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研究技巧都是各具特性互不相同的。以下是我自己通过25年的实践提炼总结出来的技巧和经验。
杰出人物：1984年，壳牌公司一个有关日本未来的研究项目使得我有机会在日本待了几个星期，借此机会我拜访了众多知识分子和研究规划者。我的日本职员和我立刻认识到在上述受访者中存在着一致的见解，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却对自己国家的近期前景拥有相同的观点，那就是：尽管在最近的几年里，日本仍保持着繁荣，但同时也面临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使得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沉重。日本年轻人的价值观在严重倒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国民在承受着保护主义带来的高物价，以及日本对自己如何担当新的全球经济角色并没有清楚的感觉。受访者同时也表达了对因国际因素带来的经济低增长和倒退的恐惧。
我在日本期间访问的最后一位杰出人物是朝日新闻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岸田先生，我将多次听说的一系列日本社会经济的问题告诉他，他说：“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些确实是严”
重的问题。”于是，我问道：“那么，您对日本的未来感到悲观吗？”“我当然感到乐观”，他回答道。这使我感到震惊。很明显，他在很真诚地说话。看到我的不解，他告诉我在日语中有两个词可以表述乐观主义，“‘rakutenteki’描述的是你们西方人称之为乐观主义的感受，在日本表述的是年轻人向往着迈向老年，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是没有责任的；在你老了的时候，你同样也没有责任。但在两者之间，日语里有16种有关‘义务’的不同词语。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是一种基于未来社会已将所有问题处理和解决了的信念。”这个信息我至今未忘：他实际上是在很客气地向我暗示，许多日本人已经看到了美国人那种天真的乐观。
“日语里描述乐观的第二个词是‘：Rakkanteki’，”他继续说道，“这个词意味着生命中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日本的未来感到相当乐观。”在日本，我开始意识到，人们接受这些问题，并将之视为遇到的挑战。
通过与这些杰出人物会面，人们会变得成熟并有所提高。我想到美国的基础设施问题，这些也正是美国政府所忽视的，或者压根就不希望有这些问题来骚扰自己。但是，美国的高速公路和道路确确实实在破损，而修补完这些破损要花费上百亿美元。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看到谁像当时应对空间竞赛时那样将之视为必须要克服的挑战，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给以否认。
当日元在1985年开始升值的时候，日本产业界发现自己已处于不利的位置，许多观察家害怕他们的经济会下滑。
但是这个国家很快就适应了日元的升值，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将之视为必须加以克服的挑战。在壳牌，虽然我们也承认日本面临着发展的陷阱，但是有关日本未来的情景仍是乐观的。我们采用了总编先生对乐观的后一种描述来解释为什么日本面对的挑战会被成功地加以克服。
人们——特别是那些非传统的思想家——是信息的关键来源。你可能还记得我在第1章中曾提到的皮埃尔·瓦克，正是他第一次领导了壳牌的情景规划小组，他认为，要看到未来，就需要走出去与那些他称之为“杰出人物”的人交谈，而这些人时刻触摸着时代变化的脉搏。他们往往不是你在《纽约时报》看到的那些传统思想家。非传统的人们经常处于非传统的地方，扮演着非传统的角色。我所遇到的杰出人物包括，圣地亚哥的神经生物学家、波士顿的计算机科学家、巴黎的经济学家、英国乡间录音棚里的摇滚明星，以及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开展高科技项目研究的生态学家。这些人并不是不合习俗或者神秘的个体，他们也会有着非常传统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非传统的。我现在仍可激动地想起一位在欧盟供职的官员，他告诉我不能仅把欧洲共同体看做是另外一个政府组织，而应将其看作是对有关思想所进行的大胆的重新界定，这些思想阐释了欧洲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爆发的大规模战争是欧洲的选择，然而这些冲突本来是可以通过对话和一定的程序而不是战争来解决的。
有些思想家知识渊博，我曾为了他们所持有的“官方”观点而对其进行过特别探求，与此同时，我也学习到他们的“非官方”见解同样具有价值。1987年，为了做一个有关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未来的项目，我会见了彼得·德鲁克，他是商业管理和未来学的著名作家和权威。德鲁克先生是一个健谈的人，他声音沙哑并带有奥地利口音。我们一起讨论了引发从面对面的柜台交易过渡到通过计算机交易的技术变革的安全性。德鲁克讲到他曾于30年代早期在伦敦从事证券交易经纪人的职业，并从此开始开创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一点激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市场真正地是与各种关系相关的，”德鲁克评论道，“市场就是人们走到一起，逐步达到相互认识和相互信任。”我们已经对新的电子系统和新的电子交易规则表示关心。德鲁克同时告诉我们要注意维持基本的个人关系网络，这一点正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管理者和我一直以来的看法，这一点也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见解。我们开始规划如何重建在由交易所的交易场地、走廊及午餐谈话组成的网络被遍布全球的电脑终端代替时被打断的关系结构。市场上的诚实通过各种规则来强调的较少，更多地是由人们通过交易场地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所产生的知识来强调的。在同一时间，我和我的同事开创了我们自己的咨询公司，即全球商业网络。
德鲁克的话使我明白了维持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没有这个网络，繁琐的操作规程就变得几乎不可避免。确实，在近几年，伦敦的金融业社团正为由《金融服务法令》产生的各种
繁杂规定所困扰，而这项法令的出台本来是想减少规定的。，有时，一个杰出人物就是一位专家，他的洞察力可以照亮他专业之外的远景。在壳牌，我们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生物学家艾伦·威尔逊教授那里获得了一个有关规划的关键洞察力。在参观伯克利校园时，我和我的同事拜访了威尔逊教授，他让我们明白了智力和学习在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群居的鸣禽与离群索居的同类相比，沟通作为一个学习的过程，被证明是一个能够提供思考和讨论规划的有益的方式。
如果你是一位中层管理者、一位企业家，或者是一位小业主，你怎样去接触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不寻常的思想家呢？你又怎样去寻找那些能够挑战你成见的人呢？最基本地，你可以用我们在壳牌所用的同样方法，你可以阅读和接触(通常是通过写作的方式)那些有挑战性的文章或著作的作者，你还可以通过朋友引见接触一些人，还有，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谈到)。你可以选修一些课程——特别是一些跨学科的课程——并且参加会议和讨论。我有时会通过参加书籍签售晚会认识一些有价值的人，随后我就可以与他们交谈。
个人或者小企业主有几点优势是我们在壳牌工作的人所不具备的。因为我们代表的是一个跨国公司，许多人会期望我们能够为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付酬金。而同样还是这些人，他们可能会与有礼貌的、细心的并且见闻广博的个人进行交谈却不索取报酬；特别是在面对能够提出机智问题的人时，
这些人的积极性更容易被调动起来。个人可以将问题聚焦于范围狭窄的、更加局部的话题上，并且征求附近的杰出人物的意见，而这些人通常会被大公司所忽略。
更为重要的是，你还有些东西反过来可以提供给那些杰出人物，因为，多数杰出人物都会明白他们之所以杰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倾听别人的能力。几年前，作家阿特·克莱纳采访了威廉·爱德华兹·戴明，也就是先后在日本和美国提出“质量改进”的创始人，什么是他工作中感受到的最大乐趣？“学习！”92岁高龄的戴明先生响亮地回答。
戴明先生一直主导着谈话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引导着我告诉他一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