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未来曾属于数字计算机。和机械式计算装置一样，模拟计算机在杰里米·边沁死后那年曾经出现过，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于1833 年（杰里米·边沁尸体首次公开露面的那一年）构思出“差分机”，并对其不断改进，直至巴贝奇于 1871 年去世。到了下一个世纪，模拟计算机技术开始成熟（请原谅我将这一百年之间极其复杂的科学、数学和技术进步压缩成短短的一句话），18但由于这些机器耗电惊人、体积庞大、发热严重，因此它们的运转一直受到限制。是什么解决了这些棘手的问题，并将机械式计算机从一项技术神奇地转变成当代社交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而重要的工具呢？它就是晶体管，这种硅基半导体装置，能实现功率的固态放大，并且似乎还可以无限制地实现电路微型化。
和詹姆斯·瓦特在十八世纪发明的蒸汽机以及托马斯·爱迪生在十九世纪发明的电灯泡一样，这项发明是百年难得一见并颠覆传统世界的技术革新之一。《新闻周刊》高级编辑和《硅谷年代》作者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将这种晶体管描述为“未来的基础”以及“数字时代的基本元素”。19 没有这种小小的晶体管，就不会有个人计算机或互联网，不会有智能手机或智能电视，不会有 Tweetie、foursquare 或 Facebook 的 OpenGraph，不会有社会的核心数字组织，也不会有互联智能时代。
没有这个小小的晶体管，未来——也就是我们的社交未来——将不复存在。
这种未来实际上在希区柯克来到湾区拍摄《眩晕》的前十年就已被发现了。三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尔特·布喇顿（Walter Brattain）——于 1947 年在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肖克利这位二十世纪最有先见的科学家，将晶体管带到了旧金山。按照迈克·马隆的原话，他是“硅谷的第一公民”。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长大的肖克利对他称之为“电脑”的晶体管作了深思熟虑，并意识到晶体管能够为计算装置提供“理想的神经细胞”。20 他于 1956 年回到湾区，并召集了一群美国最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这群人中包括戈登·摩尔，一位二十七岁的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生，曾在圣克鲁斯山脉中另一侧一个名为佩斯卡德罗（Pescadero）的太平洋渔村长大——他们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并致力于晶体管的商业开发。
但这个计划有一个问题。肖克利除了是一位科学天才之外，这位“硅谷第一公民”也许（也不全然如此）是一位无耻的自恋狂；他的一些反社会行为令其特别不适合领导这种全明星阵容的技术团队。于是到了 1957 年 9 月，就在希区柯克拍摄了假冒的玛德琳·埃尔斯特在金门大桥下假自杀的前几周，一群被称为“八叛逆”的美国最杰出年轻物理学家和电子工程师（包括戈登·摩尔以及后来的英特尔共同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21离开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创立了大卫·卡普兰笔下的“硅谷最伟大的硬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位于山景城（Mountain View），一个靠近斯坦福大学的半岛小镇，而谷歌的全球总部 Googleplex 正位于此地。仙童半导体不仅是硅谷初始公司的鼻祖，同时也催生了像英特尔和超威半导体（AMD）这样的公司。在加州第一位风险资本家阿瑟·罗克（Arthur Rock）的资助下，成立于 1957 年 10 月的仙童半导体是第一家发现了晶体管中隐藏着丰富金矿的公司。迈克·马隆对此解释道：这是一个令人晕眩的时刻，不亚于 1848 年 1 月詹姆斯·马歇尔在萨特锯木厂发现黄金时的历史性眩晕。
“就像一扇门被猛地打开，”马隆解释道，“仙童的科学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如同透过显微镜，从一个肉眼可见的世界看到了原子——这个深渊意味着闪电般的速度、超强的能力以及终极计算装置。他们意识到一块芯片不仅仅可以嵌入一个晶体管，也可以嵌入十个甚至一百个晶体管……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一百万个怎么样？！真是令人发晕啊！”22的确，它是如此地令人眩晕，以至于 1965 年戈登·摩尔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定律来阐释晶体管的变革能力。这个众所周知的摩尔定律准确地预测出一块计算机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将每隔两年翻一倍——是的，翻倍。计算机处理能力的这种翻倍速度，不仅带来了越来越快以及越来越小的个人计算机，同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我们今天对社交媒体的狂热。
摩尔定律——扎克伯格关于在线个人信息每年将翻番的定律的原型——已成为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数字时代中唯一不变的东西。它是长期经济和技术革新的引擎，也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一个格言式定律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破坏”的根源所在。23 摩尔和熊彼特的定律解释了为什么“心灵欢乐之谷”
中不再有任何樱桃园和杏园，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纽约时报》科技作者约翰·马可夫曾提到——“或许与其他地区相比，硅谷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更加推动了世界的转变”。24但是，和希区柯克制作的伟大尸体一样，硅谷的历史并不像一眼看上去那么简单。《眩晕》不仅仅是关于旧金山蜿蜒街道上某个恋尸狂的 50 年代诡异电影，硅谷的真实历史也不仅仅是关于不断缩小的电路板对日益网络化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影响那样愉悦的辉格党主义叙述。不！当代的数字革命——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太划时代了、太伟大了，以至于不能仅仅被当做技术革命的一个结果来看待。
技术是先行者，是触发所有后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观念，是那些聪明的科技怀疑论者和科技乌托邦者——从凯文·凯利（Kevin Kelly）到尼古拉斯·卡尔 25——沦陷其中的陷阱。因此，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说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和持续变革不是技术上的，而是社会和文化上的。”26 在关于数字时代形成方面，佛罗里达至少正确地将社会和文化变革——当然，也包括经济在内——放到与技术等同的位置。因此，和“八叛逆”等技术专家带来的创新一样，我们应从社会价值、道德判断和经济概念的角度来了解硅谷的历史——某些社会学家称之为“意识形态”。它的历史隐藏在这些集体意识的复杂结构之中，而不是电路的简单结构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出今天对社交的数字崇拜的来龙去脉。
但是，为了进行发掘，我们需要重提前面关于二十世纪中叶湾区的问题。事实上，1957 年秋的旧金山湾区尽管拥有色彩缤纷的果园，但仍是一个被那些既受压迫同时也压迫别人的“组织人”所管理的，由大量电子、国防和能源公司组成的“黑白”
工业基地，既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振奋，也非丰富多彩的地方。
但是，这种状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57 年到 1967 年这段期间，湾区经历了一次关于社会色彩和兴奋的大爆炸，使这个地方——实际上也使整个世界——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