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丽琴
吴禄贞是辛亥革命时期着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军事家。武昌首义前，他向革命党人推介孙中山，率先点燃两湖革命的熊熊烈火，架起两湖革命的桥梁，最早确定运动新军的基本策略，被时人赞誉为“武汉三镇第一要人”；武昌首义后，拟组织“燕晋联军”攻打北京，事泄，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本文以分析他与武昌首义的关系，探讨其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
一、早期革命活动
1.推介孙中山
列宁曾经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固然与其革命业绩、个人素质、人格魅力有关，而广大革命志士在此过程中对孙中山的推崇和介绍，亦不容忽视，湖北革命志士吴禄贞便为其中一员。
吴禄贞，字缓卿，湖北云梦人，生于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曰(1880年3月6日）。父利彬是秀才，为武昌着名塾师。禄贞幼年随父学习，喜读富有爱国思想的文章和诗词，尤仰慕班超投笔从戎，立功边陲的业绩。1896年，怀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人武昌工程哨当兵。1897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吴禄贞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留学期间，吴禄贞注意考察曰本的历史和现状，发现该国自明治维新后，由于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国势日强。对比之下，清朝政治腐败，当权者昏聩无能，他“深感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从此，就“以革命排满为己任”，与钮永建、傅慈祥等革命志士往来磋商，拟议推翻清朝统治的方略。当时“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在民主思想的沐浴和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吴禄贞的思想日益趋向革命。1899年，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相继簇拥到孙中山的周围。吴禄贞与钮永建，傅慈祥等亲往横滨拜谒，聆听孙先生讲述排满革命的道理，得革命真理的感召，其“思想更为汹涌和澎湃”，“闻教之后，即偕吾鄂全体学生，标示革命，传播江浒”。对孙中山更是衷心敬服，倾倒备至，毅然加入革命团体兴中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及其革命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其时，康梁因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在日本成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大倡保皇邪说，其“反对革命和反对共和，较之清廷尤为利害。”一时邪说乱兴，留日华侨和学生被诱盲从的很多，兴中会会员受康梁迷惑，变节的不少。“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产而吴禄贞和戢元臣、沈翔云等兴中会会员，却坚信孙中山，“不为所动”。并挺身而出，揭露保皇派的真面目，后来“动摇者渐趋觉悟，兴中会的基础得以重固，不可不说是吴禄贞等诸中间分子的力量。”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室帝后仓惶出逃，一时国内陷于无政府状态。孙中山见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定在长江、珠江流域同时举事，其时，“珠江流域，由国父自行主持，长江方面，命禄贞和傅慈祥主持，并须互相策应”。吴禄贞作为孙方的代表被派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使得不少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中的人们毅然摒弃改良主张，拥护孙中山，站到革命派一边来。诚如孙中山所云广当初次之失败，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自此役后，长江民间之舆论，始专属意于孙逸仙，绝对鄙弃康有为矣。”1902年，吴禄贞毕业归国，张之洞先后委派吴禄贞充当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总教习和武普通学堂会办等军事要职，吴利用其在新军中任职和执教的有利条件，向学员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推介孙中山其人。那时，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即或知其名，也未必知其人，甚至有人以为孙中山是目不识丁的江洋大盗，而吴禄贞以亲身感受的中山的教益和具体事例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当时各军队各学校受其感应者翕然从风。”“学生志士，争愿一亲风采，而领取其新知识”。1903年，吴禄贞主持武昌花园山机关聚谈时，亦把“寻孙逸仙，期与一致”作为革命运动的方略之一。三四十年代，吴忠亚曾先后在武昌、四川、重庆等地，同李书城、耿伯钊、朱和中、张难先、孔庚等湖北辛亥革命前辈，聚谈往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当年缓卿先生投身革命最早，我们和当时一些在武昌读书的青年学生，能够知道中山先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就是首先由他从日本带回来的。”
由于吴禄贞等广大革命志士对孙中山的推崇和介绍，1903年以后，人民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孙中山，把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定孙中山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当时“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像，贯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花园山机关同人也一直在贯彻吴禄贞召开秘密会议的精神，尝因得不到孙中山的直接领导而苦恼，“当时各人心目中，无不以寻得孙逸仙而戴之为首领为惟一之出头路。”甲辰秋，张之洞因革命党人鼓吹革命，择其激烈者派往西洋留学，正好为革命志士寻找孙中山提供了契机。朱和中前往花园山与同志作别时亦说：“我辈至今群龙无首，如此伟大之种族革命，岂吾辈所能领导，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以乘机觅孙逸仙，是于此间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于是，吾鄂人士始有亲炙总理之机会矣”
2.点燃湖北革命的熊熊烈火
