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宗复辟，号称“中兴”，实际上中宗时代无论在哪方面都不能和武则天时代相提并论。中宗与韦后是患难夫妻，他们曾在房陵度过胆颤心惊的“幽闭”生活。当时，韦后在精神上给予中宗以莫大支持，作为感激和报答，中宗向韦后许诺其可为所欲为的权利：异时幸复见天日，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呻，中宗有幸重见天日，但不幸的是，由于他的软弱和无能，导致了韦后专权的局面。中宗执政六年，只知优游享乐，弄得“小人道长，纲纪日坏”，毫无政绩可言。武三思及其党羽甚至图谋政变，中宗自己也被他的共过患难的妻子和亲生女儿所毒死。韦后想步武后的后尘，可惜没有武后的才能，结果，睿宗之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起来，把韦氏与武氏势力翦除殆尽。就是在这种朝政混乱，杀机四起的气氛中，刘知几完成了他的不朽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史通》成于此年“仲春之月”，中宗死于此年六月。
《史通》虽然成于景龙四年，但具体写作过程比较长。据傅振伦先生考订，刘氏写《史通》是从长安二年（702年）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时开始的，从长安二年到景龙四年，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刘知几为什么能够写成这样一部古代独一无二的史学评论著作？就他个人而言，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刘知几写作《史通》在思想上和文献上有长期的准备和深厚的基础。刘知几从十二岁到十七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博览群书活动。尤其是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他在获嘉县主簿任上，生活稳定，时间充裕，凭借两京的公私藏书，潜心钻研。刘知几的好友元行冲、吴兢是唐前期的著名私人藏书家，这种交游，当给刘氏读书活动以极大便利。据笔者研究，《史通》一书，共引用文献三百多种，像这样的旁征博引，无论在当时看来还是在现在看来，都可谓博学淹通了。日本杰出的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对唐代读书人读书狭隘的状况作过考察。他“曾经和一些学生共同读唐初文人杨炯的诗文，对他所使用的典故，一检《初学记》即得，很少有出其范围的，便令人失望”。“在唐诗中出现的‘典故’，以《六经》、《史记》为最多，两汉的居其次，至于有关六朝的，令人感到不是出自《世说新语》，便是杨炯那样来源于‘类书’的较多。即或是大诗人李白，也不例外。”刘知几的博览群书与唐代一般文人的“孤陋寡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笔者还可举出一个旁证，《文选》是唐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书，刘知几在《史通》里却未直接引用过，我们不能由此说刘知几对《文选》不屑一顾，但至少在菜种程度上表现出他对《文选》的轻视，这一点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为什么“耻以文士得名”。
博览群书是全面总结唐以前史学的文献基础，但仅仅书读得多还不行，刘知几的可贵在于读书方法比较进步，读书有自己的心得见解。刘知几的出类拔萃在于他思想上保持了鲜明的批判精神和浓厚的理论兴趣。《史通·自叙》谈他读书：“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刘知几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没有这种思想上和文献上的长期准备和深厚基础，要写成《史通》是不可能的。
其次，刘知几能够写成《史通》还在于他长期担任史官，有丰富的修史经验。他在《史通序》里不无得意地声称：“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邑里》篇主张“从实书里”就有当时的修史经验。史学理论来源于史学实践。只有深知修史甘苦利弊，才能有的放矢地批评史学遗产。正如在文艺批评中，有创作经验的批评家与没有创作经验的批评家，其批评深度与效果大不一样。
第三，与监修及同行的矛盾促使刘知几写成《史通》。《史通·自叙》里描述了他在武后与中宗朝担任史官时的情绪和处境：“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段话非常清楚地交代了刘知几写作《史通》的直接动因。像刘知几这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而又不愿屈服于监修的人，如果想在史学事业上有所成就，当时大致有三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一是刘知几所走的道路，总结多年的史学心得，潜心写一部史学批评专著，并希望以此留名传世。二是以个人的力量私自修史，刘知几的好友吴兢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他另外撰修了《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藏于私室。三是提出合理化的意见，以求改善史官队伍，朱敬则（也是刘氏好友）就是走的这条道路，他上过《请择史官表》，“综括三义：（一）史才难遇，（二）宜倡直笔，（三）当访求良史”。
