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2月，一四川官眷黎黄氏携带女孩15名，随伴4人，行李百余件乘船至上海，工部局捕房以“拐匪”名义将她们拘捕，向会审公廨控告。由华官关炯之等会同英国副领事德西门审讯。讯毕，德西门执意要把黎黄氏带回其捕房，关炯之以女犯押于西牢，《洋泾浜设官章程》无此条例，并未奉上海道令，且串拐证据不足，坚持女犯须判押公廨女所候讯。双方冲突，德西门竟仗势越权，喝令西捕上前将各犯夺下，中方廨役奉命争持，遭到西捕围殴，致伤2人，最后一干人犯被西捕强行带走。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激起上海居民和绅商的强烈愤怒，他们纷纷向当局和英领提出严正抗议。迫于压力，英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工部局没有将黎黄氏送交中方，而是径行将其释放，并且撤惩德西门及行凶巡捕的要求毫无结果。此后遂有12月18日上海人民拥护法权的示威运动。租界洋兵倾巢出动，向示威群众开放排抢，华人死11人，伤30余人。这就是大闹公堂事件。案发后，由于清廷腐朽无能，华人徒然死伤，草草结案。杨毓麟为此连续三论大闹公堂案交涉事宜，指出这是英人“蹂躏吾国国权之事实”，他忠告当道者不可以丧权辱国的互赔、会审、双方举公正人、送交海牙万国平和会公断等方式解决此案。认为这是“英国陪审官损害中国国权”，“上海领事公会攘夺中国市政”的严重事件。他列了大量的国际公法条文，揭穿了英国的如意算盘，对于英人提出的选用第三国做本案的裁判要求，进行了批驳，认为此事断不可取。因为列强沆瀣一气，“即曰中人选非中人，英人选非英人者，固已隐具一英人之性质，”选出的第三国“势必护彼族而痛抑吾国”。杨毓麟列举了英人肆无忌惮侵占中国法权的事实，告诫国人会审公廨已被外领把持，“虽有会审之名，殊失秉公之道”，呼吁当局乘时趁势收回租界丧失的各项主权，否则坐视“会审公堂而可以滋闹，会审官吏而可以凌辱”，那么列强必将“撤去会审公堂，排斥会审华官，而代之以完全外国裁判权”，而这仅仅是恶劣的起点，同时也是列强“损害中国利益之最重要者”。如果还不誓死力争，“租界之华官仅有之会审关系”也必将荡然无存，租界从此也不再是租界，而是“完全的割让地”
1907年，满洲发生了“高景贤事件”。高景贤本是关东租界地中一家日本企业的中国籍职员，因在盖平一带持枪行凶，被当地中国政府捕获正法。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州”都督府竟公然出面干涉，自称该“都督府于中国人随意出租界时，于某种范围内，应有保护之责任”，以此向中国地方当局示警，要求赔偿。为此，杨毓麟在《神州日报》上发表长篇社论，文中征引了大量国际公法的条款，批驳了日本的霸道行径和野蛮要求，认为此事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无可许日本人容喙之余地”。文中还谈到了“关东州”的法律地位问题，明确提出日本所谓的“关东州”，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租借地，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固有要求收归之权，绝不允许日本“以租借地为变形之割让”，也绝不允许“以租借地居民为变形之归化人”。同一时期杨毓麟致力于揭批满洲地区日本守备队和飞扬招摇的日本浪人，依仗治外法权强奸妇女，侮辱过往客商、屠杀中国官兵百姓的种种暴行，指责日本暴徒“文明其口，而野蛮其心”，
怒斥他们“蔑视我国家、蹂躏我主权，至极至极！”
(三)“优等民族”“最无渐德”，名为“保全中国”实则“不劳兵而有人国”
早在1841年，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阿波尔丁就曾指责英国政府不该为鸦片商人撑腰而进行“不名誉的战争”。然而类似的内部指责没有也根本不可能使列强稍稍收敛，反而刺激了他们对侵略理论的加紧炮制和散布。其中最突出的是“优等民族”“侵略有理”论和“以华治华”、“保全中国”论。
为侵略中国寻找借口，列强大放“优等民族”的厥词，自调只有他们才是“优等民族”，谰言广世界者，优等民族世袭之产业也。优等民族斥逐劣等之野蛮民族及衰微民族，夺其领土盘踞而蹂躏之，此天赋之权利使然，犹人之斥逐禽兽也。”对此，杨毓麟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彼优等民族之为此，实天演之适当而最无渐德者也。以此为历史，以此为道德，以此为文明，以此为教育！其用之于我民族也，始则显避其名而巧取其实，今则隐据其实而不惜显被其名矣”。如日本聒然以韩国、中国“无独立自营之能力”、“致累及外国”、“阻害文明之发达”为借口，提出由于它们“以增进(人类)幸福为国是”，故“不得不起而干涉”、“收取其政治上之独立权，以代为之谋”，这实在是“于势固有不得不然者”。因此对韩对华磨刀霍霍、大动干戈，其实这“无一非除去对华侵略行动之窒碍，而为中国土崩瓦解之准备者”。他正告国民“吾国命运，已如拍浮漏舟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淹晷刻，终将覆溺”，中国重蹈越南、高丽亡国的覆辙已迫在眉睫。号召四万万同胞只有蹶然急起疾追，“一心并力见之铁血事实”，方能避免“我不自主，人将人而为之”的民族厄运。
杨毓麟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狐掘狐埋，把瓜分中国美其名曰“保全中国”、“尊重独立”，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华治华的策略，是一种“不劳兵而有人国”的灭国新法，而不是强盗发善心做好人。他说：中国“所以存立，在其独立自主权之完全无缺”，因此在世界上“有完全享受平等待遇之权利”，“不受”也“不许”任何“外来高权”之干涉。他列举了大量事实抨击了这一谬论，认为“保全中国”实乃“保全大清”，列强要在晚清中国社会物腐虫生之际，趁火打劫，扶持清政府作为傀儡，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1907年前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逼迫清廷签订铁路强硬外债合同多种，杨毓麟随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借此约，以确定某省为某国势力范围，质言之，即藉此约，以确定某省为某国将来新领地之明证而已。彼其大欲，实在瓜分而托辞于担保债权，以眩吾人之耳目。
