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焦姆差点儿把信封撕成两半。展开信纸的时候,他不知怎的,心头怦怦乱跳。眼睛一看到信的头几行字,他就飞快地往下念:
阿尔焦姆!咱俩很少通信。一年才一两次。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全家都离开了舍佩托夫卡。你说年龄不饶人,学习很困难,其实你学习得不错。让你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你一口拒绝,这就不对了。你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吧?那就该掌握政权。你应该明天就接过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大妙。我经常住院,开过两次刀,流掉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谁都回答不出,这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不上班了,给自己找了份新的工作——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结果却是右股动弹不得,身上还添了几处伤。医生最近还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骨受过的暗伤,这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但只要能够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我觉得生活当中,掉队是最可怕的事。正因为这样,我才什么都不拒绝,积极配合治疗,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好转,相反,乌云越积越厚。做过第一次手术,我刚能走路,就恢复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现在我拿到了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所以明天就要动身去叶夫帕托里。哥哥,你别以为死神会夺走我的命,可没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强着吧,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注意保重身体,别一下子干得太猛。要不然,以后党得花大钱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积累起经验和知识,可不是为了一个个到医院去做客。
想你的弟。
保尔·柯察金阿尔焦姆皱起浓眉,念着弟弟的信。而在这同时,住院的保尔正和巴扎诺娃医生道别。这位女医生一面把手伸给保尔,一面问:
“明天您就动身去疗养院吗?那今天待在哪儿?”
保尔回答:
“朵拉同志马上会来。我会待在她家里,明天早晨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常来看望保尔。
“保尔同志,咱们说定过,您临走前要跟我爸爸见见面,没忘记吧?您的病情,我已经详细地告诉他了。我想让他为您检查一次。今天晚上就可以的。”
保尔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带领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
这位着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作了详细检查。
巴扎诺娃从医院取来了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专家看完后,用拉丁语讲了好长一段话,并一一回答女儿的问题。巴扎诺娃听了以后,脸色变得煞白。这是保尔不可能不发觉的。保尔望着教授谢了顶的大脑袋,竭力想从那敏锐的目光中看出个究竟。然而,教授是不露声色的。
保尔穿好衣服。教授客气地和他告别,说自己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让女儿转告检查结果。
保尔靠在长沙发上,等巴扎诺娃开口。但女医生不知该怎样启齿,她感到非常为难。父亲对她说,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加以遏止。教授反对再做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但我们没有力量阻止。”
巴扎诺娃作为医生和朋友,觉得不宜如实地说出一切。她谨慎地挑选着字眼,向保尔透露一点实情。
“保尔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会使疾病出现转机,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
她这样说着,却忘了对方的眼睛始终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或者确切些说,从您没有说出口的话里,我已经明白了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千万要对我实话实说用不着隐瞒什么,我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的。不过我真想知道,自己往后会怎么样。”
巴扎诺娃说笑着,把话题引开。
当晚,保尔始终没有了解到实情。
临别,巴扎诺娃轻声说:
“保尔同志,别忘了我们的友谊。您的生活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需要我的帮助或建议,您就来信,我会竭尽全力帮助您的。”
叶夫帕托里亚的天气真是酷热难耐,每个人都晒得黑黝黝的。一批旅客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到了麦纳克疗养院。
值班医生把刚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持有哪个单位的入院证?”他在11号房间门口站住,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安排您住这儿,跟埃勃涅同志住在一起。他是德国人,他要求给他找个俄国病友。”医生解释一下,上前敲门。
房间里传出一句不地道的俄语。
“请进。”
保尔走进了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去,只见床上躺着一个男子,他正看着保尔,露出和善的笑容。
“古腾莫根·盖诺塞。对不起,我是想说:你好。”他德语出口,又改用了俄语,并且把手伸向保尔。他的手没有血色,指头长长的。
几分钟以后,保尔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生动活泼地交谈着,使用的是那种“国际”语言——词语只起次要作用,弄不懂就靠手势、表情和猜测。
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枪。这回是旧伤复发,卧床休息。尽管很痛苦,他却保持着昂扬的情绪。这一点,马上博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住的病友很开朗,这使保尔喜出望外。这种人不会从早到晚,唉声叹气,诉说病痛,相反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痛苦也忘掉的。
“美中不足的是,我一点儿也不懂德语。”保尔暗想。
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轮椅车。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就到这儿来聚会。
除了保尔、埃勒涅,另外三个是:大胖子瓦伊曼,爱沙尼亚人;深棕色眼睛的玛尔塔,拉脱维亚人;两鬓斑白的列杰尼奥夫,西伯利亚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让他们当翻译。列杰尼奥夫和保尔都爱下国际象棋,这是他们成为好朋友的原因。