比较而言，第三种选择收效最小。当时的权贵需要利用修史为政治斗争服务，不大可能接受改造编辑方针和史官队伍的合理化建议。刘知几曾想师法孔子，把修史作为自己毕生的首要史学任务，那么，他为什么不像吴兢那样私自修史呢？这主要是出于全身避祸的政治考虑。《史通·自叙》云：“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送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中宗时代，宫廷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日趋激化，从“非不能而实不敢”的自嘲中可以反映出刘知几迫不得已的情怀和苦恼。刘知几要避免陷入官场斗争的漩涡，在史学上做一番事业，只得退避三舍，潜心写作离现实政治斗争稍远的学术著作。即使这样，刘知几也不能长期闭门著书，超然世外。《史通·忤时》篇小序描述了这种处境：
孝和皇帝时（浦注：中宗初谥孝和），韦、武弄权，母媪顸政。士有附丽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附会，取接当时（原注：一为中允，四我不迁），会天子还京师，朝廷原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几经三我。或有谮予躬为吏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因，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阃，忽忽不乐，遂与监修国吏萧至忠等诸官书求退。所谓“无所附会”云云，表明刘知几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靠山，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加入某党某派。刘知几在洛阳杜门谢客三年，当然是为了他的力作《史通》，后因小人谮毁，被召至长安，他上书萧至忠力求辞去史职，仍然是为了他的力作《史通》。刘知几曾目睹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政治，早年所写的《，慎赋》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头脑清醒，深知进退，处世谨慎的历史学家。事实上，刘知几退而作《史通》的选择是聪明而正确的。《忤时》篇所提到的监修权贵如宗楚客、萧至忠、郑惜等人在中宗、睿宗之际的政变中相继丧生。刘知几的好友徐坚，因其妻子的关系，也差一点被牵连进去，要不是他也像刘知几那样行事谨慎的话。《史通》一书虽然可以说是武后长安二年开始动笔，但刘知几集中精力而写成此书无疑是在中宗时代，即从神龙二年（706年）到景龙四年（710年）近五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中宗时代宫廷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白热化，如果政治安定，刘知几又能在史馆里按照自己的宿愿来一心一意地刊定诸史，那么，刘知几就没有功夫来写《史通》这部呕心沥血的杰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史通》的诞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中宗时代“玉成”了《史通》。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竞免于祸。中宗遇难、武、韦被除后，历史将睿宗推上皇位。他深知自己的功劳和才能远不及野心勃勃的妹妹太平公主与儿子李隆基，所以军政大事多是妹妹和儿子说了算。睿宗颇有自知之明，他体面地把皇位传让给李隆基，自称太上皇，落得个“善终”。玄宗登基后，依然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干掉了咄咄逼人的姑妈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太平公主虽然在性格、谋略等方面很像他的母亲武则天，其权势之大曾一度形成“宰相七人，五出公主之门”的局面，但时代不同了，玄宗毕竟不是高宗，太平公主的才能终究赶不上武后，尽管她惨淡经营多年，却被立足未稳但精明果敢的玄宗一举击败。从此，结束了唐帝国女性专权的历史，虽然后来的宦官专权也并不光彩。
唐玄宗是在刀光剑影、喋血宫廷中掌握政权的，因此，他在执政初年励精图治，刻厉节俭嘈，任用姚崇、宋景等精于吏治，救时补弊的得力大臣，使政治形势焕然一新。另外加上当时边患缓和，突厥与唐言归于好，吐蕃与唐在开元末以前无大争战增，唐帝国赢得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唐玄宗初年继续巩固和发展了唐太宗、武则天时代的统一和强盛。“开元盛世”是唐王朝发展的顶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诗圣”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开元年间度过的，他在《忆昔》诗中对这个令人怀念的时代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刘知几晚年遇上这样一个“太平盛世”，就他个人仕宦生涯而言，不能不说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