(四)“万众一心以御侮”，方可争取民族独立。
杨毓麟认为，解决国际竞争“不外和平、激烈二法”。列强长蛇封豕，阴谋急急，“视国际公法如弁髦，视清政府如赘疣，视吾国四万万同胞如无物，此诚我国莫大之耻与不世之辱”。愚顽昏聩的清政府甘心作帝国主义的功狗，甘受这“弥天之惨毒，切肤中腠之苦楚”，“而吾国民则当永矢弗忘，而决不可与之共戴此天此日”。他号召同胞爱国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嗫嚅或声嘶力竭上，因为“吾同胞日日言爱国”，但列强“乃欲使我终至无国可爱”，因此爱国应该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今日救补，惟视吾同胞实行之力如何，多一分实力，即可缓亡一日”。他相信“彼外人纵轻清政府，而决不敢轻吾同胞四万万如许之众”，“吾同胞苟能万众一心，各以个人能力所到”来反抗，列强“亦必以吾四万万众为不可侮，而少熄其贪欲，则吾国之受祸，或能稍纾一日，此固今日救死之惟一方法。他反复强调，反帝爱国“不重在议论，并不重在口说，真凭吾人爱国之心理，万矢一的以相实行，使彼之商业受涂炭之影响可也。”
众所周知，由于阶级的局限，包括孙中山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普遍忽视了帝国主义这一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甚至对帝国主义寄予幻想，但是杨毓麟却最早以独到的眼光比较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他的反帝爱国思想，并且远远地超过了同期的其他革命党人。因此，他的反帝爱国思想无疑又是他民族主义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四
杨毓麟，他属于那个时代，他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党人相比，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如下几个显着特点：
其一，从时间上看，他宣传民族主义思想最早，而且坚持最久。过去，人们提到辛亥革命前夜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以“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往往只单纯强调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书，应当承认，这两本书以通俗的笔调阐述“异族欺凌之惨剧，唤醒国民迷梦，提倡独立精神，一字一泪，一语一血，诚普渡世人之宝筏也，”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反帝爱国思想，因此初版五千部，不及兼旬，销罄无余，以后又多次再版，仍供不应求。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天华的《猛回头》发表于1903年夏，《警世钟》发表于1903年秋；而标志杨毓麟民族主义思想趋于成熟的《新湖南》一书却发表于1902年冬；以提倡排满革命，率先喊出“中华共和国万岁”的邹容所着的《革命军》发表于1903年6月；直斥光绪皇帝为“载骷小丑，未辨菽麦”的章炳麟所着《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亦发表于1903年6月，均在《新湖南》发表至少半年之后。至于曾经名噪一时的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宣传民族主义的文章，那已经是1905年11月以后的事了！
继《新湖南》之后，1903年春杨毓麟又在《游学译编》上发表了《满洲问题》等文章，继续宣传民族主义思想。”革命军马前卒”郞容于1905年4月瘐死狱中；“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于1905年12月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戕；特立独行的章炳麟虽然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名篇，但他自1907年3月以后，与陶成章等人先后两次掀起倒孙风潮，大有与孙、黄为轴心的同盟会分道扬镳之势。
在1910年1月22日出版的《新世纪》第一一七号上吴敬恒发表了《党人篇》并附《章炳麟与刘光汉及何震书五封》，披露了章炳麟向端方借款谋求去印度当和尚（以章从此脱离革命为条件）的丑闻，从此，章氏声名狼藉，由先前的革命家现身，“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然而，杨毓麟却一如既往，稳健激烈，独当一面，从未间断对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一直到1911年8月5日投海自杀为止。因此，他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先着一鞭，而且笔耕不辍，坚持的时间也最久，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二，从学理上看，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最深刻。杨毓麟在《新湖南》一书中，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指出由于西方“工商业竞争”，“资本充实之膨胀”，“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形成的经济根源，帝国主义为了倾销商品，输出剩余资本，必然要进行殖民扩张，以殖民地为“工商业竞争之中心点”，所以俄、英、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各地寻找殖民地，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这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杨毓麟指出西方列强在其民族建国主义时期，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期，“但有所谓通商主义而无殖民主义”，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一变而为殖民主义”，因此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殖民主义”，就是侵略。