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一点也不社交。“我们通过互联网形成的关系最终并不是那种可以维持的关系。”雪莉·特克如此提醒我们。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纽约客》一篇批评克莱·舍基的社群主义政治学的文章中写道：“社交媒体的平台建立于薄弱关系之上”，22 并因此将我们转变成长期的加入者，而非政治理论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Tocqueville）认为构成民主之必要条件的积极参与者。因此，社交媒体网络将那些绝大部分过去未曾并且将来也绝不会见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将这些“社群”转变成自由主义者的乐园，而身在其中的自主型多面人随意改变他们的身份，并轻点鼠标而加入、退出、再加入这些群组。
我们可以从 2011 年 8 月份的英国骚乱中一窥这种反乌托邦式的未来。在骚乱中，“智能互联”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了《发条橙子》的一个散布式、病毒性版本。通过 Twitter、Facebook 以及 RIM 黑莓网络上的私人 BBM，骚乱分子们利用“社交”媒体始终走在了警察的前面；他们快速聚集并快速散去，有组织地破坏街区和抢劫商店。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认为，在这场骚乱中，骚乱分子们对社交媒体的利用应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并坚称我们不能因为民众骚乱而“怪罪互联网”。23 从某种意义上讲，施密特是正确的；和他一样，我也强烈不同意英国政客们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对 Twitter 和 Facebook 实施“灯火管制”，24 或者“禁止”可疑骚乱分子使用社交媒体。25但是，施密特忽略了骚乱的实际含义。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单面镜，它更像肖恩·帕克所说的，互联网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因此，对于我们而言，互联网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无法将 2011 年发生的高度离散化的骚乱与社交媒体区别开来——这些骚乱是我们孤独共处的网络世界的一面镜子。这是一个栖息着康利笔下的“多面人”的世界，而他们共同构成了沃尔特·基恩的“片断主义社会”。前《时代》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当前这个“难以想象的时代”描述为“充斥着无休止病毒性骚动以及实时社会流行病的时代”。26但是，2011 年通过黑莓手机引燃的无政府主义骚乱仅仅是我们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写照。从政治角度上讲，如今较为流行的反对经济不公的示威则构成了更积极的一面，比如一部分由 Facebook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网络所带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作为互联网的一面镜子，“占领华尔街”是一次组织较宽松的超民主运动，旨在鼓励人们在类似 WeArethe99Percent-Tumblr 博客的网站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每小时 1 万至 1.5万条的推文，Meetup。com 网站发起的 900 项“占领华尔街”活动，以及数以千计有关全国抗议活动的 Facebook 群组 27……这些都是我们（拥有多重自我的多面人）所处的“片断主义社会”的写照；身在其中的我们正把社交媒体当做个体化且经常用于自我陶醉的广播平台。因此，正如政治积极人士、《卫报》专栏作家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所言：“除了反对现状以外，没有领袖、没有策略、没有计划”，“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和Facebook 或 Twitter 一样，只不过是本地噪声、一场无休止的谈话以及“纯属一道风景而已”。28
当然，并非所有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政治抗议都只是一道风景。2011 年 12 月的一个周末，我刚好在莫斯科目睹了因选举问题而爆发的针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的真正抗议；正如我在 CNN 新闻中所确认的一样，29 俄国当前的社交媒体网络（比如 Livejournal、Vkontakte 以及 Twitter 和 Facebook），在组织这些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到美国华尔街的“祖科蒂公园”，再到埃及开罗的“解放广场”，2011 年令社交媒体成为了挑战经济和政治不公的一项重要组织工具。《时代》杂志甚至将“抗议者”30当选为 2011 年的年度人物；而撰写本期《时代》封面故事的库尔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在 TechCrunchTV 访谈节目上这样告诉我：没有社交媒体，“阿拉伯之春”的初期反抗永远不可能发生。31
