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928年梁林夫妇留学回国到公元1946年梁思成应邀前往美国讲学，在这漫长的18年时间里中国从来也没有安顿消停过，除了军阀混战就是日本侵华战争，公元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战的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交锋早已如火如荼。然而，就在这样动荡混乱的社会状态下，梁思成不仅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对建筑专业的追求，而且竟取得了令世界学界都为之瞩目的多方位的宏大成就。对此，现代学人也许感到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简直是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们只要有意识地与那个时代隔开一定的距离，然后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反思和回顾，便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
对于梁思成在颠沛流离和蛰居孤村中能取得“多方位的宏大成就”的原因，吴良镛先生在《梁思成全集》的前言中总结说：一是在于梁思成那扎实的基本功和宏博的学术视野，而这也是“他们那一代学人的本色”，即“由全面的基础教育、学贯中西的涵养所造就的”。二是“与他严谨的态度、‘守拙’的精神（他自己谦虚地称之为‘笨功夫’）分不开”。三是在于梁思成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也就是说，梁思成在治学上“不是跟着前人亦步亦趋，而有一己的敏思和创意，其学术思想是适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对此，吴良镛先生列举三例予以说明：一例是开创了研究中国建筑需要科学的调查方法。二例是将建筑学和语言学结合起来，即称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宋《营造法式》是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三例是于公元1932年与林徽因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共同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对此，吴良镛先生评价说，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建筑的‘场所意境’，这比西方诺伯舒兹提出‘场所意境’要早几十年”的时间。四是公元1953年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时提出建筑的“可译性”和“翻译论”等观点，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建筑词汇进行对比，积极探索建筑构图规律。五是将梁思成之所以取得“多方位的宏大成就”归结于其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激情，以及积极面向现实的治学处世态度和原则。
诚然，梁思成取得如此“多方位的宏大成就”确实离不开上述原由，但让国内与世界学界普遍认同似乎还离不开他善于推介和宣传的策略。例如，梁思成利用一切机会向国人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辉煌成就，即便是在公元1944年春天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第三届美展上，他也不顾孱弱而多病的身体，带领中国营造学社仅有的三名成员连夜赶制图纸参展，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例如，公元1937年梁思成携全家逃离北京时将他关于赵州石桥的研究论文，寄给已回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女士并委托她在美国发表。后来，费慰梅女士将这篇论文转交给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教授，由他推荐给美国著名专业杂志《笔尖》并得以重点发表。由此，不仅引起了世界建筑学界的重视和关注，也恢复了梁思成即便在战乱期间也能保持与其密切联系的桥梁。例如，在李庄那样艰难的困境中，梁思成竟然克服重重困难刊印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分寄给世界诸多的有关学术机构，使世界学界能够及时了解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而正是因为《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这一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从而引来了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特别关注和盛情邀请。由此，我们还是来看一看梁思成作为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吧。
公元1946年11月，梁思成因为等待横渡太平洋油轮的舱位比原定时间迟到了三个月才来到纽海文，这是他应耶鲁大学邀请作为公元1946年至公元1947年客座教授讲学的地方。在纽海文期间，梁思成住在耶鲁大学塞布鲁克学院里，除了兢兢业业教授他那精彩的中国艺术和建筑课程外，还广泛地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并结交了诸多新老朋友。
首先，梁思成到达耶鲁大学不久就结识了该校青年教师邬劲履，这位公元194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学院的高材生与梁思成一见如故，他当时负责因战火而毁坏的耶鲁大学中国长沙校区的重新设计，迫切需要一名中国专家的指导，而梁思成无疑是他最好的请教对象。而梁思成也希望能与邬劲履探讨战后中国建筑的新概念，并及时了解哈佛和耶鲁这两所美国最著名建筑学院的最新课程。对此，邬劲履根据自己对欧美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为梁思成筹建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开列出了一张书单，梁思成按照这个书单购买了所有的图书并及时寄回了清华，这些书籍至今还保存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图书馆里。
其次，梁思成在美国还与老朋友史坦因夫妇重温了往日的友谊。公元1936年4月，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史坦因曾带领“他迷人的妻子、名女演员”马克虹到北京拜访过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并受到梁林夫妇热情的接待。特别是因为史坦因的缘故，梁思成从那时起就开始阅读和思考城市规划这一新课题。如今在美国重逢，梁思成“从史坦因那里学到了关于城市规划中可能做到和难以做到的第一手资料”，“等回到北京，他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城市规划的内容，证明史坦因的指导意见非常宝贵。”
便宜。除建筑外，尚有绘、塑、图案、陶瓷、纺织等课。学生以动手为尚，空气充满创作滋味。校舍美极，园中塑像尤多，喷泉遍地，幽丽无比。梁思成这次拜访沙里宁之行，不仅促成了他的助手吴良镛先生不久得以师从其门下，使吴良镛先生成为如今中国城市规划及建筑学界的领袖人物，也对于他后来与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有着极为重要的内在联系。这是后话。
公元1947年2月，梁思成还受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参与大厦的设计工作。对此，当时正协助纽约建筑师事务所哈里森掌控联合国大厦工程的美国建筑师乔治·杜德利后来曾撰文回忆说：
