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7年9月，梁思成终于载誉归来。随后，他从美国购买的那些小礼物也一并运到国内。对于这些在当时中国还是非常新奇的玩意儿，林徽因描绘她和孩子们接受礼物时的情景说：
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他带回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插入普通电源的变压器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势，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关于那台录音机——
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笔者注：指史坦因妻子马克虹）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的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备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一阵子。
不过，短暂的愉快并没有减缓林徽因的病情，她不得不住院准备进行手术治疗。对此，她于公元1947年10月4日在病房中写信告诉好友费慰梅女士说：
我应当告诉你们为什么到医院来。别紧张。我只是来做个全面体检。做一点小修小补——用我们建筑术语来说，也许只是补几处漏顶和装几扇纱窗。昨天下午，一整队实习和住院医生来彻底检查我的病历，就像研究两次大战史一样，我们（就像费正清常做的那样）拟定了一个日程，就我的眼睛、牙齿、肺、肾、饮食、娱乐和哲学建立不同的委员小组。巨细无遗，就像探讨今日世界形势的那些大型会议一样，得出一大堆结论。同时许多事情也在着手进行，看看都是些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用上所有的现代和技术知识。如果结核菌现在不合作，它早晚也得合作。这就是其逻辑。
由于林徽因的病情极不稳定，不是发烧就是检查出并发症，于是她的手术直到同年12月24日才得以进行。出院后，梁思成又像当年在昆明和李庄一样当上了林徽因的专职护士，同时为了给林徽因补充营养，他还充当了采购员和营养师。虽然辛苦，但因为林徽因的病情已经渐渐好转，以及她体力的逐渐恢复，梁思成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公元1948年4月1日，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届年会上，中国第一次采用院士制度，共评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人文组院士28人。国民政府鉴于梁思成在建筑学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的突出贡献，评选他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方面的院士。同时，梁思成受邀参加将于同年8月份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庆典和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众所周知，国立中央研究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而院士无疑是学术界最高的终身性荣誉。由此，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已经登上了他学术生涯的巅峰。那么，梁思成自公元1928年学成回国以来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公元1928年创建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建筑系，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开创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公元1932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著作；公元1932年实地调查河北蓟县独乐寺并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和《蓟县观音寺白塔记》，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测绘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并因此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特别重视；公元1932年与蔡方荫、刘敦桢合作完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对故宫进行修理；公元1935年考察山东曲阜孔庙后发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一文，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比较全面阐述对古建筑维修观点的总结；公元1936年与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史坦因进行学术交流，促使中国学人第一次思考城市规划问题；公元1937年调查发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这是当时中国所知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公元1941年集中精力研究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并陆续完成法式大部分图解工作，这是中国学人第一次开始读懂这部“天书”；公元1944年完成《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公元1945年在《大公报》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这是中国建筑师第一次提出“住者有其房”和“一人一张床”的社会思想；公元1946年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随后第一次将城市规划学纳入建筑教育之中；公元1946年应邀前往美国讲学，作为第一位中国人将自己民族优秀的建筑文化艺术系统地展示给世界学术界；公元1947年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同年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领导工作，第一次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四川的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以上只是对梁思成重大学术建树具体事宜的粗略梳理，难以概全。如此，我们不妨引用吴良镛先生的话来总结好了，他说：梁思成是近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是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事业的推动者，是中国历史文物保护的开创者，是一些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以及后来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几项重大工程的主持人与设计者。对于梁思成这诸多难忘项背的宏大成就，吴良镛先生还说：“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有上述一、二项贡献，就足以称道难能可贵了，而他对建筑及文化事业建立如此全方位的卓越贡献，不能不令人涌起发自内腑的钦敬之情。”这也许就是梁思成作为首选院士的理由吧。