在列杰尼奥夫来到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他是经过激烈的冠军争夺战,才从瓦伊曼那儿夺得这个称号的,这使瓦伊曼一直对他耿耿于怀。然而没多久,院里来了个魁梧的老头儿,50开外,但看上去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玩一盘。保尔并没有戒备,平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列杰尼奥夫以挺进中卒相应。保尔身为“冠军”,必须迎战每一个新来的棋手,而且观棋者也总是很多的。走到第九步,保尔已经发觉,对方的小车在沉稳地推进,咄咄逼人,保尔心里明白:遇上了强敌。他对这场比赛太掉以轻心了。
激战了三个小时,保尔虽然集中心神,竭尽全力,但还是不得不认输。比起观棋的人来,他更早地看出自己败局已定。
保尔瞧瞧对手。列杰尼奥夫和蔼地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了保尔必败。瓦伊曼暗暗盼望保尔吃败仗,紧张观战,不过还什么也没有察觉。
“我总是坚持战斗,直到最后一步的。”保尔说。
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点头。
五天当中,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七负二胜一和。
瓦伊曼眉飞色舞:
“哦,列杰尼奥夫同志,谢谢啦!您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这是活该!我们这帮老棋手全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可他自己终究还是败在一员老将手里。哈哈哈!”他转而挖苦保尔,“怎么样,吃败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尔失去了“冠军”称号,但他在失去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结交了列杰尼奥夫,后来列杰尼奥夫成了他的挚友和尊敬的人。
保尔棋赛失利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象棋战斗仅仅略知皮毛而且,遇到精通棋艺的行家,自然非败不可。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有一个巧合的年份: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人党,是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搞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后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八年的战斗历程,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他们两个,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都是一身伤残。
保尔的另外一个病友玛尔塔,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保尔认为,她也就是个共青团员。不过,有一次保尔和她交谈,大感意外。真没想到,她已经31岁了,1917年就入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优秀的工作人员。1918年,她被白匪判处枪决,后来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由苏维埃政府赎换回来。如今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念完了大学。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让他全天卧床。这使埃勃涅心里很难过。埃勃涅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乐观开朗,从不愁眉苦脸;他充满朝气;却又这样过早地丧失健康。
保尔直到要离开疗养院之前,医生也没允许他下床走动。
出院前的一个星期,保尔接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信。信中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还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在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不可能让他恢复工作。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了一笔款来。
保尔经受住了这一次打击,就像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的时候,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候,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是总是立刻又站起来。
保尔又收到妈妈的一封信。老人家说,她有个十五年没见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娃,嫁到丘查姆家里,住在一个港口,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所以,妈妈要儿子一定到那儿去看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影响很大。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热情地把保尔送到码头。临别,埃勃涅像对亲弟弟一样,热烈地拥抱和亲吻保尔。
第二天早晨,敞篷马车载着保尔,驶离码头,来到一座带着小院子的小小屋舍跟前。保尔让陪送他的人去问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丘查姆一家。
丘查姆家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娃,已过中年,胖胖的,黑眼睛,目光凝滞而抑郁;两个女儿——廖丽亚和达雅;廖丽亚年幼的儿子;还有就是胖得像猪的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里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丽亚早先是打字员,前不久和丈夫,离了婚,眼下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带孩子,帮妈妈做做家务。
除了这两个女儿,丘查姆还有个儿子叫乔治,不过目前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戒备的目光不时地打量客人。
保尔对阿莉比娃叙述了自己家的事情,也问问她家的情况。
廖丽亚22岁。这个淳厚的女人,一头褐色的短发,大脸盘,有什么心事,仿佛都写在脸上。她和保尔一见如故,连家里的私事也和盘托出。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在家里采取高压手段,专横暴虐。因此,两个女儿对他厌恶透顶,老婆更是对他恨得要命,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里争吵不断,气氛恶劣。
这家的第二个祸害是乔治,他是个地道的浪荡公子,自以为了不起,又爱吹牛,吃要考究,穿要阔气,还爱喝酒。他是母亲的心肝宝贝,中学毕业后就向母亲开口讨钱,说要到首都去。
母亲变着法儿跟老头子要钱,再加上达雅挣的工钱,一次次地全寄给儿子。可他呢,入学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却又寄居在叔叔家里,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现在他还连连拍来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小女儿达雅,保尔直到很晚才见到。母亲在过道里低声告诉达雅,客人来了。她腼腆地跟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个年轻的陌生人,她的脸害羞的一直红到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