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日《尚书》家，二日《春秋》家，三日《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日《史记》家，六日《汉书》家。
《六家）：《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日：“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脬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日：“晋谓之乘，楚谓之祷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祷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日：“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干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
《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入。或日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
《六家》：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六家》：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计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
L/23《六家》：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干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体）：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二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此其所以为短也。
《载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
《载言》：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窃谓宜从古诗例，断人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本纪）：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列传）：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入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
（表历》：（略，见《周易》同条。）
（书志）：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体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书志）：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
（书志）：着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无冰。董仲舒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经》，札子杀毛伯事在宣十五年，非成公时。）夏征舒之构逆，当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陈灾。董仲舒以为楚厉王为陈讨夏征舒，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灭陈，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灭者，乃楚灵王时。且庄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夹敖立；夹敖卒，灵王立。相去凡五世。）楚严作霸，荆国始僭称王；（原注：《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既。京房《易传》以为后楚严称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号，历文、成、穆三王，始至于严。然则楚之称王已四世矣，何得言严始称哉！又鲁桓薨后，世历严、闵、麓、文、宣。凡五君而楚严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应之邪？）……晋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为成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四大夫欲杀厉公。后莫敢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君还事之。案《春秋》成公十二月丁巳朔，日食，非是六月。）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原注：《春秋》麓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向以为是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始世官。向又日：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麓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麓公末年信用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杀君，故阴胁阳之象见。麓公不悟，遂终专权。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案此事乃文公末世，不是麓公时也。遂即东门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恶也，）斯皆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
《书志》：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鹜着青色，负罄非中国之虫。（原注：《春秋》严公二十五年，有蟹。刘歆以为盟，负蓥也。刘向以为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浴，淫风所生。是时严公取齐淫女为夫人，既入，淫于两叔，故蛋至。案负篓，中国所生，不独出南越。）鹦鹆为夷狄之鸟。（原注：《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鹦鹆来巢。刘向以为夷狄之禽。案鹦鹆，中国皆有，唯不逾济水耳。事见（周官》。）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
《论赞》：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
《序例》：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
《题目》：（略，见《周易》同条。）
《编次）：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
《编次》：《春秋》嗣子凉阉，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与。
《称谓》：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日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载文》：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由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载文》：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补注》：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2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日注。
《因习》：古者诸侯日薨，卿大夫日卒。故《左氏传》称楚邓曼日：“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又郑子产日：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吊。即其证也。案夫子修《春秋》，实用斯义。而诸国皆卒，鲁独称薨者，此略外别内之旨也。马迁《史记》西伯已下，与诸列国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称，此岂略外别内邪？何贬薨而书卒也？
《言语》：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言语》：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叙事》：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日：“《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