湖北深处腹地，交通稍滞，革命发展极为缓慢。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扼制革命思想的漫延，又将《劝学篇》、《学堂歌》等广为散播，企图以“忠君爱国”来束缚湖北青年的思想，此于湖北革命实为一大阻力因此，在民智未开之革命初期，需经一宣传时期。正如孙先生所言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故革命党欲以革命救国，必先广为宣传，使革新之学说成为普遍常识，乃克有济。《苏报》主笔章士钊亦曾说过吾辈日日谈革命，必使通国发生萌芽，而后一夫倡议，举州同声，庶足以集吾事。则散布种子之事，乃方今革命家惟一之手段。”作为湖北资产阶级革命先驱的吴禄贞对此认识非常深刻，他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活动，为辛亥革命广造舆论，在首义之区的湖北率先吹响了革命的号角。
1902年吴禄贞士官卒业返鄂，就积极从事舆论宣传工作。吴禄贞因得张之洞器重，一时成为武汉三镇的军界要人，各军督带、管带“无不承望风旨”。许多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学生也“争愿一亲丰采，而领取其新知识。”吴禄贞趁机大肆宣扬革命，散播革命种子。而输入和散发革命书报是当时向湖北知识界宣扬革命思想的“惟一要着。”1903年至1904年间，各地革命书报的出版发行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为使这些革命书报早地输入湖北，以启迪民智，激发国人的革命精神。吴禄贞派孔庚专门负责革命书报的发行，通过专售东京学界译着出版物的上海昌明公司，将革命书报源源不断地输往湖北。因供不应求，“吕大森、朱和中等乃组织一活版印刷公司，专翻译《猛回头》、《警世钟》一类书籍”。并暗中“散布于军学各界”。因上述革命书籍通俗易馐，颇受欢迎，“举凡东南一带之知识阶层，新军部曲，甚至粗识之无略解诵读之町童里妇，几无不人手一编，心领而神会焉。”不少有为青年，就是读了这类书刊受到启示而踏上革命征途的。
其次，吴禄贞又采取各种形式，启迪人们的革命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他联合花园山聚会成员，利用编印师范讲义所得版权利润，先提二千元购幻灯机，运往武汉放演，间参以讲演，前往讲演者有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吴禄贞根据自己在日本的所见及书上的常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情，向人们介绍世界各民族反抗压迫进行革命的情形，同时指出，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外国那样闹革命，不然就同越南、印度、波兰一样，被列强宰割，以至灭亡。言之凿凿，听者信服，“对于激发爱国思想，亦收效不小。”
毋宁惟是，吴禄贞还为湖北革命组织建设花费了不少精力。1903年4月，中俄密约断送满洲之说甚嚣尘上，举国上下痛感清廷的丧权辱国，纷纷集会抗议。湖北学堂学生亦“停课会议”留日学生也纷纷回国，“经心两湖书院之派往日本留学速成师范者亦陆续回鄂”产支援国内的斗争。同年5月，据耿伯钊回忆：数百名爱国志士“每日各人报告所约新同志若干人，其人品行能力如何，能否担负革命某种任务，由李、万及余三人决定后，再向吴先生报告”。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亦谈到吴禄贞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为训练新军教官，常假武昌花园山孙茂森花园李廉方寓，与耿伯钊、时功壁、时功玖、刘伯仁、徐祝平、陈问淦等，倡导革命，“隐然以领导自认”。吴禄贞因气魄之雄伟、识见之高超、言论之透辟、态度之从容、胆量之高大，被视为当时“湖北惟一革命领袖”。
武昌花园山机关成立后，“加入花园山组织的人，非常踊跃”。当时，逐日集议者，有李书城、耿觐文、胡秉柯、贺之才、张荣楣、徐祝平、吴炳宗诸人，军界同志“每逢星期（日），都来报告他们运动经过和工作推进的情形。”“外省来的志士，没有不到花园山接洽的。”1903年6月，黄兴由日本抵达武昌后，曾在“花园山机关“住过几天，与其成员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回湖南后，仍与“花园山机关”保持联系。所以“近则沪杭，远则日京，一律互通声气。”显然，1903年的一段时期，武昌花园山孙茂森花园李廉方寓，巳成为革命力量的聚结处。
吴禄贞发起和领导的武昌花园山机关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由湖北先进青年经过几年的思想准备，尤其是通过庚子自立军起义和拒俄运动的锻炼，在思想逐渐成熟、观点趋向统一的前提下产生的。它的诞生开创了湖北革命的新局面，标志着湖北资产阶级革命从此进入了有组织地进行实际活动的阶段。
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在武昌花园山机关成员吕大森、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的筹商下正式成立，它仍然坚持花园山聚会的方针，一方面开展反清政治宣传，一方面则不断输送知识青年加入新军。可见，科学补习所实际上是在“花园山机关”的影响下，在“花园山机关”成员直接帮助和筹备下组成的，它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行动策略上都与“花园山机关”有着十分密切的承接关系。正因为如此，胡祖舜在《六十谈往》一书中特别指出广继此而兴者，
则为科学补习所。”
欧洲同盟会亦起源于武昌花园山之老同志。1903年5月，花园山机关的活动，在湖北军学两界均造成了很大影响。清方侦知，参加花园山聚谈的，“大半为军学两界的人”，为消弥革命，决定采取釜底抽薪之法，择其激烈者派赴留洋。朱和中、胡秉柯、史青等，被派往德、比等国。他们并未因机关的解散而停止革命活动。
到比京后，就积极与孙中山取得联系，并邀其来比京，开第一会于比京、第二会于柏林，第三会于巴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成立了欧洲同盟会。
总之，吴禄贞在湖北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唤醒了湖北众多的爱国青年，使他们对革命排满的理论深信不疑，造成了湖北的革命声势，“外而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爆发于满山之间。”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3，最早确定“运动新军”的基本策略
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借以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武装，历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策划会党发动的。直到历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才把注意力转向新军和新兴知识分子。新军和新兴知识分子是当时中国出现的一武一文两支新的社会力量，它们的出现加速了革命进程，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首先提出把注意力转向这两支力量，使之凝聚成一种合力，去冲击旧势力的则为吴禄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