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建立健全农村党员作用发挥机制。一方面，积极推行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责活动，围绕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维护群众利益、提倡文明新风、维护农村稳定、解决农村存在的实际困难，实施以“经济发展、信息传递、纠纷调解、村务监督”为主要内容的设岗定职定责活动，使每位党员都能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舞台。另一方面，在农村党员中积极开展“三高一建”（即党员的觉悟高于群众、技能高于群众、业绩高于群众，建设一流的党员队伍）、“党员双建双带”（建基地、建公司，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党群共同致富”、“党员与贫困户结对于”等活动，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围绕产业、市场和核心技术，大办兴建农业产业化基地和具有良好市场前景、较强带动能力、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和公司，辐射带动群众，让农民群众得到经济上的实惠，真正做到“党员作榜样、群众奔小康”，使广大农村党员的先进性得到良好保持和充分发挥。
结束语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开展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而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直接面对群众、直接领导群众、直接服务群众，党的先进性必须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来体现、来实践、来维护。党是否先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起着基础性作用，研究农村基层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先进性建设涉及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鉴于论文篇幅和个人认识所限，本文无法对党的先进性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只能依据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分析农村先进性建设状况，重点就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对策措施作了一些思考和探讨，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方面如何贯彻落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指导思想，尚未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有待于随着理论学习的不断加强、思想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后，再作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本文为中央党校研究生论文）
庆阳老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位于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庆阳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1934年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后来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条件，之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庆阳老区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属抗战大后方，但为保卫党中央，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支援前线，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庆阳老区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重要“落脚点”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放弃了南方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长征在何处落脚以求发展，是关系红军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纵观当时的国内革命形势，南方各根据地丧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此时地处大西北的陕甘边革命斗争却成燎原之势，陕甘边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开辟了以甘肃华池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各路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的同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远离党中央甚至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紧紧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并于1934年11月在华池南梁正式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即南梁政府）。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根据全国抗日救亡声浪，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促成了当地地方武装郭宝珊营的起义，将其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与此同时，党还在陕北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两块根据地军民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在1935年春夏接连取得了两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从而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而又强大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和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它的存在，必然成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唯一的落脚之地。
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的地域条件，使党中央和长征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中共中央和红军一面同“围剿”之敌作战，一面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军国主义出中国。1934年7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就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先行转移，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红军开始长征后，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30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恶劣环境下，党中央和红军要实现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就迫切需要有一个接近华北抗日前沿阵地的立足之地。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当时虽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具体在何处落脚，仍然未能确定。华北事变爆发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人民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红军迅速北上，在接近华北的陕甘地区，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该计划后来被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所破坏，但党中央寻找立足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没有变。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以游击战经甘东北（即陇东）和陕北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接近苏联的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向东发展。1935年9月21日，北上红军占领甘肃宕昌县的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报纸上意外地获悉刘志丹创建的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情况，陕甘根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前沿阵地的要求，遂决定到陕甘根据地落脚，实现北上抗日的总政治策略，并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确定。此后，在这令人鼓舞的军事决定和正确的路线指导下，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经庆阳境内的镇原、环县、华池三县，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边根据地赤安县吴旗镇。11月初，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党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地战略转移，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
陕甘革命根据地具备党中央和红军立足的独特条件。中央和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时，这里不仅有统一、强大、巩固的根据地，而且还有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第一是理想的地理环境。横贯桥山山脉的陕甘地区，地形复杂，森林茂密，沟壑纵横，进可攻，退可守，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特别适宜游击作战。同时该地区地处偏僻的大西北，远离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兰州，境内只有小股地方军阀武装，又接近华北抗日前线，有利于党中央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且距苏联较近，便于争取和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援，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条件非常理想。第二是深厚的群众基础。陕甘边（包括陕北）地区贫穷落后，军阀混战不断，地主豪绅横征暴敛，人民群众深受地主、军阀压迫，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很早就参与了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当党中央和红军到来时，广大军民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党中央和红军，他们节衣缩食，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参军参战，保证了党中央和红军的休养生息。毛泽东曾多次感慨地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第三是陕甘红军创造了有利的军事基础。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之前，蒋介石调动10万兵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企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刘志丹率陕甘军民英勇战斗，接连取得胜利，不但粉碎了前来“围剿”的敌军，而且牵制了围追长征红军的敌军力量，迎来了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之后又于10月至12月间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长征红军在陕甘大会师的序幕。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之际，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各界抗日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及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包括国民党内部有识之士的响应。这种政治形势也为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顺利结束长征创造了条件。
陕甘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有了落脚之地，保存了红军和革命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因此，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庆阳老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队伍的重要出发点
党中央机关及红军在最后到达庆阳老区及陕北后，便在同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瓦窑堡会议之后，陕甘宁省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扩大红军影响，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庆阳老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出发地。
庆阳老区是红军主力完成战略转折、休整补充、集结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1936年5月，党中央为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打击敌对势力，决定红军西征。西征红军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人，还解放了包括庆阳老区曲子、环县、镇原在内的广大地区，开辟了陕甘宁边界纵横400余里的新苏区。1936年11月，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亲自指挥下，取得了环县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制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又一次进攻，对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战役之后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驻扎在陕甘宁边境的定边、环县、盐池一带的红军主力，南下驰援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回师北上驻守庆阳老区。1936年底，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城。1937年2月，红一军团在正宁宫河驻防半年之久，驻守正宁、宁县，红十五军团驻守庆阳县驿马镇。3月，援西军进驻镇原，陕甘宁省独立师一、二、三团分驻各县。10月，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进驻庆阳城。在这半年内，休整待命的红军主力各部，按照加强军政整训、提高战斗力的总体原则，加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工作，严格军政训练；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教育帮助广大官兵提高思想觉悟；征集兵员，加强战术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党的建设。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正宁王录村深入思考，总结实践经验，写出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上报中央。在扩大红军队伍方面，仅1937年2月，庆阳老区的新正（今正宁）、新宁（今宁县）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就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此后被补充到红四师，成为主力红军。各县的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壮大。西北红军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7年7月达到74000余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拉开了序幕。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驻守在庆阳老区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编入八路军——五师，援西军的三十二军、二十八军编入一二。师，四军、三军和陕甘宁独立师一、二、三、四团编入一二九师。8月31日起，——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相继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庆阳老区作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军事战略基地，完成了红军抗日出征前的思想政治、军事训练、兵员补充、粮草、武器弹药等重要准备工作，成为红军实现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战争战略转折的重要出发地。
庆阳老区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抗战的重要基地。1937年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包括庆阳老区6县在内的23个县，总人口约150万，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庆阳老区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支援抗日前线、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