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天正值工业时代的黄昏向数字时代的黎明跨越的时刻，边沁的简单建筑概念再度回归。但历史从来不会自行重演，至少不是完全一致的重演。今天，就像“网络”从非个人数据的平台演化为互联网一样，边沁的工业监察室状态随着冰冷数字的扭曲而再次出现了。从监察室到互联网，曾经被看做是监狱的东西如今被当做游乐场来看待；过去认为是痛苦的在今天反倒变成了快乐的。
大展览的模拟时代正在被大暴露主义的数字时代所取代。
那个简单建筑在今天的化身就是互联网——一张始终在扩张的网络之网，包括个人电脑万维网、像我的黑莓勇士机之类的手持便携网络设备和其他如联网电视等“智能”社会产品 12、游戏控制器 13 以及“联网汽车”14 等各种世界性网络——地球上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已在此定居。与原来由砖块和砂浆堆砌的监察室相比，这个快速扩张的全球网络，已拥有二十亿个数字联线的灵魂以及超过五十亿台联线设备，它能容纳无穷多的房间。这是一幅全球自我肖像，在杰里米·边沁描绘出监察室两个多世纪之后 15 的今天，终于实现了边沁让人类永远被监察观看的功利主义梦想。
这个数字建筑——纽约大学社会传媒学者克莱·舍基（ClayShirky）用“结缔组织”16 表示，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称是新“地球神经系统”17——设计出来将人们都变成展览狂的，把自己永远陈列在网络化的水晶宫中。而且用舍基的话说，今天极度透明的在线社群时代，如 Twitter 和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互联网的“默认”设置，18 它将数字技术从一个工具转化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日益核心的一部分。
但这原本可以是杰里米·边沁编导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一个版本。正如维基解密创始人、自封为透明度沙皇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所说，今天的互联网是“这个世界迄今最伟大的间谍设备”，19 并且，Facebook 已成为“世界上有关人以及人的关系、姓名、住址、位置、通信以及亲属成员等最全面的数据库，全都存放在美国境内，随时供美国情报机构获取”。20但 并 非 只 有 Facebook 在 建 立 人 类 的 主 数 据 库。 就 像 克莱· 舍 基 所 言， 如 Foursquare、Facebook Places、 谷 歌 纵 横（Google Latitude）、Plancast 以 及 Hotlist 之 类 的 流 行 地 理 位 置服务，21 让我们能够“有效地看穿墙壁”并知道所有朋友的准确位置，这样的服务使人类社会更为“易读”，因而使所有人都被他人阅读这样的幻想也成为可能，“就像一本书”，22 当然，用的是绝佳的监察室方式。所以说，舍基在纽约大学的同事凯蒂·罗尔夫（Katie Rolphe）已经看到，“Facebook 是我们都参与写作的一部小说”。23
社交媒体不仅仅是所有人都参与写作的一部忏悔小说，它还被集体发布，以供其他所有人阅读。我们都在成为维基解密者，虽然名声可能没那么糟，但与朱利安·阿桑奇的颠覆性相比却一点也不差。我们解开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之密，更是其他人的当下之密。古老的大众行业、名人文化，由于Facebook、LinkedIn 和 Twitter 等社交网络的原因，已经变得本末倒置，以致名流被平民化，而我们却在把自己彻底打造成为自封的“名人”，甚至发展到用 YouCeleb 这样的在线服务把自己的穿戴打扮成二十世纪大众传媒明星。24
因此，舍基所谓“自产的”易读性有很大的提高，从而使这个社会像一本已经打开的书那么容易阅读。25 在今天的社会，用杰里米·边沁的话来说，我们正在成为自己的群体肖像。当代这种自我表现的狂热，被两位美国前沿心理学家珍·温格（Jean Twenge）博士和基斯·坎贝尔（Keith Campbell）博士描述为“自恋症”26——这两位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被人们想不断向世界制造声望的需求所驱动的自我宣传的疯狂。硅谷的精神病专家伊莱亚斯·阿布贾德（Elias Aboujaoude）博士与温格和坎贝尔持相同的悲观主义态度，在其 2011 年出版的《虚拟的你》一书中，描绘出了“自恋的在线纳喀索斯”。阿布贾德博士认为，互联网为自恋狂们制造了一个“重新爱上自己”的机会，从而创造出一个充满无尽“自我推销”与“肤浅网上关系” 的在线世界。27
许多作家也都持有与阿布贾德一样的担忧。文化历史学家尼尔·加布勒（Neal Gabler）说，我们都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信息自恋狂”，对“自身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28 畅销书作家内尔·斯特劳斯（Neil Strauss）也认为，社交网络文化迎合了我们的“自尊需要”，告诉我们如何去“扩大粉丝”。29备受称赞的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也有同感，他认为产品就像我们的黑莓勇士机一样，是“自恋的大联盟和引擎”。弗兰岑进一步解释说，这类小玩意的设计就是为了迎合我们想要被“赞”和“我们表现不错”的幻想的。因此，其中的技术只不过是“自恋的自我的延伸。当我们在 Web 2.0时代盯着屏幕看时，我们其实只是在凝视自己。这就是一个大大的死循环。我们喜欢镜子，而镜子也喜欢我们”。30 弗兰岑说：“交一个朋友只不过是把这个人放进自己私人的吹捧镜，陈列大堂而已。”31
我们广播自己，故我们（不）在。
关于这种大暴露主义的死循环，温格、坎贝尔、阿布贾德、斯特劳斯以及弗兰岑的说法都没错——一种想引他人注意的经济，恰好迎合了社交人士崇拜的无限制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主张。将自我公开展览在一个联机窥镜内，《新亚特兰蒂斯》高级编辑克里丝汀·罗森（Christine Rosen）认为是种“新自恋”，32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则称之为“绝望的青少年自恋”。33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事情——从通信、商业和文化，到游戏、政府以及赌博——都将走向社交网络。正如大卫·布鲁克斯和多赛特在《纽约时报》的同僚说的，“‘成就’将按照吸引注意的能力重新定义”。34 作为个体，我们在网上做的，似乎就是与我们成千上万个在线朋友分享我们的声望、我们的旅行路线、我们的战争计划、我们的专业资质、我们的病史、我们的忏悔、我们上一顿饭的照片，当然还有我们的性习惯，甚至我们准确的所处位置。网络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透明的情爱大集会，里面充满了纵情的过度共享，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曲永不停止的数字版《夏日之恋》。
就像网络本身，我们的忏悔也是全球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一个任何人都能进入的透明网络上坦露自己最为私密的想法。就在 2011 年 5 月，中国大投资商、亿万巨富王功权，因为情妇而离开妻子时，他在号称中国版 Twitter、有着 1亿 4 千万用户的新浪微博上写道：“各位亲友，各位同事，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感谢大家多年的关怀和帮助，祝大家幸福！没法面对大家的期盼和信任，也没法和大家解释，也不好意思，故不告而别。叩请宽恕！功权鞠躬！”35 王功权的坦白像病毒一样爆发。二十四小时之内，他的微博被其同样是亿万富翁的最亲密、也最具影响力的朋友们公开转发评论了 6 万次，纷纷恳求他回到妻子的身边。
这种情爱大集会真可谓公共现象。作家斯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将之称赞为“电影《楚门的世界》（另译《真人秀》）的网络版，一个我们都在扮演真人楚门的地方”。36 约翰逊提倡过度共享，他的 Twitter 账号 @stevenberlinjohnson 拥有 150 万粉丝。互联网社交与其说这是一场“真人秀”，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过度共享的流行病，就其对不朽的执着，还可以加一个“生者与死者”的副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