《叙事》：尝试言之日：经犹日也，史犹星也。夫杲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即夕，而辰象粲然。故《史》、《汉》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也，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垂翅不举，懑龠无闻。
《叙事》：观丘明之记事也，当桓、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坏，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
《叙事》：（略，见《尚书》同条。）
《叙事》：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日省句，二日省字《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日：“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
《曲笼》：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探颐》：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媵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耶？
《摸拟》：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吉史考》，恩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世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摸拟》：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珠，臣无彼此之异。而千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摸拟》：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乐，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者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原注：考《竹书纪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皆妄为解释也。）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心异也。
《摸拟》：五始所作，是日《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书事》：（略，见《尚书》同条。）
《书事》：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人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记，则异乎《春秋》之义。夫臣谒其君，子观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人物》：洎夫子修《春秋》，记二百年行事，《三传》并作，史道勃兴。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种，鲁之曹沫、公仪休，齐之宁戚、田穰苴，斯并命代大才，挺生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此而不书，无乃太简。
《人物》：夫天下善入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峨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人物》：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
《序传》：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
《烦省》：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轱轩之使，月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辨职》：昔鲁叟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势；汉臣之著《史记》也，无假七贵之权。而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
《自叙》：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日：“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旯欲令博观义巯，精此一经。辞以获棘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
《自叙》：（略，见《周易》同条。）
《自叙》：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恩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史官建置》：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甚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气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史官建置》：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史官建置》：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日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
《史官建置》：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
《史官建置》：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瑶、范哗，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古今正史》：《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札记》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爰及后古，其书不传。
《古今正史》：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辜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疑古》：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疑古》：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吴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祷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入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
《疑古》：《论语》日：“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顼也。又案某书日：朱雀云云，文主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
《疑古》：《论语》日：“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案《春秋》，晋士艿见申生之将废也，日：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子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其为誉乎？
《疑古》：大抵自《春秋》以前，《尚书》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如异于此，则无论焉。
《惑经》：（略）（共十七条）。
《申左》：古之入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粱》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竞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
《申左》：毖扬榷而论之，言侍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又案桓谭《新论》日：“《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粱》、《夹氏》、《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
