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广岛前的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遭遇很多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四人帮”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三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副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呻吟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江青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分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作“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好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一个用紫菜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崇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消息。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原子弹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8日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能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3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去，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原子弹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西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