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先生把刘知几的生平行事划分为四个时期，甚中第四个时期是：“五十一岁以后迄于殁岁，为为政时期。”所谓为政时期表明刘知几的主要精力放在朝改事务上。这一时期刘知几在学术活动方面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开元元年（713年），与柳冲等修成《姓族录》，次年刊定。二是开元四年（716年），“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实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共成七十卷”。从刘知几因撰修《实录》成功而请援例恩赏、受封居巢县子看来，他当时的地位和处境比中宗时代强多了，似乎也没有发生与监修抵牾的麻烦。刘知几除与别人合修三朝实录外，曾独撰《太上皇实录》。如果再把《高宗后修实录》算进去，那么，刘知几实际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及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唐朝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刘知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三件事就是开元七年（719年）与司马贞等人辩论几部经典著作传注的真伪与兴废问题。刘知几有关《孝经》非郑注，《易经》无子夏传，《老子》无河上公注等观点，虽未被全面接受，却充分显露出他在经学及考证学方面的功力，尤其是他举出“十二验”以证郑玄未注《孝经》，表现出他在逻辑推理方面的严密性。这类辨伪工作，开了柳宗元先河。开元七年的辩论，实际上是唐玄宗尊老崇儒的思想文化政策的一个反映。
开元九年（721年），刘知几六十一岁，因长子刘贶“犯事配流”而“诣执政诉理”，触怒了唐玄宗，被贬为安州别驾，不久他就离开人世。和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同年谢世的还有杰出的政治家姚崇。值得玩味的是，刘知几生前写《史通》时，不被入理解，受到嘲笑和攻击，使他不得不仿效扬雄《解嘲》而作《释蒙》一篇反驳时人的讥讽。然而在刘知几死后一年，唐玄宗不知何故对他的《史通》非常赏识，“敕河南府，就家写《史通》以进，读而善之”。刘知几生前曾面对《史通》“抚卷涟湎，泪尽而继之以血”，惟恐“此书与粪土网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他自己也许没有料到，唐玄宗就是《史通》的一位“识者”。《史通》在唐代的流传，恐怕多少得力于唐玄宗的肯定。《史通》里虽然有《疑古》《惑经》之类离经叛道的思想，虽然有对本朝史学提出的严厉批评，但唐玄宗仍然“读而善之”。这种气魄和气度与武则天读骆宾王《讨武望檄》而叹其才不可得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人的思想与精神相对其他朝代来说比较自由和开放，《史通》的问世与流传不正是这种特定时代氛围的一种鲜明观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