公元1948年8月，梁思成乘专机来到南京，来到了位于鼓楼广场北极阁东南侧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除了由国民政府特别任命一名院长主持工作外，还设有行政、研究和评议等三个具体办事机关，主要任务就是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和奖励学术研究。成立于公元1928年6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在首任院长、中国近代伟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主持下，先后开设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除了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设在上海外，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公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中央研究院各所不得不辗转迁移，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和昆明等地，但一直没有中断科学研究工作。公元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数学所、物理所、化学所、动物所、植物所、医学所、工学所和心理学所等八个单位暂时设立于上海，而天文、地质、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五个研究所和总办事处则仍然设于南京。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分散且几经流离辗转的学术机构，却网罗和培养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学界精英，诸如：蔡元培、朱家骅、杨杏佛、丁文江、任鸿隽、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钱临照、凌鸿勋、林可胜、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陈省身、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等等等。后来，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学界的这些顶尖精英们不仅有五十余人留在了大陆，后来就连当时迁往台湾和寓居国外的二十余人也多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位于南京鸡鸣寺路1号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如今已变更为北京东路39号）里，梁思成在参加会议的间隙还欣赏了他的学长兼好友杨廷宝设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座仿明清宫殿式的经典建筑。这三座建筑分别是：总办事处大楼、地质研究所大楼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大楼。那么，这是怎样的三座大楼呢？
坐北朝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大楼，建筑平面呈“T”字形，大门两侧及围墙东侧共建有三座方形攒尖顶警卫室，其风格与大楼一致。大楼高三层，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单檐歇山顶，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筒瓦，梁枋和檐口部分均仿木结构，漆以彩绘，清水砖墙，花格门窗，建筑外形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大楼的入口处，建有二层门廊及装饰门套，经过穿堂来到后面突出部分，便是一座三层书库；前楼西侧建有小型演讲厅，为学术活动场所；前楼中间部分采用内廊式布置，内廊南北两侧为办公、科研用房。
位于总办事处大楼西北的地质研究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古生物陈列室所在地。地质研究所大楼门朝东南，楼前有两层石阶，石阶之间有一座休息的小平台，石阶上部为一大平台，大楼就建在这个大平台上。大楼建于公元1931年，依山而建，高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约一千平方米，建筑平面呈“凸”字形，单檐歇山顶，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筒瓦，梁枋及檐口部分为仿木结构，漆以彩绘。在大楼的前部，还建有一座亭式门廊，两侧有栏杆，门廊则雕梁画栋。一楼中部设有地质标本陈列室，其余为制作、资料、科研和办公用房。在大楼东南角的地下室内，还建有锅炉房。
建造于公元1936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位于总办事处大楼的正北面，高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建筑平面为长方形，单檐歇山顶，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瓦，外墙上部为清水砖墙，下部采用水泥仿假石粉刷。在大楼朝南大门两侧的入口处，建有一座仿木结构的单层门廊，而在大楼的东西两侧也各开设有一个侧门，大楼的两端为阅览室和小型书库，其余为办公和研究的用房。
这是典型的中国所谓“大屋顶”式建筑，梁思成是否赞成这种建筑风格我们留待后述。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结束梁思成“旧”的人生之路，因为新的人生抉择已经迫在眉睫——国共战争即将结束，他是前往台湾还是留在大陆？
在南京接受院士荣誉和参加会议期间，梁思成便和诸多老朋友们商讨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许多人对于国民党统治已经失去了最后一点信心，但也有一些人持观望态度，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还有一种怀疑。不过，梁思成早与妻子林徽因商定绝不离开中国大陆，他们坚信任何政党执掌国家主权都需要建筑师，广大人民群众都需要建筑师为他们建造房屋，何况他们还舍不得刚刚亲手扬帆启航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这艘行船，何况大战过后百废待兴的中国正是他们施展才华的最好舞台。然而，只有一腔报国热忱和一副幼稚政治头脑的梁思成，这时还不足孔子所说“五十而知天命”的年岁，且掌握整个中国命运的新的最高领导者的心思也不是梁思成所能揣知的。那么，梁思成将会迎来怎样不可预知而又变幻多端的“天命”之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