对历史上投机态度而战的。尤其是黑格尔历史学，对宽广度、现实和独立性的要求逐渐压倒这种学说，甚至是从外界观点看来，这种学说也是过于狭隘的，因为从最根本上来讲，这种观点只包含了欧洲世界的文明，而且所关注的重点更强调古文明世界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对比和反差，而由于将个体现象强行归入辩证性框架中考虑，更加剧了其内在狭隘性，严重削弱了其个体性和积极性。对纯粹的无限的事实的新欲望进而引发了对事物的强制和扭曲。随着这种渴望的不断扩大，为了摆脱这种局势，历史调查变得刻不容缓。历史研究完全了解
如果将这种对宽度和现实性的要求转化成工作和成绩：这种方法已经在应用了新的工作方法，并从内容和形式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将会对现代世界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自称是哲学，其主要目标就是将历史从所有哲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完全自立：然而除非这种趋势能够从自身，并从外界中渗透这种变革，否则就无法取得决胜性进步，也不可能获得外界的绝对支持。如果不能理解人类和这种现实性之间存在多少差距，如果意识不到在传统上在人类的自身理解力上到底存在多大的主观性，那历史研究就不可能发展并维护这种对现实的渴望。因此为了使休闲消除这种主观性的目标就必须进行有力的抗争，只有在这场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使生活变得更从容更透彻。这种对现实的趋向同样揭示出了个人形态的巨大价值和财富，因此历史进程也不再单纯地沿着一条道路发展，生活中不断涌入的新观点会向我们揭示出千丝万缕的网络，使我们几乎无从下手。人类没有能力从内部抓住所有要点并将其转化成简单观念，因此人类不得不采取更谦虚更拘谨的态度；人类也无法任意调整事实使其适应自己的观点从而满足自己的欲望。相反人类要服务而不是掌控，于是生活随之经历了巨大的充实和扩张，从过去的狭小封闭的空间中彻底解脱出来。
起初，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是纯利益，不受任何困难的束缚，但是困惑随之显现出来。知识上的不断增长带来的是生活中的迷失。生活中所要求的客观性绝非易事：如果这种纯事实只适用于事物自身，与任何主观事物无关，与任何思维活动相异，那任何与之有关的内在食物都要被搁置一边被置之不理，因为任何这
种性质的事物都可以从个人思想以外的角度上理解，无须进行任何心灵交流。不仅如此，在历史角度上，离开标准就无法辨别大与小，无法区分本质与非本质，而这些标准必须源自一个统一整体a。一个离开内在性和等级区分的历史只能演变成各种事件的混乱排列，根本不配称为科学。
尽管历史竭尽全力排斥哲学，然而一切与历史主要内容及原动力有关的斗争显示出历史与某些基础信念密不可分。然而如果将所有的哲学思想置之不理，那这些信念又将从何而来呢？时代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回避这些困难的方法主要有两种，首先，受到人们强烈排斥的思辨思维整体的确还保持着某种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力量弱小，并不明显。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然而历史中的某些内在理性，对进步的某些内在必然性，智力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宰地位被毫无置疑地保留下来。这只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更普遍现象中的一部分。现代世界的发展而产生的泛神论思维模式之前收到一种坚定信仰和愉悦的生活态度的支持，如今这种思想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在我们生活中，但其基础已经开始动摇；精神、理性、进步、人类等的一些观念仍然影响着我们，指引着我们的思想发展，为我们提供某些意义和价值。区别在于，随着这种基础的破坏，一切都开始变得苍白无力，模糊不清，富有生命力的力量也开始成为阴影照射下的概念，一些成果硕然的观点也沦落成空虚的表述。
a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艾维德·格罗顿菲尔特的作品，这些作品对相关问题做了公正客观的评价。
整体变得越不真实，我们受到与基本信仰直接相违背的信念的影响越重。而这其中最强烈的矛盾倾向就是悲观主义，这种情绪在19世纪广泛传播开来，将世界上历史上的模糊非理性因素带到人们面前，无情地打破了人们的幻想，打破了泛神论用来掩盖存在的魔力。悲观主义将一组组事实和整体的新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理性事实的旧信仰必然受到干扰。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矛盾：人类的情绪变得沉重起来，人们和命运创造出一种阴郁的整体印象，对存在的否认刺眼地摆在我们眼前，然而与之相随，这一时期泛神论思想与事物的理想化状态相伴相生，这二者互相作为独立支撑，从而不会完全瓦解。而与悲观主义共同存在的乐观主义则向我们例证了灵魂果断性，例证了一个整体中的两个方面，现代生活因此而受尽折磨。
然而当前生活还从另一种方式上遇见这个问题。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固定的思维模式，通过对各个时代做出评判从而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些都完全取决于时代本身，而通过这些时代不断取得进展。当代研究完全沉浸在时代中，通过自己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和评判这个时代，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巨大成果。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完全公平地对待其他时代，能从中解读出其最深刻的目标，能外部完全放弃所有关系，而从自身工作和要求中发展这些关系；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在最艰难最矛盾的困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
以后的时代能比我们做得更好，能够通过努力尝试真正地保留我们自己所特有的品质，能够确保我们的客观性不受主观感情干扰：很明显，由于这种态度，我们自己已经处在危险和伤害当中，我们自己的目标逐渐削弱，我们越来越处在一个陌生位置上。
我们的眼界逐渐扩大，于是各种不同的元素迎面扑来，以各种形式传达给我们，主宰我们。我们的灵魂开始分出等级，各个等级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忘记了，观点上的循环不断扩大，但并不能带来我们生活的扩大。我们总是将学术知识归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之内，而这种理解毕竟只不过是半个生活，这种生活会逐渐占据我们生活的全部，占据我们全部思想和坚定的意志。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过往的精神主题，但是我们却无法完成自己时代的精神使命！
