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数字革命也促成了经济格局的另一项结构性大转变——从 IBM、洛克希德和通用电气等巨头所主宰的工业经济到一个更加个体化经济的过渡。二十世纪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促进了这种个体化经济的形成。他认为这种变革对经济、社会和历史的重大意义与十九世纪的工业大革命不相上下。
“我们还不能确定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仍在经历痛苦的过渡期。”德鲁克在 2001 年的春天这样写道，“但是，与大部分人想法相反的是，这个过渡期与我们在十九世纪所经历的两个过渡期极为相似：第一个过渡期发生在铁路、邮政服务、电报机、摄影术、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投资银行业务出现之后的 30 年代和 40 年代，第二个过渡期发生在炼钢、电灯/ 电力、合成有机化学品、缝纫机 / 洗衣机、集中供热、地铁、电梯和带电梯的公寓楼、办公楼和摩天大楼、电话机、打字机、现代办公、商业公司以及商业银行业务相继诞生后的 70 年代和80 年代。”17
德鲁克把从工业生产的贸易型经济到信息交换型经济的大转变，描述为“重心”从制造商或分销商到“顾客”的转移。18德鲁克表示：未来将是一个“自由市场”，“信息流动将超越贸易”。19 这个日益数字化的全新信息经济中的关键制造商，比如Facebook、Linkedin、Google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网络，正是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笔下那些自雇、自主的知识工作者所组成的“自由工作者国度”。20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发生的大部分深刻社会经济变革中，大型工业公司的“组织人”已变成了平克所描述的新“品种”知识工作者，比如 @scobleizer 和 @quixotic。 因 此， 史 龙· 威 尔 森（Sloan Wilson）笔下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也已变成了自由流动、为自己工作的“知识”或“信息”工作者，而且其创造和发明异常符合这个以不停息的个人流动以及创造性的经济破坏为特点的全球化市场。
最有先见之明的知识经济评论家之一赛斯·高汀（SethGodin）在 2011 年 2 月的 TechCrunchTV 访谈节目上这样告诉我：“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工业时代就已经结束了。”21 高汀称熊彼特式的创新经济是不断创新的个人之间爆发的达尔文式生存之战。在 2010 年出版的《做不可替代的人》一书，关于在竞争型声望经济中保持我们的“不可替代性”，22 高汀认为“中庸已是过去式”。其他人的理解则更为直接。休·麦克劳德（HughMacLeod）的《要么拯救世界，要么滚回家》被《华尔街日报》
评为“关于不墨守成规的最畅销手册”。23 加里·维纳查克（GaryVaynerchuk）是社交媒体上最成功的自我推销大师之一，在Twitter 上的身份是 @garyvee，拥有 100 多万关注者。他在《我用博客赚了 6000 万》一书中告诉我们，如何“利用激情来赚钱”，如何在全球创新经济中保持自己的不可替代性。24“我们已经满足了市场，这个市场是我们的。”丹尼尔·平克如此评论后工业时代的“自我经济”，“自我经济”是一种极适合日益个体化以及自我推销的数字精英们所奉行的波希米亚文化的工作环境。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
已被自我发明和再创造的个人奋斗者所替代。借用雷德·霍夫曼 2012 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25《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将这个世界描述为“你的创业”；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我们所有人都是永远的创业者。26 在这个竞争超级激烈的二十一世纪，胜利将属于那些再创造的大师——比如 AOL 主编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博客明星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分别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辩论队的队长）之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个人——他们均已成功重塑了他们的身份，使之迎合全球文化和政治中的每一道迂回和曲折。
恰如在“夏日之恋”之中一样，当社会变得更加原子化、更加竞争化，社交狂欢的花朵在信徒之间更加盛放了。硅谷口才最好的自由论集体主义者凯文·凯利，在他于 1995 出版的《失控》27 一书中，对此作了最好的总结。他将互联网介绍成一个由全新数字互联社会秩序中的“巢灵”所控制的“后福特主义经济秩序”。28
约翰·佩里·巴洛有关数字革命的见解对凯利的超验社群主义作出了回应。“网络空间开放之后，人类正在经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这位“感恩至死乐队”作词人写道，“在虚拟世界，我们栖居于信息之中。实际上，我们已成为了信息。思想被表达，肉体成为字句。这实在太诡异了。”29
这种社交超验主义“实在太诡异”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凯利和巴洛不是这种救世主式浪漫主义的唯一兜售者。经过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30 以及加拿大新媒体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等思想家的努力，硅谷社交所崇拜的数字版本开始进一步流行起来。其中，麦克卢汉在《古登堡星系》（1962 年）和《理解媒介》（1964 年）中所提出的关于网络空间将所有人类联合在一个“地球村”中的观点，已成为了像马克·扎克伯格这类硅谷社交网络创业者们的核心信仰。
于是，大卫·柯克帕特里克在《Facebook 效应》一书中指出，对于一家拥有近十亿成员并且即将实现麦克卢汉的“联合整个地球的通用沟通平台”31 这一设想的公司，麦克卢汉这位加拿大新媒体大师绝对是个“宠儿”。
关于麦克卢汉对科技的拥护，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对假想式过往的怀念。“是的，我很向往那里”，麦克卢汉要表达的是远古社会，“色彩、兴奋、权力和自由”。因此，对于麦克卢汉，与其他数字社群主义者一样，历史的最终结局就是回到遥远的过去。这里隐藏着这位新媒体大师对科技的价值观。这是一台关于过去的时光机——回到过去而不是奔向未来。
正如詹姆斯·格莱克在《信息》一书中所指出的，麦克卢汉“为新电气时代欢呼的原因不是源于它的新奇，而是因为它对人类创造力根源的回归”。32 他看到了信息技术的价值是可以“倒转磁带”并带领我们回到现代化之前口头文化的“部落网”。
因此，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比如马克·扎克伯格）的科技未来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已失去天堂的怀旧之情。
这就是为什么迈克·马隆给出了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对未来的怀旧，是硅谷对这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