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绝非玩笑之语。图书馆的墙壁确实已经出现了技术问题。当时，牛津本身正经历着彼得·德鲁克所称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次伟大的工业革命”（大学城于 1844 年开通铁路——工业网络最具体的体现）带来的剧变，但丁·加百列·罗塞蒂与其前拉斐尔派的朋友 9 们［包括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在创作这些壁画之时，这些浪漫主义革命画家将亚瑟 王 的 神 话 法 庭 带 回 到 1857 年 至 1859 年 的 这 七 幅 壁 画 之中。10
起初，这些画家只是一群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生自觉形成的业余团体，并无正式组织。遵循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称的“第一次先锋派艺术运动”，11 前拉斐尔派艺术家们承担了牛津辩论社图书馆的装饰工作，作为其社会艺术的实践活动。罗塞蒂注意到伍德华德所设计的这个十边形房间“四壁空空”，12他召集了一群学生朋友，按照阿佛烈·丁尼生 1845 年的《国王叙事诗》（一部讴歌亚瑟王及其法庭所处的骑士年代的叙事诗作品）中的场景对图书馆墙壁加以装饰。
“是的，我很向往那里——色彩、兴奋、权力和自由。”丁尼生 1845 年的诗作对工业化以前的世界如是说。十九世纪中期，那是新工业网络对固定的传统社群生活产生剧烈撼动的时期，《国王叙事诗》对罗塞蒂及其牛津大学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浪漫主义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对过去的时光有着不舍的怀念，前拉斐尔派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却出奇矛盾。一方面，受丁尼生、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及 威 廉· 华 兹 华 斯（William Wordsworth）等十九世纪中期诗人作家哥特式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满于工业革命残酷的个人主义本质，怀念艺术历史学家 E。 H。 冈布里奇所谓的“中世纪精神”。13 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 A。 N。 威尔逊（A。 N。 Wilson）所注，“这些年轻的画匠决心批判时代精神”，用他们的哥特式美术“复活社会”。14 但是，他们又心生对中世纪单一社群的怀念——有点类似于马歇尔·麦克卢汉对原始社会口头文化的理想化讴歌，或如克莱·舍基与罗伯特·帕特南对二十世纪前期社群生活民主分享制的浪漫化再现，这种怀念对过去的历史（即使有）几乎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正如劳伦斯·德斯卡斯（Laurence des Cars）在其对前拉斐尔派的研究中所注，退回到过去的理想化图景，只是“以浪漫主义与骑士精神替代现代生活真实经历的一种方式”。15不过，前拉斐尔派也有某种信仰成分，或许正如麦克卢汉信徒对技术力量的虔诚信仰帮助他们准确表现世界，从而使其创造性工作平民化。根据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所言，他们革命艺术的“口号”是对西方艺术的腐朽进行“净化、简化、仿古”，16 并回归到十六世纪前期文艺复兴艺术家拉斐尔再现其典型画作的清纯年代。对前拉斐尔派画家而言，“上帝存在于其艺术的细节之中”。基于此，他们采用了被休斯称为“在潮湿的白底上用透明色料作画”17 的“技术性虚构”，“用树脂系涂料混合颜料作画以使色泽鲜艳”，18 实现了对光与色之效果的夸张，在其作品中“创造出直接沐于阳光之下的灿烂”。19 前拉斐尔派既借用极具创新性的现代技术作画，同时又对曾经存在或从未存在的过去进行浪漫化。于是，罗塞蒂所作的《兰斯洛特的圣杯幻象》——作为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到托马斯·马洛礼（Sir Thomas Mallory）（译者注：《亚瑟王之死》的作者）到阿佛烈·丁尼生到菲利普·罗斯戴尔的西方肖像榜上，完全不可能与不可能完美之事物的长期象征——成为壁画中最耀眼的一幅或许就是必然了。
起先，伍德华德所建的辩论社大楼的墙壁上，前拉斐尔派的社会艺术作品被视为一项成功的创举，也被视为丁尼生诗作的辉煌体现。“牛津悠长的历史中从未有过这种情景，群体与个性相结合，集中致力于一项共同任务。”牛津辩论社一位历史学家写道。20 如简·莫里斯所注，它是“牛津最为著名的前拉斐尔派作品”。21 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罗塞蒂的《兰斯洛特圣杯幻象》“在色彩上已堪称世间最好”，而一位同时代的评论家对其色彩的描述是：“如此绚丽，墙壁也仿佛成为了泥金写本的页边留白。”22然而，开源艺术，如同开源书籍、电影或革命，毫无实际作用——并非现在，并非将来，当然亦非工业的十九世纪中期。
瞧瞧罗塞蒂和他的年轻朋友们——他们热爱集体艺术创作，但那只是一个资金短缺、尚无正式组织的倡议行动，缺乏一致的领导或总体规划。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前拉斐尔派借助技术提升其作品的可视性——未能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以防止其作品色漆退蚀。
到 1858 年，壁画明显出现褪色现象，行将消失。“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当即涂白；如能实施，我很高兴。”但丁·加百列·罗塞蒂当年这样说道，显然已对这项创作兴趣索然。23 于是，这些在辩论社图书馆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的前拉斐尔派的壁画，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尽管采取各种昂贵的恢复措施，）渐渐地已多剥蚀若隐若现了。24 但因其模糊难辨，反而更名声显赫。
但是“第二人生”的创造者菲利普·罗斯戴尔对此一无所知。他所能见到的只是模糊难辨的图画以及失其艺术图画的墙壁。在这位透明性先驱者心中，墙壁遇到了技术问题。它们已不能承载所担负的信息。它们的操作系统出故障了。
“所以，这证明我是对的。”他说，“互联网记得我们登录之后的每一件事，而这座老旧的图书馆只会淡忘。”
“那么，记得每一件事有什么价值呢？”我无力地笑着问道。
罗斯戴尔也笑了。但他是迷茫地笑着，充盈着前拉斐尔派的鲜明色彩。“记得每一件事，就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他告诉我，“将全人类联合在一起。”
“联合全人类？”我举起酒杯揶揄致意，“我曾听说过。历史重演了，嗯？”
罗斯戴尔也举起他的香槟杯。“噢，不。这次不是。”他与我碰着杯说道，“这次不同。”
但是，罗斯戴尔错了。这次并没有任何不同。瞧瞧，圣杯就是圣杯，无论是在前拉斐尔派的社会艺术作品中，还是在网络形象聚集的透明 3D 世界，抑或是在联合人类的全球社交网络。目前，联合全人类在我们的大暴露主义时代，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大展览时代一样，只是个幻想。
不，这次“不会”不同。要问为什么，来听听“童话”国度里善良的王子实现其联合全人类宏愿的悲伤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