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志》：子日：“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日：“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干载也。
《断限》：夫子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
《称谓》：孔子日：“唯名不可以假入。”又日：“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采撰》：子日：“吾犹及史之阚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采撰》：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书》，多采以为书。
《叙事》：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曲笔》：肇有入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琉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顾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摸拟》：《左氏》与《论语》，有叙入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日”、“问日”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日：“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书事》：子日：“于予何诛？”于此数家见之矣。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书事》：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日：“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谓矣。
《人物》：语日：“吾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察所不该，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核才》：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违遭不遇。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核才》：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序传》：夫自媒自街，士女之丑行。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日：“吾每自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日：“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杂述》：然则茎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辨职》：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又语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观历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戏，而竟不废其职者，盖存夫爱礼，吝彼典刑者乎。
《疑古》：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
《疑古》：案《论语》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日：成事不说，（原注：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原注：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复追咎。）又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儒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疑古》：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疑吉》：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日：“尧、舜之入，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疑古》：子贡日：“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
《疑古》：《论语》日：“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廖》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顼也。失天无二日，地唯一入，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鼬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苟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
《疑古》：《论语》日：“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仅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芳见申生之将废也，日：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人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矣？
《惑经》：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恩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
《惑经》：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申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论语》子日：“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干，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申左》：《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日：昔卫蒯喷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日：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日：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择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将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
《杂说上》：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本书。（原注：谓《管子》也。）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辑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杂说下》：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
《杂说下》：子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杂说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
《杂说下》：子日：“齐景公有马干驷，死之日，入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
《暗惑》：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日：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日：“妪乎采芭，归乎田成子。”
难日：“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案《左氏传》，石碚日：“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诸如此说，其例皆同。
《暗惑》：盖语日：“君子可欺不可罔。”
案：《论语》通行本共二十篇，刘氏称引涉及十五篇，可谓广征博引。孔子思想影响知几者有多途，现拈出其突出几点而言之。其一日文与史之关系。《叙事》、《核才》二篇引“文胜质则史”（见《论语·雍也》）之语，迸而阐明“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之观点，极有理论价值。史离不开文但与文又有区别，此论精当，颇有辩证统一性。其二日史之阙文。《采撰》篇据“吾犹及史之阙文”（见《论语·卫灵公》而知史文有阙，其来有尚竹，因此，刘氏于《书志》、《人物》诸篇反复声明孔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见《论语·为改》）、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一（见《论语·子路》）之遗训，号召史家要对史料之遗逸与残阙持谨慎态度。尊重历史文献之客观实际，乃良史基本工作态度。其三日正名。孔子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即正名。《称谓）篇可谓全以孔子正名思想为理论根据。史书能传名不朽，善恶褒贬，非同小可，故刘氏主张史官笔削，应慎之又慎。如《人物》篇云：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竹又《题目》篇之核心为“考名贵实”，与孔子思想亦不无关联。其四日不语怪力乱神。如《采撰》、《书事》诸篇均标明此论。刘氏反对史书记载神鬼怪物，《采撰》即据孔子语以驳晋之杂书及唐修《晋书》。刘氏特别轻视充满“诡说异辞”之子部小说家言。知几力诋《汉书五行志》，亦可从此寻出一二原因。若谓孔子之哲学为重人事之哲学，那么刘氏之史学可谓重人事之史学。
刘知几既广泛征引孔子之语以伸己说，又对孔子言论有所批评。如《序传》篇揭发孔子“扬露己才”，《疑古》篇驳难孔子夸大失实，均直言不讳，洵为王充《论衡·问孔》之遗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