在将过去与现在，将已经消失殆尽的抱负和我们自己的愿望连接起来的过程中，我们的弱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看到自己过去处在安全地带中，看到事物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看到事物如何由此而生而非由彼而生，我们追随者这种思维直到抵达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期。只需往前在迈一小步，这种联系就建立起来了，我们长久以来所付出的努力就会见到成效，就会转化成个人生活。
然而虽然看似非凡，我们却并没有迈出这一小步。
差距依然存在，知识和生活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不，历史知识的进步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历史与生活的结合，科学越是精确地展示过去时期的具体特点，这些时期的内容就会越明显地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状况和条件，每个时代及其思维模式之间的界限就会越明显，于是特定时期就会有特定的生活，外界事物就越不可能随意涉足。对久远历史进行历史调查应该有着特殊的热情，并能取得最灿烂的成就，这就是知识与生活相分离的另一个例子。
在研究久远历史时，我们很少关心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事物状态，而越是靠近当今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越不可避免，于
是我们就变得越没有安全感。
知识与生活之间的差距，精神生活的基础条件与精神生活自身之间的差距在宗教领域达到最大化。宗教研究在今天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尤其是其已经将宗教中的各个阶段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展示出事实和细节的巨大价值。然而在面对这种事实时我们是多么脆弱，我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得益又是多么浅薄，我们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是多么束手无策啊！而只要我们没有能力建立起个人生活，这种束手无策的状态势必将继续延续下去。
历史使我们找不到这种力量。历史将我们禁锢在现状的表面，我们永远沉迷在过去中，分散我们的思维和责任，在生活中停滞不前。
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会有激烈的反历史运动不断发生也在常理之中，而对逐渐衰落下去的历史主义的敌对情绪逐渐强烈起来。“抛弃历史的枷锁，让你的生活在当下灿烂绽放，生活就会重新获得生机和自然，最终成为你自己的生活。”然而这种抛弃并非易事，更何况这种试图从历史中获得解放意味着要放弃诸多让我们难割难舍的事物！实际上，历史远比我们想象中抓得更紧，甚至强迫性地不让我们离开。那些反历史运动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从中获得一定色彩。即使站在反历史角度上看，这种对历史的依赖性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清晰：举个例子，启蒙运动追求的是脱离历史并在永恒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生活，而这场运动很快被历史淹没，成为过去时，我们对这场运动的印象就是一个久远的过去！在回顾整体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一种循环运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所寻求的就是历史关
系，我们不断被拒绝，于是我们开始相信否定态度正如宣言那样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猛烈地攻击历史并不会成就与依赖相异的独立性。
同时，人类有意识的理想抱负与历史相符还是相左会产生巨大的反差。与历史相左，我们就会希望完全在当下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生活，将我们个人思想和感觉所相信的事物视为真理。但是这种局限性难道不会使生活陷入狭隘贫乏的境地吗？如果展现在一个人面前的事物被视为是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难道生活不会必然性地走向肤浅并分裂成无数的独立现象吗？这样的话，内在独立性，生活的精神特征难道不会承受最严重的伤害吗？启蒙运动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在这场运动中，与自然对等的精神世界并没有获得足以建立起来的坚实基础，而那些思想家们，曾经如此强烈地支持精神生活优越于自然，而后来在精神世界的建设上都陆续屈服于自然概念的影响。当然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凭借精神世界的丰富内容，确定联系以及深刻的经验而轻视历史。除非内在生活自己能够超越主观，否则就无法战胜这个驾驭我们的无限世界。然而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历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我们必须自问，将生活完全归于当下的努力是不是真的不会起到任何消极作用，当下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今天很快就会变成昨天，整体最终会化为乌有。我们当然不愿相信历史会仅仅抓住我们，即使我们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然而难道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只要我们脱离历史，我们就会冒犯生活，而只要历史为我们充实生活的内容，我们即使不情愿，也要肯定脱离历史会使我们的生活力量和生活现
实受到严重影响。
随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极端复杂的位置——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两难境地。我们既不能保留历史，也无法与历史脱离。甩掉历史我们就会在空虚中沉沦，而屈服于历史的大潮我们又会在阴影下过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会采取这种的办法，在自由和屈服中寻求宽慰，然而更活跃一点的人则会将妥协的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从而克服一切困难。但是真的可以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而同时又与历史保持协调一致吗？生活可以在维持历史以外的事物的同时保持历史应有的价值吗？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会在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19世纪的历史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而能保持立即的独立个性，能够承认并彼此制约吗？当然，如果不完全转变第一印象，不积极地深入建设生活就无法实现这种生活。我们的历史调查到底能否为我们指明完成这项使命的道路，让我们拭目以待a。