但即便是在当代的中东地区，我们仍然不确定社交媒体在一个民主政府形成的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核心作用。从“阿拉伯之春”政治乐观主义的消失速度来看，Twitter 或 Facebook并没有显露出帮助埃及、巴勒斯坦或突尼斯实施民主建设的明显征兆。问题在于，政治民主绝不仅仅是那些充满幻想的、致力于同一个模糊政治事业的 Facebook 用户口中所谓的“人民权力”。例如，巴勒斯坦社交媒体“3·15 运动”的一位成员将其描述为一个无领导、还未固化的“泡沫”组织。32 另一个听起来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将它的运动目标描述为“解放人民思想”。但是，为了实现“3·15 运动”这类组织眼中的民主，为了让 2011 不再成为 1848 的翻版——另一个在独裁国家中发起革命但最终失败的年份，领袖们必须站出来，将社交媒体不容置疑的潜力转化成有财力支持、有组织的运动，实现负责任的领导并推出一个可行的政治议程，而绝不应该是“解放人民思想”这样的模糊誓言。
另外，尽管库尔特·安德森对“抗议者”信心满满，但我们仍不能真正明确社交网络在推翻中东地区专制政权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核心作用——尤其是鉴于像埃及这样相对发达的国家中 Facebook 用户仅占了 5%，而 Twitter 用户仅占 1%。33 地缘战略未来主义者及 2011 年畅销书《未来 10 年：我们曾在何处……我们又将走向何处》34 的作者乔治·弗里德曼（GeorgeFriedman），在 2011 年 4 月我所主持的 TechCrunchTV 访谈节目上这样提醒我：“我们在 Twitter 之前就经历过许多革命了。”
弗里德曼解释说，在 2011 年初的埃及，绝大多数埃及人对他视为针对穆巴拉克政权的阶段性起义持有怀疑态度。当谈到社交媒体在现代政治突变中被夸大的作用时，弗里德曼称西方媒体的“无知”是“令人吃惊的”。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交媒体在独裁社会中的广泛使用似乎符合西方的自由价值观。弗里德曼针对西方媒体对 Twitter 或 Facebook 自我着迷，冷静地评论道：“如果他们也写推文，那么他们也必须和我们一样。”
有些时候，我担心如果他们使用 Twitter 了，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成为“我们”了。例如，叙利亚女同性恋博客作者阿米娜·阿拉夫（Amina Araf）在 2011 年反抗叙利亚社会党的革命中受到关押。1.4 万 Facebook 用户参加了一项要求释放阿拉夫的运动。唯一的问题是阿拉夫最终被证实造假。“她”实际上是汤姆·麦克马斯特，一位生活在苏格兰并且从未蹲过叙利亚监狱的失意作家。35
那么，社交媒体在专制政权内的真正价值又是什么？弗里德曼告诉我说：“Twitter 是秘密警察发现革命者的绝妙工具。”
他的分析反映了斯坦福大学学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Morozov）提出的“莫洛佐夫法则”；36 后者在 2010 年出版的《互联网幻象：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37 一书中认为，社交媒体工具正在被不民主国家（比如伊朗、叙利亚……）中的秘密警察用于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正如莫洛佐夫在 2011 年 1 月的TechCrunchTV 访谈节目 38 上告诉我的：这些独裁政府正以经典的边沁模式来利用互联网——借用社交网络来监视自己人民的行为、活动和思想。因此，在泰国、伊朗……使用 Facebook 毫不夸张地可构成一项“脸罪”，并且互联网这座建筑已成为一间巨大的“监察室”——一个秘密警察们不再需要摆上审讯桌即可迫害自己人民的绝妙工具。例如，在 2011 年 11 月，泰国政府曾威胁起诉那些“赞”反君主政体群组的 Facebook 用户。392012 年 1 月，伊朗对本国的网吧实行了“严酷”的限制，以便监视伊朗的社交媒体用户。40
知名度通常会成为最血腥、最悲剧的陷阱。莫洛佐夫法则的触角也开始延伸到犯罪集团；他们通过威胁甚至处决社交媒体用户来警告那些告密行为。例如，在一些极保守当地政客希望禁止使用 Twitter 的墨西哥，41 黑帮正对那些利用社交媒体来公开指责毒品贩卖活动的网民实施报复。根据 CNN 对墨西哥杀戮事件的报告，“一位妇女被捆住手脚并剖腹；她的肠子从腹部三个较深的切口处流出。凶手剥去她的衣物，并将其挂在边境城市新拉雷多的一座桥上。挂在她旁边的是一位浑身是血的男性；他右肩的伤口深可见骨。”尸体旁边还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这就是在互联网上乱发帖子的下场。你们最好小心点，我要来灭你们了。”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