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遇上那些去“中国”的人很平常——搭乘西伯利亚铁路只要十四五天就能抵达。对我们来说，却立刻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最广义上，这个词包括蒙古、满族、新疆、西藏还有18个省，所有这些领土加起来有590多万平方英里。但要是研究中国人的行为、习俗和思维模式，就必须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中国人称为“十八省”的那部分地区，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国本土”。帝国的这部分领土约占总领土面积的2/5不到。主要地标大致有：在北方是首都北京；在南方则是重要商业中心广州；东部有上海，以及西部的西藏边境。
任何人只要不怕麻烦去查询地图上的这4点，把它们当做一个准正方形的四边中点，马上就会明白，问一个归国的旅行者“觉得中国如何”这个都被问滥了的问题有多么荒唐。只要想象去问一个在英格兰待过一两年的中国人“觉得欧洲怎样”就知道了！比如北京和马德里处在同一纬度；而广州恰好和加尔各答纬度相近。在上述4个点所确定的正方形内，有着各种各样的气候、花卉、蔬果和动物——更无须说人了——他们的分布方式就像欧洲那样。北京气候异常干爽，让人心旷神怡；10月到4月间不下雨，几乎没有降雪，真正称得上炎热的气候不过在七八月份持续6到8个星期——即使是那种时候夜晚也总是凉快的；不过12月到2月间的6到8个星期河面上或许会结起几英寸的冰。另一方面，广州却是热带气候，夏季漫长潮湿，让人萎靡不振，冬季则短暂阴冷。当地旧闻相传广州城只见过一次雪，那时人们还以为是落棉絮。
北方诸省的特色地貌是广阔平坦的原野，其中散布着村庄，房子都用泥土砌成。南方诸省有着连绵不绝的山貌，可与世间任何名胜媲美。修行之所往往建在山岭高处、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家境富裕的中国人为了躲避南方夏季的酷暑也会光顾那里。广州附近的一处名山据说就有不下100处这样的寺庙道观，它们都为客人准备了房舍，也欣然接受接待的客人为寺庙添的香火钱。
在中国北方，可以见到大量的蒙古矮马、高大的骡子和驴；还有负重穿越蒙古平原的双峰驼。在铁路出现以前的南方，旅行者需要在健壮苦力肩抬的轿子和缓慢但舒适的行船间做出选择。在蒸汽船沿海岸往返行驶以前，举人为参加三年一度的进士考试，从广州到北京需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而急件往往是通过日行200英里的骑手来接力传递的。
北京的市场有一种肥尾羊提供的优质羊肉，主要供给回民。不过中国南方不养绵羊，却养山羊。各地都养猪，相当于我们农贸市场中牛肉的地位，后者却相当不受中国民众的欢迎，或许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得归于孔子的教导：他禁止人们屠杀这种能够牵犁、造福人类多多的动物。中华帝国老百姓的主食，他们的“面包”，叫做米饭；但北方中国的农民引进稻米的代价太高，所以就用小米来替代。北方还盛产苹果、梨、葡萄、瓜和核桃；南方的水果则有香蕉、橘子、菠萝、芒果、柚子、荔枝以及类似热带特产的水果。
冷藏法已被中国人实施了几个世纪，从河中开凿冰块就是为此目的。在炎炎夏日，一个北京的苦力无需花费就可以获得一份冰饮。葡萄可以从秋季一直保存到来年3到6月间，处理过程很简单：把葡萄串插进一个大而结实的容器里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冰窖中储藏好即可。即使在中国东海岸中点附近的宁波，池塘和沟渠表面的薄冰层也会被凿下来，好好存放至来年夏天供使用。
沿海诸省的居民与北方以及内地居民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头脑机灵、脾气随和。中国人自己宣称高山育德，流水育智，这也嘲讽地暗示没人能有兼具德行和智慧。不同省份的居民间鲜有情谊，北方人畏惧和憎恨南方人，后者明白无误地鄙薄和蔑视前者。所以当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却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广州当地人的服务，那些广州人忠诚得仿佛这次进攻只是针对第三国进行似的。