2.要求与前景
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类生活能不能将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能不能独立的面对历史。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类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当然这必然要a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将完全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深入分析请参见在《当代文化》中笔者所著《哲学历史》。历史内容，以及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处在不安全地带，这一点可以通过争端不断的几个要点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激烈情绪可以看出来。否则哲学历史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而在此之前这个问题一直被视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无须深入讨论。
在整体的中心问题上做出判断。如果人类完全属于自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属于也是毋庸置疑的），那毫无疑问人类也要受制于时间的潮流，绝不可能超越时间过完全自己的生活。即使一个人非根源于整体生活或整体存在的孤立性格能够跨出自然的范畴，也许他能因此获得更大发展，但绝不会真正地脱离时间。世界上除非通过存在，通过认识独立的精神世界，如建立起我们整体调查的主题，否则这种从时间中的脱离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我们在回顾进化论时所见的那样，这种超越时间，通过永恒秩序的方式正源自精神生活的本质，并与之密不可分。历史效果或历史认同永远也不会确立某种真理或权利，因为在精神生活的世界中，真理直接由原始生活的不断前进而取得。
因此在这个领域中，过去永远取代不了现在，今天也不会完全脱离昨天而存在，这种关系正如开花结果一样因果相续。产生自过去时代的精神生活也不会因为曾经存在在世界上而继续发挥影响，惯性定律（这一定律规定，事物会维持现有状态，除非受到外界干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适用性。在此我们还会发现另一个法则：那些无法更新并转化为个人生活和行动的事物会立即消沉，离我们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所有精神生活必然从现在产生，而遮蔽这一事实就会削弱精神生活的显著特点。在人类经验的王国中，很明显，当前对过去的决定作用远不及昨天对今天的决定。根据这一点，我们对昨天的印象会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恰恰依赖于现在的精神本质。经典时期的不同观点和评判在不同时期都通用，而每一种观点和评判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使命及必然性有所不同。
古典时代的经院哲学寻求的是一种世俗文化，这种文化能够补充宗教生活秩序；文艺复兴在生活和美的矛盾冲突中寻找鼓励；而启蒙运动则重视经典时期的清晰和实用a；德国人本主义也倾向于经典主义以求回避现代生活的复杂局面，从中寻求更自然、纯净、简单而伟大的内容，因此同一个时期的价值和判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方面。然而一直以来总有一些人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却想达到这个目标，对这些人来说，尽管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却并没有从精神意义的层面上揭示任何事物，也不会揭示任何事物。因此世间一切都取决于这种生活，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环节就是对现在的占有，对具有明确精神特征的现在的占有。而能够赋予现在以这种特征的正是我们，正是现在生活着、活动着的我们。
这种精神性的现在并非偶然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自己将其建立起来。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瞬间时刻，而是一个使我们上升到这个时刻的坚实基础，是一个永恒的生活。如果新的现实中不存在一种永恒的秩序，如果这种秩序不以同样永恒的方式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中，那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这种生活，甚至说这种努力看起来都会是荒谬可笑的。下这种结论的原因很简单，如果这种秩序不是在精神层面上起作用，那又将如何助我们一臂之力呢？
因此，离开这种永恒的秩序就无法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而有了这种秩序我们就可以在过去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安全的地位。既然我们再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得不承认存在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那对这个世界的需求也在情理之中。但与此同时我们逐渐意识到人a 莱布尼兹正是由于这种清晰和适用性而青睐于古人。
类开始出现混乱，人类最终要到达的这个精神世界与直接存在形成尖锐对比。精神生活在一切面前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将所有复杂的关系通过一个整体表现出来，而人类生活则会落入个人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单独现象只是混合在一起，一方面事物自身的内在力量和欢愉就是行动的原动力，而另一方面自然的自我维持占主导作用，与精神力量相连以后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无限的自我主义。精神生活所要求的永恒性与人类对时间的严重依赖相违背，与所有现有现象运动不停的变化相违背，与个体的迅速消失相违背。在精神领域中，世界获得充实的内容和各种表现形式，从而达到精神自由的王国，而人类则处在看似精神空虚的状态中，在无限面前孤立无援。这种鲜明的对比又该怎么克服呢？