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不是“世主一人之野心，或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勿宁惟是，杨毓麟还认为，猜政府与帝国主义已是一丘之貉，“满洲政府为之怅，而列强为之虎，满洲政府为之蹈，而列强为之罗。”因此排满革命应当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进行。他们这一思想在当时革命党人普遍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的情况下，确是难能可贵的。即使是在《民报》时期以宣传民族主义见长的汪精卫，“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在他的文章中，虽然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某些事实，但却把责任统统归咎于弱者，他害怕帝国主义，极力防范人民力量的高涨，以此去换取帝国主义的不干涉，在激烈的反对清王朝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这不仅大大冲淡和压低了反帝的声调，放过了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也放跑了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况且，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包含着若干大汉民族主义因素。与之比较，杨毓麟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能不说高出一筹。
其三，从实践上看，他对其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思想贯彻最力。杨毓麟不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的宣传家，而且是一个革命活动家，为贯彻其民族主义思想，他身体力行，1904年，他积极参加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人组织的甲辰长沙起义；起义事泄后，他又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并出任会长，参与黄兴等人在余庆里机关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易名北上，谋刺西太后，计划失败后逃亡日本；留日期间，他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他又在革命党人中第一个学制炸弹，曾经伤及一目，组织暗杀团，并与黄兴等作为“运动员”回国，策动起义和组织暗杀；1905年9月，他又与吴樾等人组织暗杀出洋考查宪政的五大臣；他第二次赴日本后，于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此后，他一直参与办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7年一1908年他主持的《神州日报》是国内革命的最重要讲坛，宣传革命，卓有成效，而1908年4月他离开《神州日报》后，该报即被清廷收买，办报方向旋即翻转，正式主张君主立宪。1908年11月光绪、慈禧先后死去，该报如丧考妣，发表“两宫晏驾，风云渗淡，日月失明”的社论；12月宣统继位，该报即用红色印报，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恭祝万岁”，直至1910年10月3日，喊出了“立宪万岁”的口号！辛亥革命后，该报演变成为共和党、进步党的言论机关，竟与于右任创办的另一革命日报《民立报》公开叫板对阵，1915年更成为鼓吹帝制的喉舌和先锋。再往后，直到1946年，一路迭迭撞撞几经转手，已“绝无宗旨可言。”然而，杨毓麟即使在赴英留学之后，他仍然坚持革命宗旨，担任《民立报》的欧洲通讯社特约通讯员，为《民立报》撰稿，成绩得到孙中山的首肯，孙中山并授意王子匡协助杨毓麟办理中国最早的通讯社——欧洲通讯社，以免通讯社“落入他人之手”，“为党人之害。”
毋庸讳言，杨毓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某些局限性，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内容丰富，颇具特色，但他仍有一种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他虽然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确途径和依靠力量。他虽然提出了“国民联合运动”，但他曾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中等社会”，而对于被他称为“下等社会”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他虽然提出了激烈“暴动”的主张，但却没有大胆地去依靠和发动群众，而是侧重于个人暗杀手段，这就决定了他经不起革命道路中的困难和挫折。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民主革命光明的前途和希望，终于酿成了他在曙光即将照亮全国之际自蹈于异国汪洋的人生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