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时期，由黄兴参与策动和指挥的武装起义计有；1904年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阳夏之战；1913年的沪、宁之役等等。从这10多次武装起义分析，有因谋泄而流产的，例如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但必须指出，黄兴也打过漂亮仗，例如被孙中山多次表彰过的钦廉上思之役就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这次战役中，黄兴率华侨青年二百余人对抗两万多清兵，但他抱定“遇敌不问多少，皆径向攻扑”的原则，以一当百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着。应当承认，黄兴的确打过几次败仗，然而，对于败仗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骂倒，因为造成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饷械不济而败，并非完全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仅就阳夏战役而论，其失败原因主要是“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作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不仅没有得到军政府的有力配合，甚至连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完全集中到他的手中，“元洪以其威名出己上，不甚与协”，造成事权、军令不一。时任参谋长的李书城也检讨过自己“作战计划错误”，“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此，即使在战斗部署上有举措失当的地方，也不全是黄兴个人的责任。
2.武装起义的失败孕育和催发着革命的胜利。
成功的起事自不待言，即使失败的战役也包含着成功的因素。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任何革命总是要历尽千难万险才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聪明的军事家、政治家在于能从实践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以利再战。黄兴正具有这种军事家的素质。
首先，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萍浏醴起义爆发，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清政府集中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事后，仍担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防城起义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感到“剿办愈难措手”云南河口战役打响后，云贵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惊恐万分。
其次，它教育了人民，使人们从失败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有的起义虽然带有“孤注一掷”的性质，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战役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人心的顺逆，有的起义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其潜在的影响和威力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心里留下一种复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阳夏战役失败，黄兴来到上海，适值湘籍着名教育家胡元彳炎亦在沪上，胡对黄说：“成功矣！”黄反问：“我败来，何出此言？”胡答曰：“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胡元(炎的这席话是耐人寻味的。
复次，它积累了经验教训，促进了同盟会战略方针的转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以会党为主力、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促成了同盟会领导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流来，依靠新军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
除此而外，它还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武昌首义的胜利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圣物”，它既是武汉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是以前此起义的不断失败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前此黄兴领导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就没有武昌首义的顺利成功！
3.黄兴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彻底的献身精神。
“自防城之役始，克强辗转兵间，躬冒锋镝，履险蹈危，九死一生。”黄花岗起义时，他抱着以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留下铯笔书，战斗打响后，他组织敢死队，始终站在最前线，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且被打断两指，仅以身免。“二次革命”的烽火也是由孙中山、黄兴点燃的。宋案真相大白后，黄兴在上海爱文义路私宅集数十人会商，章士钊出其所草《“二次革命”宣言书》，兴“纳书于袖，不及与夫人徐宗汉说明，即偕十余人共赴北火车站，向南京出发，《宣言书》交各报记者，已遍传沪、宁，而二次革命以成。
“十月与张勋辫兵胶着，又嘱其子女勤学，大有殉义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日之奋勇。”正如章士钊所说的，他一生“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
诚然，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黄兴在战术上也难免有失误之处，但他从不忌讳自己打过败仗，他承认：“兴虽着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黄花岗起义失败，他引咎自责，在致冯自由的信中说广弟实才德薄弱”，“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每当他回首往事，总觉得自己“实无功可纪”，想起那些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患难战友，皆为“平生至痛之事”。
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以成败论功过，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军事家打了胜仗固然值得歌颂；但打了败仗却未必一定需要谴责，因为经过“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4我们充分肯定武昌首义志士的功勋，也不应该抹煞其先驱者的劳绩。
三、是顾全大局的革命活动家，还是“分裂主义者”？
过去，人们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往往忽略他与孙中山在革命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性，夸大他们之间的相异性，而且，只注重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和在政见上存在的某种分歧，并以孙中山为中心，凡是不同意孙的个别言论或者是某些行动的人便都给戴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因此，辨析清楚这个问题也是评价黄兴的关键。
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空前绝后的革命，领导如此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主要领袖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政见分歧，也不可能没有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清不同政见孰是孰非，不能以与孙中山有无政见分歧、有无矛盾来评论黄兴的是非功过。
况且，孙中山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一面旗帜和伟大领袖，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领导如此复杂的革命运动中，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缺点和失误，例如他在用人问题上以及起义地点的选择、领导重心的转移、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等问题上，也有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昧于史实，贸然言之。
众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土一直是拥戴、维护和扞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的。他和孙中山之间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如果不是黄兴努力克制、忍让、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同盟会旗帜图式之争本来是非原则问题，为什么竟闹到黄兴欲退出同盟会的地步呢？平心而论，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旗帜图式，黄兴持有不同意见，这应当是允许的，只要双方互相商量，问题不难解决。但是，“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这是导致黄兴怒而退会的导火线。至于黄兴不快的真实原因，据宋教仁分析：“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这席话虽然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可以说，孙中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心平气和的。然而，黄兴毕竟没有像宋教仁那样，由此得出“不如早自为计”的结论产他在盛怒平息之后，“未几，复还”，仍然接受了孙中山制定的方案。嗣后，孙中山在东南沿海领导的几次起义，“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
宋案发生后，黄兴起初的确主张用法律解决，但谁都知道，宋教仁是黄兴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宋被害，黄兴内心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使用武力对付袁世凯。但是，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陈炯明、谭延闾等人“皆反复陈其不可”，就双方的实力而论，国民党对袁用兵，无论是早用兵，还是晚用兵；无论是由孙中山领导，还是由其他谁来领导，其结果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后来，孙中山以此为口实求全责备黄兴，他也没有倭过于人，在其致孙中山的长函中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表示接受孙中山的批评。
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0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以及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作法。当时抱定黄兴这种想法，“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陈炯明、胡汉民等人，皆无一例外。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毋庸讳言，黄兴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辛亥革命前，反映在他对形势的估计、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上；辛亥革命后，反映在他对袁世凯的态度、反袁的策略手段上。但是，无论这些缺点多么严重，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都不能脱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来苛求于黄兴个人，因为这些缺点是那个时代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应当承认，黄兴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确曾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例如他在黄花岗起义和阳夏战役失败后都是如此。其实，这种由于起义新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像乌云一样，几乎笼罩着当时所有革命党人的心境，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刘揆一“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章士钊在上海狱中也谈到他出狱后的打算，准备“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斋食佐读，以终其身”。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由横滨渡槟榔屿约集同志来会，与会者心灰意冷，“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黄花岗败后，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景况：谭人风“心志俱灰”，“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0因失败而转向悲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共同反映。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关头，他志不稍挫，颇有“以一败何足馁”的英雄气概，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这是孙中山髙出黄兴等人的地方。然而，即使是“中国特出人物”的孙中山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所属那个阶级的烙印。在对袁世凯妥协这一点上，孙中山和黄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将同一时期孙、黄对袁世凯的态度进行对比，人们就会发现，他和黄兴一样，同样经历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过程，在与袁世凯议和时，孙中山和黄兴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诚如宋教仁所评论的：孙、黄二公“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异。”既然如此，也没有谁来苛责孙中山，为什么对待此事与孙中山“无丝毫之异”的黄兴竟被说成是“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