毫无疑问，首先需要做的是对生活的内在变革，是生活超越人类，达到精神境界的层次。事实上，一切着眼于整体并影响全人类的工作都能实现这种转变。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整体理解那些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的事物。然而这种转变，这种新立场并不能直接揭示出新生活的帷幕。夸大人类能力则会直接使所有精神都从人类立场上出发，并以最激烈的形式达到力量上的爆发，而这种夸大也会产生一个苍白无力、朦胧虚无的世界而使自己受到伤害。
人类的局限曾经给我们留下足够印记，我们不应该再次轻易地将现实建立在自我活动的基础上。我们为使精神超越时间而做出的努力想要得到有效支持，而这种支持恰恰来自历史。当然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历史，这只是一个未经虑过的整体，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将这个整体理解为纯理性领域，理解为纯精神生活的发展。但是这也并不排除在历史范畴内，对精神生活的某种揭
示正在发生，一种玄奥的历史正在扩散开来，精神历史开始逐渐与纯人类区分开。也许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正通过各个时代的演变慢慢向我们走来，这种生活完全能够使人类获得更深入发展。
这种精神生活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定时期，如经典时期，因为在这些时期某种超越纯时代和人类的事物会逐渐显现出来：在这些时期内真正伟大的因素并不会有某些特定思想和努力，与日常目标和观点相比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于是变革发生了，与之相伴的还有生活的精神来源，必然性的精神力量以及人类从单纯人类意义中的解放。当然没有与生活中其余部分的联系，不做多重准备，不参考其历史地位，这些都无法发生，然而组成基本实体的经典元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仅仅是现有元素的集合和发展：相反，它代表着持续和逆转，代表着向一个新阶段的转移，代表着赢得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建立起一种精神现实。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巨变和动荡，因此也要经历一番挣扎和痛苦。
先驱必然要做出牺牲，但是这种牺牲并不一定非要以流血形式发生。而且其最终所获得的外在认同绝不代表着人类地位上的完全胜利和转变，因为这种认同意味着退化到人类存在的低级层面，意味着要适应细微的人类感觉，从一定程度上说，并非这种认同只是部分认同，并非全部。这样从本质上说，这种对立面并不是被消除，只是被掩盖起来，在整体的历史中，真正的精神和纯人类生活行动仍然彼此对立。
独立精神生活不会只以独立的几点表现出来，这些点会彼此相连，最终在整体中结合在一起，这就带来极其复杂的局面和矛盾。
在人类世界中，所有形式的精神生活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因为他们都从各自特定的角度解决各自遇见的问题，而无法完全满足精神生活的整体需要，这个整体从人类本质的最深层基础上影响生活：最终会引起反抗运动并带来新发展。不仅如此，这不仅仅能产生新观点新的努力方向，还能不断扩大加深生活发展的进程：正是这种生活进程（与之相随的还有精神现实本身）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生活逐渐显露出来，而这些不仅仅是对相应现象做出反应的产物，而是现实力量所带来的启示——尽管这只是一种精神形式的现实，因此只能通过自我活动进行调整。
虽然这种精神生活的启示不能涵盖人类存在的宽度和广度，然而却能在精神领域中充分发挥作用，建立起一个能够满足生活甚至可以促进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也许那些落后于历史地位的能够一时唤起并影响人类，但最终会遇到更优越的对手，其自身不足也会逐渐暴露出来。这种历史地位既有负面作用也不乏正面影响：负面作用在于能够因为不足而排出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正面影响则在于能够提出新任务从而促进发展——这样，从整体上说，人类不会满足于没有精神深度以及基督教所赋予我们的道德性的生活，也不会不从历史的主题中脱离出来，更不会满足于现代世界所提供的内在无限。
因此从精神层面上说，历史中所包含的指示，要求一切可能性必须适时做出调整以使其转化成现实，只要精神元素在时代的需要下进入我们的存在，只要这种精神元素以本质形式，不受时间限制，因此以永恒的状态呈现，那这种转化就有实现的可能。当这种永恒因素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必须在其达到力量最高点、最本质状
态时紧紧抓住。历史因此不再是单纯时间的排序，时间上靠前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后面事件的预备阶段，数量也不仅仅具有自我价值，更成为一种不可磨灭的真理。于是超越复杂关系向整体努力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样历史变成逐渐揭示精神世界的过程，变成没有时间限制的当下，历史要求得到具有充实内容的精神生活，在历史中能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而在此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超越现时达到永恒，将精神历史从混乱的环境中分离出来。
然而这项使命要受制于一定条件。首先要求的是生活的深度应该超越直接存在，而且应该以超越单独个体的整体形式出现。事物不应束缚在特定的有形的来源中，而应从整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以确定的独特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含糊的普遍的形式展示自己。因此只有从内在达到统一才能在历史大潮中被认出来，才能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不仅如此，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也应该发展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现强大的自我集中，在人类历史中紧握自己的使命，抓住希望的关键和中心并积极筛选出超越时间之上的独立精神元素，同时还要在历史大潮中提升自己。为了辨别其他事物的特点，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自己，为了发现其他时代以及整个历史中的永恒元素，我们必须首先发掘自己。过去可以逐渐发展成为现在，但却永远不能取代现在，这一点无须再证明。
只要在历史运动中出现一场彻底的使命，只要在时代的变迁中朝着永恒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进步，那我们的整体生活观必将经历一场变革。我们现在不再在时间的大潮中随波逐流，相反，我们参与到对永恒真理的追求中，从而变得更从容更坚定。而根据历
