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特别缓慢。伤寒每天都夺去几十只工人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以往更高。
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但是他那健壮的体魄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块儿去上工。他有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又穿上了朱赫来送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现在也帮不了他了。
他每走一步，胸部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一下。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模糊，只觉得树木像围着他团团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平板车，上面是火车头、铁轨和枕木，人们正在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
几个小时后，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进板棚。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41.5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毒疮，目前不必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在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护送他回家乡去医治。
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好不容易才被塞进已挤满了人的车厢。车上的人怕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还威胁说，车开动后，就要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掏出手枪，指着那些人的鼻子怒喊：
“就是把你们通通撵下车，也得让他走！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枪，谁敢动他，你就对谁开。”
火车开走了。
随后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搞肃反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保尔扔下车。直到每个同志都答应绝对办到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一个年轻人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已经死亡，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立刻打电话到筑路工地，通知霍利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于是，博亚尔卡筑路工地便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把重病的保尔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病倒了。
丽达的一篇日记：
1月9日我为什么这样难过？还没有提笔，就先哭了。谁能想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最宝贵的木柴，我也刚开完庆祝大会回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悲痛突然涌上心头呢？确实胜利了，但是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其实在我心目中，他比我原先所想的还要重要得多。
日记就记到这里了，不知道哪天才会写下一篇。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