《申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日：“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预《释例》云：《公羊》、《谷粱》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辩义。）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官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览群书，至如祷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论语》子日：“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乎。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磐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日：昔卫蒯喷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足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
《申左）：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日：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日：《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二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
《申左》：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鲁师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实桓灭，《春秋》为贤者讳……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
《申左》故孔子日：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杂说上）：案《春秋》之书弑也，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如齐之简公，未闻失德，陈恒构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书“齐入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弟子追书其事。岂由以索续组，不类将圣之能者乎？何其乖刺之甚也。
《杂说上）：案《春秋左氏传》释《经》云：灭而不有其地日人，如入陈，人卫，入郑，入许，即其义也。歪柏举之役，子常之败，庚辰吴人，独书以郢。夫诸侯列爵，并建国都，惟取国名，又称都号。何为鄄之见入，遗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路！寻二传所载，皆云人楚，岂（左氏）之本，独为谬欤？
《杂说上》：语日：“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则与经典所载，乖刺甚多。又《孟子》日：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心欲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杂说下》：又观世之学者，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陨，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犹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暴秦之地也。假有学穷干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梧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
《杂说下》：（略，见《尚书》同条。）
《汉书五行志错误》：引书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日史记、《左氏》，交错相并；二日《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三日屡举《春秋》，言无定体：四日书名去取，所记不同。
《汉书五行志错误》：《志》云：史记成公十六年，公会诸侯于周。案成公者，即鲁侯也。班氏凡说鲁之某公，皆以《春秋》为冠。何则？《春秋》者，鲁史之号。言《春秋》则知公是鲁君。今引史记居先，成公在下，书非鲁史，而公舍鲁名。胶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谓《春秋》、史记杂乱难别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案班《书》为志，本以汉为主。在于汉室，直记其帝号谥耳。至于它代，则云某书、某国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叙稼穑不成，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间，别书汉、莽之事。年代已隔，丢鲁尤疏。泊乎改说异端，仍取《春秋》为始，而于严公之上，不复以《春秋》建名。遂使汉帝、鲁公，同归一揆。必为永例，理亦可容。在诸异科，事又不尔。求之画一，其例无恒。此所谓屡举《春秋》，言无定体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其释“厥咎舒，厥罚恒燠”，以为其政弛慢，失在舒缓，故罚之以燠，冬而亡冰。寻其解《春秋》之无冰也，皆主内失黎庶，外失诸侯，不事诛赏，不明善恶，蛮夷猾夏，天子不能讨，大夫擅权，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后寒也如此，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无冰示灾，便谓与昔入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违，岂其甚邪？此所谓轻持善政，用配妖祸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志》云：庶征之恒风，刘向以为《春秋》无其应。刘歆以为麓十六年，《左氏传》释六鹋退飞是也。案旧史称刘向学《谷粱》，歆学《左氏》。既祖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被于《尚书》、《春秋》。向则略而不言，歆则知而不传。斯皆见小忘大，举轻略重。盖学有不同，识无通鉴故也。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案《太史公书》自《春秋》已前，所有国家灾眚，贤哲占侯，皆出于《左氏》、《国语》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厉，下终鲁之定、哀。而不云《国语》，虽称史记，岂非忘本徇末，逐近弃远者乎？此所谓屡举旧事，不知所出也。
《汉书五行志错误）：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戒将来。至如春秋已还，汉代而往，其间日蚀、地震、石陨、山崩、雨雹、雨鱼、大旱、大水、犬豕为祸，桃李冬花，多直叙其灾，而不言其应。（原注：载《春秋》时日蚀三十六，而二不言其应。）此乃鲁史之《春秋》、《汉书》之帝纪耳，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
《五行志杂驳》：《春秋》成公元年，无冰。班氏以为其时王札子杀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经》札子杀毛、召，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时，未达其说。下去无冰，凡有三载。
《五行志杂驳》：《春秋》昭公九年，陈火。董仲舒以为陈夏征舒弑君，楚严王托欲为陈讨贼，陈国辟门而待之，因灭陈。陈之臣子毒恨尤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案楚严王之入陈，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谤，取愧叔时；终有封国之恩，见贤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闻。又案陈前后为楚所灭者三，始宣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次昭八年为灵王所灭，后哀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今董生误以陈次亡之役是始灭之时，遂妄有占侯，虚辨物色。寻昭之上去于宣，鲁易四公；严之下至于灵，楚经五代。虽悬隔顿别，而混杂无分。嗟乎！下帷三年，诚则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阔哉！
《五行志杂驳》：《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蚀之，既。京房《易传》以为后楚严始称王，兼地千里。案楚自武王僭号，邓盟是惧，荆尸久传。历文、成、缪三王，方至于严。是则楚之为王已四世矣，何得言严始称之者哉？又鲁桓公薨后，历严、闵、麓、文、宣，凡五公而楚严始作霸，安有桓三年日蚀而已应之者邪？非唯叙事有违，亦自占侯失中者矣。
《五行志杂驳》：《春秋》麓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刘向以为麓公末年公子遂专权自恣，至于弑君，阴胁阳之象见。麓公不悟，遂后二年杀公子赤，立宣公。案遂之立宣杀子赤也，此及文公末代。辄谓僖公暮年，世塞悬殊，言何倒错？