史发展的规律，生活进程会一直要求更具体的形式，更充实的内容，精神生活自身也会以更确定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具体的人类本质及地位也会逐渐明朗：在所有的这些当中，一种更独特更恒久的精神存在逐渐发展起来。人类生活也因此建立起更坚实的基础，并逐渐超越纯运动的层面，即使处在不断运动当中也能感受自己并加强自己的本质。也许历史生活中的动荡不安会持续动摇最根本的基础并使人们将已经确保的事物再次视为问题所在，也许我们内心深处的永恒的事物会随着特定时期发生改变：但不管怎样，如果这预示着一场最根本的变革，那通过建立超越时间局限的精神世界，我们就能使生活的核心保持永恒，在我们的活动中维持这种元素，并将精神生活所暗示给我们的转变成现实就成为我们活动的首要任务。现在我们能够尝试着将历史中瞬间和永恒区分开并从永恒中获得精神意义上的当下。历史不再是一个有着自我满足的目标的整体，而仅仅是生活和存在的一个方面，只有在涉及永恒秩序时历史才具备这种精神内容和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永远也回不到旧的生活方式中，回不到认为能从单独努力中达到永恒并完全将其建立起来的时代：那份宁静和安憩已经成为历史离我们远去，支持已经逝去的过去就意味着否认现在。然而我们绝不需要向固定不变的现代娱乐屈服，不需使生活融入到单独时刻中，不需抛弃一切内在联系和整体。当我们与永恒真理世界的联系能够赋予生活以精神特征，能够通过本质的发展揭示生活，那我们就能在永恒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就能穿越时间不断前进最终到达永恒现实，在一切运动中获得永恒元素。这样过去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过去，过去也可以成为现在的一部分，这
种现在超越时间意义。
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科学必然具备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待历史现象，在现实见证并寻求永恒，在个体中着眼整体。举个例子，耶林关于罗马法则的精神性的伟大著作中向我们展示了对这种方法的全面理解：问题的中心“并非罗马人，而是法则，是那些在罗马进行研究例证的法则”，于是人们所承担的任务变成“从永恒和普遍中将现实和属于罗马的元素分离出来”。当然这种哲学观点只能作为艰巨的科学工作的终点，但是那些因为惧怕危险而持拒绝态度的人应该记住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所说的话，他们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没有神明的庙宇。新生活也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在个体生活中激起新活力新观点。从个人角度上看，存在只有在脱离独立精神生活并从一定程度上维持个体和精神整体的条件下才能超越一般现象。而一旦获得这种整体，并将时间转化成经验，我们就能在工作和命运中感受精神，我们也不会再形如阴影一般游离于世，更不会陷入精神和肉体毁灭的深渊，反而能在我们的内心扎根，发展并深化永恒元素，并将其转变成超越时间的现实。而这次过程中的主题一直都没变——保证生活以充实的内容，并建立起对抗瞬间深刻的坚实基础，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中存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永远参与到真正的个人生活中去，存在在爱与迷失，幸福与不幸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拥有精神力量的人才不屑于抱怨生活的短暂，因为正是能够超越这种短暂我们才能将生活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之上。歌德曾经说过：“人类一直再为过去的事情东奔西走，在考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上迷失自我，对此
我很遗憾。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使短暂的时刻成为永恒。”但丁曾经表示人活于世的使命就在于铭记，从上述角度上看，但丁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如果幸福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那它将不可毁灭，会永存于世影响人们的生活，会以现在的形式贯穿所有的不幸。
而且从这个角度出发，生活的自然阶段，不同时代并不会单纯的依次消失在人们面前，这些阶段不会完全自动消失，不会作为将来阶段的预备存在，每一个阶段都会从精神上影响生活进而影响整体。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喜悦的，真正的青春：这绝不仅仅是感性回忆，因为这种青春仍然是未来意义上的现在的一部分，是新生活的来源。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现世实体，一些深刻的中世纪思想家公平地认为人类应该站在时间和永恒的交界处，站在二者交会的水平面上并参与到二者中去。时间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然而生活能从多大程度上超越时间，获得超越时间的永恒取决于其所能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我们的存在是落入现世世界还是永恒范畴取决于我们自己。甚至是最热烈的刺激也无法满足精神内容，无法超越时间范畴，而对人类来说，所有的创造都是对无形关系网的接受和靠近。
很明显，我们拒绝这种逐渐衰落瓦解的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走向理性主义。当然，我们可以承认，如果必须在这二者中做出选择的话，那我们会倾向于理想主义，因为不管生活会变得多狭隘多片面，理性主义都代表者一种真实的个人生活以及为此作出的
努力和奋斗，而历史主义则满足于效仿外界生活而失去自我。然而不管怎样，我们距离理性主义生活千里之外，其言过其辞的力量意识误使它低估了自己的使命，没有认清直接存在与人类的真正深度之间的鸿沟导致其只得出直接理解而实际上却需要进行彻底的深化和变革。人们相信理性已经存在在人类生活领域中，而现在需要的就是解放，否则人类不会开始转向知识启蒙来获得人类救赎。将精神生活的本质视为是将存在上升到意识不仅远远超出理性主义自身之外，而且也是新时期的普遍错误，人们认为在我们周围以及我们内部起影响的（尽管以一种有限的模糊的方式进行）已经达到完全自由完全清晰的层次。这样的立场表明我们的生活观中对巨大困难和复杂局面的认识，当然还包括对生活过程的削弱，根据这种浮于表面的观点，生活过程根本没有任何深化的机会。然而如果精神生活不被视为是单纯的自然启发，而是一种有精神自由特征的新生活的本质，那局面则会大不相同。当然这确实会产生更紧张的气氛，然而另一方面历史要求的就是更深层次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无法将生活转变成纯理性的世界，但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发现某些理性的启示，并对此心满意足。
