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怀民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家，以无与伦比的勇气，率先揭橥批判的大旗，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同时，他作为革命活动家，又以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对封建专制制度开展了武器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又经过详尽的调查、缜密的思考，制定了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近代化蓝图。因此，探讨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的关系、探索孙中山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其局限性，不仅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提出以民权代替君权的革命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是从阐述民权主义而发其端的。
孙中山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那么，君权时代怎样才能演变为民权时代呢？孙中山认为，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由于“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孙中山正是从反抗君主专制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毋庸讳言，孙中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相距甚远，但他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大胆探索其发展规律却是值得重视的。他把由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看成是一种“世界的潮流”，如同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无论是怎么样都是阻止不住的”。既然是潮流，当然不依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顺应世界潮流，才能取得成功，在中国实行民权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最终必然会取得胜利。
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并非主张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在倡导民权的同时，也承认过去所谓“神权”、“君权”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从前人类的知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因此，他认为神权和君权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曾在历史上起过某种进步作用，将其说成一开始产生就是反动的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只是到了近代，神权和君权才成为“过去的陈迹”，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桎梏，社会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是从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涉及的范围极广，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儿个方面：
第一，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内在障碍，为此，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在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批判。
首先是对君主的批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君主是封建专制的总代表，是一切罪恶的渊薮。“皇帝高髙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年国的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专制暴君。孙中山在分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端专权，“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君主统治中国，皇帝与人民的关系一直是主奴关系，“只有皇帝一个人是主人，人民都是奴隶，人民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可以说，“在中国的四万西人，就做过了几千年的奴隶”。人民完全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被剥夺了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惟有兢兢遵守而已官吏任免权完全操纵于皇帝之手，“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在皇帝的淫威之下，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分开的，人民虽然没有政治权利，但却有交纳赋税的义务，孙中山指出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牛马不相及之别。政府与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就皇帝本身而言，其权力与能力也是极不一致的，孙中山认为，君主虽然权力很大，但是有能力、有道德的人却不多，“历代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很好的道德，其余都是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的”。由于绝大多数皇帝有权力而无能力、又无道德，人民对皇帝的不满便与日俱增，为防止人民的反抗，君主便欺骗人民，“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他揭穿了这种“天子受命于天”的谎言，指出：“天下者，天下入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在民权时代，天下人人皆可为皇帝，“这四万万人都是皇帝”。君主虽然没有多大能力治理国家，但对于保守自己的皇位却是特别注意的，皇帝除穷奢极欲地享乐之外，其主要精力便“是要保守他们自己的皇位，永远家天下，使他们子子孙可以万世安享。所以对于人民的行动，于皇位有危险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惩治。故中国一个人造反，便连劳九族，用这样的严重的刑罚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专制皇帝要求永远保持皇位”。孙中山对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不理民事”的世袭皇权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袭，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总是世袭”他号召人民起来用武力推翻这种长期统治中国的世袭皇权。
其次是对帝王思想的批判。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力陈帝王思想的危害，谆谆告诫国人，绝对不可有帝王思想存在。他说：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立志要人学、中举、点状元、做宰相，并且还有要做皇帝的。譬如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刘邦、项羽都看见了，便各自叹气，表示自己的志愿。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两人的口气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志愿，丝毫没有分别。换句话说，都是想做皇帝”这种思想，代代相因，到了元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异族的政府，把政权拿到自己手内，改国号为明朝，还是自己做皇帝，政体还是专制，把天下的政权，由父传子，子传孙，一家之人，代代相传，正像古人所说的家天下”洪秀全也是如此，他失败的最大原因也“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通过天京变乱，“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他得出结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孙中山反复提醒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便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因此，“从前做皇帝的思想，是过去的陈迹，要根本的打破他”为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帝王思想，杜绝历史上“总是争皇帝”事变的重演，孙中山在与黄兴等人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规定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
再次是对腐败官僚政治的批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以皇帝为首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至清代，这官僚系统越来越臃肿，官衔越高，特权越大，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固宠，以致草菅人命、贪赃枉法之事，“在地方官府中，举目可见”。正如孙中山所揭露的，“有权有势之家，奔走效劳之辈，仅因为个人仇怨，就可以捏造罪名，把人抓到官府，要求惩治，被陷害的人，还是无法上诉，无人辩护，只得面聆诬控。如果否认，就拷打三日，三日之后，仍不认罪，就依据原告的权势和官府需要息事宁人的程度，决定严惩。凡是被指控的犯人，从少许偷盗起，几乎一律处斩。斩首既可节约监狱开支，又可制服被告”。这种苦打成招、动辄处死之事所在多有，法律徒具空文，冤狱遍于国中，“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贪婪勒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由于官衔是用钱买来的，所以，清政府不可能要求法官依法办事，而是“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那些罪大恶极者逍遥法外，而使那些无辜良民难逃厄运。对此，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内自朝廷以至奄竖，外自督抚以至胥吏，皆以贪赃为能，以害民为事。”更有甚者，有的官吏还把制造冤案作为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地方官出而任职，首先查明富庶之家、献媚之徒与抗逆之人。其视为异己者，则强迫亲己者诬以罪名，逮捕人狱。”然后处以罚款或抄没家产，以达到“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的目的，这些人往往“以刑狱致富”。贪污贿赂成风是腐败官僚政治的重要表征。在清末社会，可以说无官不贪，无处不贪，无时不贪。孙中山举例说，“中国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曰，醵金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之部民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之事，每名定费三千两”。那些想当官的士人，也乐意行贿当道，“士惟以科第为荣，姓名一登榜上，即有人官之望；于是纳贿当道，出而任事。他们上任伊始，便充分运用自己的职权，抓紧时间搜刮民脂民膏，“为官一年，则尽一年之力以括削，为官一月，则尽一月之力以括削，故罢官以后，无不满载而归”。
孙中山分析官吏贪污的原因时指出：主要是为了满足奢侈生活无止境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达到保持自己原有官位并进一步牟取更高官位的目的。“彼既不能以官俸自养，而每年之贡献于上官者又至多，虽欲不贪安可得乎？况有政府以为其贪墨之后盾，自非痴骇，更安肯以清廉自矢？因此，贪污是环境“诱惑所产生的结果，是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惟一的可能条件”，“要作一个公务人员，无论官阶高低如何，就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并且意味着放弃实际贪污就是完全放弃公务人员的生活”。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孙中山对此表示深恶痛绝，他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厥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官吏贪污行贿，谋取私利，疏于管理，懒惰无知，以致水利失修，灾荒连年，瘟疫流行，饥馑交集，“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孙中山斥责贪官污吏为“民贼”，把保护这种腐败官僚政治的清政府比喻为一堆散发着臭气的粪土和垃圾，“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扫除清政府这堆藏污纳垢的粪土和垃圾则是革命党人的责任。
皇帝为所欲为、皇权思想泛滥成灾、官僚政治腐败透顶，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因此，要消除上述社会弊病，就必须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特别强调“政治革命”的重要性，他在谈到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时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可见，他是把在中国完成政治革命作为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
第二，批判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提倡“开放主义”、发展实业是近代化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