他的加入对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人知道他或他的成就。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历史感，远远超越勒·柯布西耶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坚持远离布杂艺术风，对文化变迁倒没什么反应。思成则建议联合国秘书处大厦，一如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向，长长的前厅入口朝向温暖的南面。可是他事先没有想到，大厦选址在东河之滨，那四十层大厦最好坐落在地基的四十二街那一头，这样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若按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长年笼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
后来，乔治·杜德利还说：梁思成对于尼迈耶那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最后得到了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之外，梁思成还应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担任其中“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的主席。对此，费慰梅女士曾在文章中回忆梁思成参加这项活动时的情景：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邀请梁思成担任主席。他在会中做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得到极高的评价。这次学术活动使他在这个学科获得很高的荣誉。与会者并非一般听众，而是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还有一些欧亚的知名学者。如莱顿大学的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博物馆馆长塞伦和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等著名学者参加。会议日程涉及从各层面研究中国，但对于会议的主办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精英中的精英。劳利曾在30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广泛的中国艺术兴趣，留下深刻的印象。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密切注意思成的成果。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以及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匮乏中的执著追求都十分钦佩，乐意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还在八年抗战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与会期间，他举办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接着以从未有人报道过的四川大足石刻为主题，做了一场演讲。其他人的讲演会，他也出席并参与讨论。
“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拿绍厅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授予杜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仪式开始，有身着大礼服的校长和教职员领着大学生列队入场，接着走出的是两名受奖人。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大黑色长袍、帽子的梁思成，一高一矮，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仪式中，校长宣读对思成的赞词：“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暨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和这一赞词相配的，是他拥有的众多的头衔，只要举出其中一些就够耀眼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委员，以及耶鲁大学美术系访问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里，至今保存着梁思成当时接受荣誉学位时，写给校长多兹的一封信。他的话表现出典型的礼貌、谦虚和机智：“对一个只不过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寻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者而言，这样的奖赏实在是过高了。”
确实，梁思成的回信是中国式的谦虚，但他接受以上荣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对于梁思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学上的贡献，公元2001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90华诞之际，在海内外众多学者云集清华园参加“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他曾经的助手、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登台发表了十分中肯而动情的评价性演讲：“由于近代中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没有现代化城市的兴起，加之战乱频仍，一直贫穷落后。直到20世纪20至30年代，才有梁先生等建筑界的仁人志士，力挽狂澜，兴办建筑教育，发掘建筑遗产，弘扬建筑文化，在有限的时间里，艰难跋涉，可以说做到了可能做的一切。他们是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伟大的建筑思想的启蒙者，是中国经过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难后能量的聚集者、释放者。在此历史意义上说，梁先生等人与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启蒙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
转眼间，梁思成在美国已经度过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时他收到来自中国北京的电报，电报中说林徽因的肺结核病急剧恶化，正准备动一次大手术。对于这个消息，梁思成心急如焚，不得不提前结束美国事务准备回国。在返回中国之前，梁思成委托史坦因夫妇为他代买一些小礼物，那是准备回国送给林徽因和孩子及亲友的。同时，他前往剑桥拜会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请费慰梅女士帮他一起校对他在李庄完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并委托她帮助寻找一家出版公司予以出版。不过，梁思成在临行前只将书中的照片和图纸留下来，而带走了文字手稿，他希望利用横渡太平洋的两个星期海上航行时间进一步修改定稿，然后再寄回美国。不料，由于政治的原因，这书稿再也没能寄到费慰梅女士的手中。这也是后话。另外，敏感的费慰梅女士也许是预感到他们这一别可能相见无期，于是在梁思成临行前集中地采访了他一整个下午和晚上，从而有了后来风靡中国的那本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书。
告别美国，告别美国的朋友，从此梁思成还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再也没能踏上这片给予他知识、友谊和荣誉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