在生活中占首要位置的智力对真理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偏执，因此启蒙运动也并不认同历史主义。纯智力真理认为自身才是唯一真理，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不同事物无法同时出现，坚持当下的权力也就意味着否认过去。我们前面讨论的部分已经做出很清楚的说明，当智力涉足精神领域，当学说与观点，生活的发展与生活的复杂局面在历史的进程中结合到一起，当历史争端不仅在人们思想中，更在现实中爆发，那局面会彻底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是要获得超越时间的当下，并随之逆转生活。历史只有在这个当下才能超越单纯的经院调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使“变成”的无限扩张以及历史观的扩散不会导致相对主义的爆发并带来其他破坏影响。这种观点不仅能使所有既有实物与世界构成相连，与所有进化论观点下的有机生命相连，而且还延伸到无生命自然的最基本过程中，因为即使是在物理世界中，事物也在很大程度上按照一定次序进行，而不会任意逆转。现在被理解为时间长链上的最后一环，因此人类存在逐渐明朗，在人类发展道路上，过去被认为一成不变的内在的因素现在成为无常的，而且人类从心理本质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处时代的特征（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类型的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生活开启了无限的财富，而我们对这种财富也有了越来越精确的理解a。所有这些都可能被认为是我们视野的扩a 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及的是狄尔泰对不同国家的人的出色描述，兰普雷希特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不应被遗忘。在诸多学者中，R。贝尔沃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今心理地位的问题，请参见《现代思想的心理因素》（心理学研究协会出版）。然而很久以来，人类独立依赖于所处的时代的问题一直占据着人们的思想，这种状况甚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这种冲突逐渐明朗的时候。由于我们无法继续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在此我们截取瓦尔赫的《心理学词典》中第2377页《礼貌》一文的描述：“现在由于这种变化（及传统习惯的变化）潜移默化的发生，我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直到这种变化完成，这样的习惯在这个时代逐渐流行，于是这些习惯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属于这个特定时代。一些人试图创造一个天才的时代来知道人们的思想，并根据时代改变人们的习惯。巴克利就持这种态度，在《约翰·巴克利图标的感觉》（1614年，第505页）中，他表示过类似态度。跟他达成共识的是《德国废弃的士兵》的匿名作者以及发表了题为《世界天才》（巴黎，1663年，第12页）一书的作者佩特·福米尔纳斯。”
大，从特定时代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而受到人们的追捧，然而如果没有见识的基础适应这种扩大，也没有时间上的增长以加强这种永恒性，那对知识的获取也可能导致在生活中有所损失，历史必然维持在次要位置上：永远不可能前进到首位。这么看的话，很明显我们的存在领域与理性主义者以及建设性历史哲学家相比更不完整。但是我们有为什么能这么肯定我们自己在整个生命的循环中已经功德圆满了呢？如果现实不断扩大，人类因此而相应衰退，如果生活因为更简单而得到深化，那从更谦虚的意义上讲，这难道不是一种缺陷吗？
附录：“现代”的概念
“现代”的概念不断演变，分化人们的思想，以至于对其的讨论及解释势在必行。首先这个词语的历史需要作出解释，因为即使这个概念上没有误解，其意义也处在模糊不确定的状态。
而与“现代”这个词相关的实际问题自然要追溯到它的形成历史上。不管什么时候，想要表达当时的特征性质就必然寻找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a。然而在“现代”上，似乎这是一个永恒的表达，也值得我们追寻其发展踪迹做更细致的研究。这个词在人们由于内心意识的选择而发生分化后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起来：新时代的人会称自己是“现代”，以表达自己与恪守陈规的老一代人的优越性，而后者则从责备的意义上将这个词用在那些缺乏坚定性和忠诚型，盲目追寻一时流行说法的人身上。这a 因此亚里士多德一直在不断使用这个词，用来指代当时的柏拉图主义者。
个词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斗争达到特殊高度，矛盾由此产生的特殊时刻。
这种表达出现在古文明世界与中世纪的转换时期，6世纪时期的语法学家普利斯蒂安及西奥多里克的官员卡西多利乌斯使用。而在随后几个世纪中也会偶尔出现a。11世纪结束以后，这个词作为一个党派术语在逻辑斗争中被使用：用来代表名义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否认思维概念的客观现实的人。但是其他人也被称为“现代人”，如当时的学者们都是“现代人”b。在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以后这个词获得更重要的意义和更精确的应用，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尤其是伟大的道明会成员们，如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现在是所有反现代运动的中心人物）在自己的学说中应用这个词以与深受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影响的方济会学派思维模式形成鲜明对比c，而反对这种“现代”思想的人则指责其是泛滥神学，有辩证思考和琐碎的讨论d。后来现代性的概念以及这个词本身都发展到奥卡姆及其学说当中去，“奥卡姆的学说仍然以‘现代’理论为主，一直到路德时期”e，而路德自己也承认自己坚持现代学说。然而这个词还有别的意义：群体生活中a 在《历史政治闲谈》中的一篇文章提到了本尼迪特斯·艾维尼斯修道院长的一封信（写于800年至821年间），信中写了相关内容。
b 在此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参见普兰特的作品。
c 罗吉尔·培根将亚历山大黑尔斯和艾伯特称为两个伟大的现代文明（见西贝尔格所著的《烦琐哲学》《赫尔佐格百科全书》）。
d 教廷使节马丁四世在煽动并几乎毁掉巴黎大学的运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提到现代好奇心时持反对态度。
e 请参见西贝尔格，《赫尔佐格百科全书》，第3版，第279页。
的人代表着一种虔诚的文明，这种虔诚，包括其外在表现形式，都将重点放在其“内在性”上；约翰内斯·巴斯的作品就以《现代化起源》为题a。
中世纪逐渐消退，随后文艺复兴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然而在人们的思想完全清醒并完全理解这些词的确切含义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从文艺复兴的角度看，“现代”并不意味着与古文明世界相对立的新式文明，而仅仅是一种看待古文明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