《五行志杂驳》：《春秋》麓公十二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是时莒灭杞。案麓十四年，诸侯城缘陵。《公羊传》日：曷为城？杞灭之。孰灭之？盖徐、莒也。如中垒所释，当以《公羊）为本耳。然则《公羊》所说，不如《左氏》之详。《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晋平公时，杞尚在云。
《五行志杂驳》：《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蚀之。刘向以为后晋灭江。案本《经》书文四年，楚人灭江。今云晋灭，其说无取。且江居南裔，与楚为邻；晋处北方，去江殊远。称晋所灭，其理难通。
《五行志杂驳》：《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蚀之。董仲舒、刘向皆以为自此前后，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旒，不得举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刘向以为是岁三月，大夫盟于溟粱，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无冰。班固以为天下异也。襄公时，夭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案春秋诸国，权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鸡泽之会、溴梁之盟，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然而《谷梁》谓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讥其无礼自擅，在兹一举而已。非是如“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国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刘之徒，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广为它说，多肆梦言。仍云“君若缀旒”，“臣将日甚”，何其妄也？
《五行志杂驳》：《春秋》昭十七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晋厉公诛四大夫，失众心，以弑死。后莫敢复责大夫，六卿遂相与比周，专晋国。晋君远事之。案晋厉公所尸唯三却耳，何得云诛四大夫者哉？又州满既死，悼公嗣立，选六官者皆获其才，逐七人者，尽当其罪。以辱及杨干，将诛魏绛，览书后悟，引愆授职。此则生杀在己，宠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戎，驰三驾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复文、襄。而云不复责大夫，何厚诬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晋政多门。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渐至陵夷。匪由惩厉之弑，自取沦辱也。岂可辄持彼后事，用诬先代者乎？
《五行志杂驳》：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东方者，轸、角、亢也。或日：角、亢，大国之象，为齐、晋也。其后田氏篡齐，六卿分晋。案星孛之后二年，《春秋》之《经》尽矣。又十一年，齐康公为田和所灭。又七年，晋静公为韩、魏、赵所灭。上去星孛之岁，皆出百余年。辰象所缠，氛攫所指，若相感应，何太疏阔者哉？且当《春秋》既终之后，《左传》未尽之前，其阂卫弑君，越灭吴，鲁逊越，贼臣逆子破家亡国多矣。此正得东方之象，大国之征，何故舍而不述，远求他代者乎。且春秋之后，战国之时，史官厥书，年祀难记。而学者遂疑篡齐分晋，时与鲁史相邻。故轻引灾祥，用相符会。白圭之玷，何其甚欤？
《五行志杂驳》：《春秋》麓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成公五年，粱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刘向以其后三家逐鲁昭公，卒死于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孙，本所不预。况昭子以纳君不遂，发愤而卒。论其义烈，道贯幽明。定为忠臣，犹且无愧；编诸逆党，何乃厚诬？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魉目，何其滥欤？
《五行志杂驳》：《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蚀之。董仲舒以为时宿在毕，晋国象也。又云：“日比再蚀，其事在《春秋》后，故不载于《经》。”案自昭十五年，迄于获峨之岁，其间日蚀复有九焉。事列本《经》，披文立验，安得云再蚀而已，又在《春秋》之后也？且观班《志》编此九蚀，其八皆载董生所占。复不得言董以事后《春秋》，故不存编录。再思其语。三覆所由，斯盖孟坚之误，非仲舒之罪也。
《五行志杂驳》：《春秋》昭公九年，陈火。刘向以为先是陈侯之弟招杀陈太子偃币，楚因灭陈。《春秋》不与蛮夷灭中国，故复书陈火也。案楚县中国以为邑者多矣，如邑有宣见于《经》者，岂可不以楚为名者哉？盖当斯时，陈虽暂亡，寻复旧国，故仍取陈号，不假楚名。独不见郑裨灶之说乎？裨灶之说斯灾也，日：“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后，若颛顼之墟，宛丘之地，如有应书于国史者，岂可复谓之陈乎。
《忤时》（略，见《尚书》同条。）
《忤时》：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成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时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
案：刘氏说《春秋》，颇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之影响，如：以错举四时释《春秋》名义（《六家》）；笃信《经》以一字成褒贬（《表历》），《春秋》乃“垂法将来”之“不刊之书”（《六家》、《自叙》、《古今正史》、《申左》）；举“三叛”之例，不取《公羊传》“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之说《探颐》、《人物》）等，皆本之杜《序》。知几之重杜《序》，实因其喜爱《左传》而及之。
刘氏尝病《汉书五行志》引书失宜日：“史记、《左氏》，交镨相并”，“《春秋》、史记，杂乱难别。”而刘氏本人亦不免此病，其称引《春秋》，时与《左传》混淆不别。如《体》篇谓夫《春秋》者云云，《载文》篇谓《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云云，《言语》篇谓《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云云，《汉书五行志错误》篇谓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被于《尚书》、《春秋》云云，皆非《春秋》之文，实为《左传》所有。知几于《六家》簏析《春秋》、《左传》为二家，各陈其流变，泾渭分明。何以后来称引时混为一谈，杂乱难别乎！引书含糊不清，易使读者误解。博学多识如钱钟书先生尝云：“《史通》以《春秋》与《史记》为二体”0，此说显然与《体》篇以《左传》与《史记》为二体之原意不符。在钱先生或即偶涉笔误，在《史通》却属称引不清。宋人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一已指出《史通·二体》中“所谓《春秋》，非指孔子之经，乃指左氏编年之传而言尔”。可参看。
刘氏之于《春秋》，最有争议、最引入注目者是《惑经》篇。知几仿《论衡·问孔》而作是篇，列举《春秋》十二未谕，五虚美，声色俱厉，措辞激烈，因此屡遭后世封建正统文人之讥斥贬贵。无独有偶，物极而反，刘氏亦因此在评法批儒运动中被誉为“法家”。此类褒贬不当、抑扬失中之论，甚误也。其误在于以偏概全，泥于一端。刘氏诋诃《春秋》，并无鄙视否定《春秋》之目的。正如王充批孔同时又尊孔一样，刘氏既有《惑经》之篇，亦有许多尊《经》之文，如《载文》篇日“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载文》篇日“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叙事》篇日《春秋》与《尚书》为“圣人之述作”，“意指深奥……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云云，不一而足。孔子修《春秋），后世史家树为理想楷模，目为名山事业。司马迁继承父亲遗愿，以五百年后之孔子自期，发愤修成《史记》宏篇巨制。刘知几自叙其追慕孔子约史记修《春秋》之举，并借夫子语以自道，俨然有“知我者《史通》，罪我者《史通》”之意。知而罪之，实乃批评之正确立场。若夫不知而罪，或不知而誉，则是批评之大忌。
《叙事》篇推尊《春秋》其言贵于省文竹，“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并举“陨石于宋五”为省字范例，“加以一字太详，灭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春秋》之叙事实不足语于此也。《春秋》之省文出于不得不然，限于当时之书写工具与物质条件，《春秋》失纪漏载之事比比皆是。“较之左氏之记载，洵为断乱朝报。”。刘氏论文尚简要，故以圣人述作相标榜，作出不切合实际之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