而与此同时，中世纪的词汇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困惑。这一点可以从信件的内容上明显看出来b。然而到了17世纪以后，现代世界越是赢得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当代学者就越是在时代的逼迫下将属于自己时代的元素与之前时代区分开，人类历史因此出现排列和分化，这个时代也因此而不同与过去。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法国文学高峰期的影响，从而是这个时代有了不同以往并优于以往时代的意识，这样就产生了“古代”
与“现代”二者之间的鲜明对比。佩罗的名著《古代与现代并行》
将这两种表达方式视为既有的、固定的，这本书具有充斥着17世纪后半期的自我意识特点。一旦这种对比建立起来，那距离研究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独特本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们很清楚这a 请参见古斯塔夫的文章《共同生活在德国的兄弟》，《德国历史》1905年6月，第244—245页。
b 在这里，现代有时也单纯指“新”。而其源于不同逻辑学派相争的就含义同样保留了下来。但是一般来讲，它指的是遵循人们新的思维模式，如现代主义诗人、现代艺术形式等，但是并不常用。
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发展，尤其是席勒在考虑对这些概念做更精确定义从而进行彻底完全研究时的想法。
另外，现代在定义自己时还需要考虑到与中世纪形成对比，而为了这个目标，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在中世纪构筑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很晚才出现在人们面前。
关于这一点，伯恩汉姆曾经说过：“尽管偶尔受到攻击，但是传统的束缚仍然持续很长时间。即使是这样，像查尔斯五世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司雷丹将他的编年体成为四君主政体，虽然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有过多次暗示，但是他仍然坚信会持续下去，因为根据丹尼尔的预言，出现第五个统治全球的君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7世纪首先见证了对各种物质用途的实际排列，一方面，语言学家和作家们首先感觉到有必要寻求确定的表达以明确区分经典时期和中世纪时期语言与文学的不同；另一方面，还有后者与文艺复兴后兴起的文学文化之间的区别。
于是从奥古斯都或安东尼时期一直到15世纪，文学界出现了诸如media oetas或medium oevum的表达，德国哈雷的克里斯托弗·塞勒里斯教授将这种分化模式引入到普遍历史领域以及自己的著作中：一直以来，古代史指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前的时期（他详细解释道，这一时期直到奥古斯都时期还没有结束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内外力量强大，远远超过奥古斯都）；而中世纪时期则指的是从那以后一直到土耳其人贡献君士坦丁堡，新时期则指的是攻陷后一段时间。这种分法获
得人们的广泛认可，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反对之声a。因此“现代”这个词的定义也与中世纪密不可分。追寻这个词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必然会将我们带入无尽的讨论中，而这也绝不是我们在本书中的任务。我们已经了解很多了：实际上“现代”这个词的历史要远比我们想象久远，而且这个词也有丰富的含义。
说完这种表达的发展历史，现在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本身。当前时刻的最终起源以及以“现代”这个词为中心而展开的斗争其实都很简单：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新事物出现，还包括旧事物的保留和维持。实际上，如果我们以为重新开始而与旧事物成就于不顾，如果我们不适时利用有利工具，采取便利路径，如果我们付诸努力进行意识活动而得到的成果没有随之转化成无意识的习惯性形式融入生活中，那我们的发展进程将是极其缓慢的，而我们也不会再有更多自由时间向前进步。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哲学来说，概念和术语的累积有多重要啊，它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性。
但是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只要将自身提升至瞬时变化的层面之上，拒绝一切改变，那人类所获得的普遍真理及精神内容就a 这个问题是如何逐渐解决的，以及直到今天它引起多少斗争，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乔治在1907年1月15日的《两世界月刊》中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比利时重要历史学家戈德弗鲁·瓦库尔特进行评述，在法国学界对“中世纪”这个词的态度上，文中也有自己的见解。瓦库尔特本人强烈反对“中世纪”这个概念，他希望能确保一种主要分支受到人们的认可——基督教；因此在他的力作《现代文明的起源》（1898年，第三版）中他将“中世纪”视为现代世界的开始。
能够赢得人们的信奉和忠诚，只要我们拥有真理，我们就能够经历时间的转换达到永恒。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才有了下面这种说法：
事实是春长，
有高尚的精神做连接：
古老的真理，啊！
（事实早已被发现，
崇高的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
古老的真理—现在，快抓住它！）
这正是对古文明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在我们的工作中紧密联系起来，避免分离a。
但是现代的支持者有自己的观点。精神内容不能像外在事物那样轻易地从一个时代传达到另一个时代，他们要求不断认可不断更新，而在这种传达过程中发生某些更改在所难免。即使是外在状态保持一致，某些单独部分的内容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也会很容易发生改变，人们会看到旧事物的新方面并将重点放在同一事物的不同部分。不仅如此，一旦事物的某些新方面暴露在人们眼前，新问题就会随之而来，而如果人们不从内a 在哲学领域中会萌生永恒的哲学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在经院哲学中已经存在已久，著有《常年理念》（1542）的阿格斯诺·斯特考强烈支持这种观点。莱布尼兹在自己的观点中也采纳这种说法，但是由于他主要支持不断进化的观点，因此这种说法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德伦堡再次特别支持哲学工作的稳定性，他说：“对于哲学来说，除非能获得永恒性，否则将无法重新恢复到古代时的地位，而要获得这种永恒性就要向其他科学一样发展，持续进化，从历史角度解决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而不是遇到问题就重新开始，在个人思想中再次遇到瓶颈而停滞。”（《逻辑研究》前言，第二版）
在上做相应的进步，这些新问题就会很难解决。文明变得精疲力竭，而新种群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特征。难道精神生活应该维持在事不关己的位置上吗？难道传统生活真的就建立在毋庸置疑的真理之上，而既定路径一定能指引我们通向我们的目标吗？
不，到底有没有一种真正的生活能够不受个人决策的干扰，有没有不经历怀疑和挣扎，不经历变革和重塑就能做出的个人决定呢？
也许这种变革首先必须发生在一个毋庸置疑的世界中，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人们觉察出来。但是，随后就会出现一个转机，气氛越来越紧张，脱离旧世界从而获得新生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在这个转折点，精神上的自我维持迫切要求与传统分裂并直接从当下出发进行创造。历史经验自己就能告诉我们这种变革是否必要，什么时候必要；然而对于一个清醒公平的思想来说，这一点不言自明。这种变革（也许是我们所知的最激烈的）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而出现在人们面前，并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而改革和新科学也可以带动这种变革。现代世界的宗教生活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独立基础，没有一种上升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发展自己的力量和内在性，而对于一门新科学来说，有着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支，少了这种基础和力量就更不可能从经院哲学中解脱出来获得发展。人类生活想要不管更新，不断深化，既要具备连续性也要有间歇性。而在这些新运动问题上，关键点就在于他们是由精神必然性所驱使和控制的，还是人类自身追求改变的结果。
不可否认，很多变革都来自精神必然性的驱使。在人类存在
中，尤其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一点都可以得到印证，也许人们已经对旧有事物感到主观厌烦倦怠，也许就是单纯的渴望改变，尤其是在行为方式的问题上。这样，不同时期之间的差异逐渐加大，一些时期满足于按部就班的遵循旧路子平稳发展，而另一些时期则显得骚动不安，他们不满于现有一切状况，而对新事物表现的格外倾心。这种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与精神生活的状况密切相关，不安情绪代表着内在需要与外在占有之间的差距，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易于渴望改变，渴望追求新事物新刺激，事物因为陈旧所以被抛弃，新事物则因为新而受到人们的追捧。因此我们必须我们在真假现代性的问题上一定要擦亮双眼自己辨别。
有的现代性中存在着精神必需性，而有的则只是人类反复无常的兴致与情绪的表达：这两种现代性所带来的影响和前景截然不同。如果一场运动只是人类渴求改变的结果，只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那他们可能会在生活表面上掀起轩然大波，而绝不会触及生活的本质，不会赢得任何积极创造性力量，随着这种情绪的平静和消逝，这种变化随之减弱褪去；而这种使人们在不同极端间来回游走的巨变最终会带来严重伤害，热衷这种现代性最终会带给人们以及整个时代无尽的悲哀和苦难。
然而如果真正的现代性在历史生活中引起一场运动，保证真理内容受到人们的认可，那将是另一番景象：这种现代性受内在必然性的驱动，这种敏锐的力量不会受到任何因素的抵挡，真正的现代性拥有非凡的力量，分散孤立的事物开始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集聚：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也会占据着新的思维模式，
占据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这种精神会扩散到每一个角落，甚至对反对者也产生积极影响，在这种运动面前，即使是根深蒂固的意见，甚至是自私的想法也会黯然失色。然而当事物浮现在表面时，困难随之产生，真实和虚伪彼此交错，难分难解。一些人认为自己不仅能够摒弃肤浅的现代性，更能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而还有一些人以真正的进步思想为借口，最终成为无常兴致和情绪的牺牲品。旧事物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所支持的不可违背的秩序，而新事物的支持者则将自己视为解放的代表，前者宣扬道德，后者则是精神和优越性，前者保卫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后者则是个体利益。但是事物自身同时存在着辩证性，旧事物都是从新事物演变过来的，甚至托马斯·阿奎那也曾经被认为是“现代”的代表！那些新事物也总有一天会老去，并在新事物面前尽力维持自己的地位。今天的那些现代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因为他们处在与旧事物相对立的位置。在取胜的那一刻，这种优势就会立刻消失，新运动随之占据上风。
这种斗争所产生的复杂局面会在今天的生活中呈现出一股特殊力量。一方面，新事物首先是一种强大的世界性力量，在这股力量面前是各种抵抗，罗马体系名义上是天主教的代表，实际上却可以将天主教排斥在外，因为这个体系集中全力将人类运动引向特定的渠道，这样就使运动永远维持在中世纪框架内。另一方面，一种肤浅的现代性逐渐扩散开并受到文明生活的全力支持。生活步伐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城市和世界大都会，那些缺乏自信、悄然无声的必然不会受到人们的
倾听，人们只会关注那些激动人心的，从未听闻的新事物，那些不被自认为有教养的人所忽视的创新力量。新事物之所以受重视只因为他们是新的，不管自身有多空虚有多愚蠢。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厌倦生活中的那些真诚深刻的元素，不管对错，只要大胆说不，我们就会鼓掌欢迎，我们会对那些扭曲的虚假文明，我们逐渐变成半教育人民，试图主宰人类的精神运动并以此判断善恶，辨别真假。
真正现代性无法在人类生活中取得进步，除非它以最激烈的形式从肤浅现代性中脱离出来并作出反抗，只有打败虚假现代性才能保证真正文明的权力不受侵犯。我们所做调查的整个过程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不可能悄无声息地遵从传统发展道路，而必然会通过调整并深化生活探寻新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因循守旧只能一事无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持独立并为努力向上发展的精神必然性开辟道路，这样才能获得永恒的真理并抓住当下所给予我们的礼物，新与旧才能并肩前行，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