中国的人口从未被精确统计过，外国旅行家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杂哈劳（Sacharoff）在1842年估计大概超过4亿人。据说1902年最新的普查结果显示总共有4.1亿人，或许3亿的人口更接近真相，但即使3亿人口也占了人类的1/5.从这个总数可以轻易计算出：如果中国人要排成一个单列，步行通过某个给定的点，这个行进式是次不会完成的行进式。远在3亿人的最后一位迈过那个点时，新的一代已经出生继续这条没有尽头的行列线。然而人口统计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传统，我们得知在公元156年，当时中国的总人口恢复到5000万以上。在更近的时代，进行人口统计的步骤包括向每户人家的家主提供户口券，而家主有责任正确回馈所有亲属的消息，但没有反馈上这些户口券的固定日期，所以结果总是大致的，而不是精确的。
此外，并不鲜见能听到人们谈论汉语是一种全国都在使用，有一个标准（尽管各地略有出入）的语言。但事实是，口语分裂成了8种方言，每种都特征分明，对人的耳朵而言简直是8种不同语言。每种间的区别，就像英语、荷兰语、德语或者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比如一个上海人，就几乎不能理解一个广州人在说什么，其它情形也类似。学习一点在北京宫廷使用的方言，是所有的官员有义务，也是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商人和其它从业人员要努力的目标，即使只是为了商业目的。这种方言被大众称为“官话”。帝国的书面语是一致的，这仅仅意味着使用不同的声音表述的想法在纸面上有着统一标准的文字。就像阿拉伯数字的英语、法语和德语一致，但发音的方式截然不同。
排除方言的因素，口语的唯一困难在于“声调”。声调仅意味着某个音节和相同的音节有着不同的调子，这就能产生完全不同的语义。但没有这些声调，中国的口语却会出奇地简单。因为汉语里没有性、数、格、语态、时态或者其它我们可以用这些术语定义的变化。
可以举出很多讲话人犯错的例子，比如某个学生叫他的仆人去拿只雁，而当时他真想要的却是一些盐。“雁”和“盐”的声音相同，但声调十分不同。下面的例子很可能也是真的：一个英国官员向外交部报告称天津人有在外国人身后大叫“毛子、毛子”的习惯，由此他推断天津人被他们这些野蛮人头上戴的东西惊住了。现在已经搞清楚，“毛子”或许是“帽子”的意思。而用另一种声调发这个音，则是“长毛的人”，后者暗示外国人的大胡子，这才是他们真想表达的意思。这种称呼现在也还能听到，前面经常还有“红”这个形容词修饰。
书写使用的汉字，据知在过去3000年中一直使用，起初只是粗陋的图画，比如人、鸟、马、狗、房子和数字（一、二、三、四）等等。现在还有可能从一些演变过的现代汉字形式中发现它们和想表达的对象出奇地相似。第二步是把两个更多的汉字当做部件组合在一起，通过它们的组合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说，一个拿着“拐杖”的“手”是“父”，但是这种简单的组合方式显然不能让汉字表达更多的内容。于是中国人很快就发明出一种图像加语音的系统，这样，就能无限叠加生成新汉字，这是他们要的组合形式。如果需要表达全新的事物或者概念，新的汉字也可以被继续制造出来。但现在通常的方式，是组合存在的汉字去表达需要的概念。比如说，中国人看了臼炮的独特样式后，与其造一个全新的字去表达这种东西，不如给了它一个合适的名字：“鸟炮”。
此外，就像中国的本地人和各地区的方言各不相同，尽管归根结底这些是同样的人和同样的语言，他们的行为和风俗也有相似的程度不同的区别，中国某地流行的生活和礼仪习惯在另一个地方就未必流行。有一次我们会发现起初看上去不能妥协的区别，只是在事情细节上的区别，而不影响它们在核心上的一致。很多旅行家或者其它人描述的中国风俗，仅适用于部分地区，而不适用于全部地区。不同的省份关于婚姻的礼俗不同，但是有某个典礼，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我们的注册登记，在几乎每一桩婚姻上都是必需的：新郎和新娘必须跪下指天为证，他们还必须饮下红线相牵的交杯酒向对方宣誓。红色是喜庆的颜色，白色是哀悼的颜色。中国的信纸总是用红线分行或者盖上红色图案，一个用外国风格举办晚宴的中国官员，甚至在每条晚餐的餐巾上贴一片红纸，以消除白色的不良影响。
这里要提一下坐船旅行。除了扬子江和黄河这两条世界上的重要河流，中国还由一套小溪流汇成的河网系统覆盖，在南方的中国构成了主要的交通方式。扬子江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一条巨大的运输河道，从中国本土的西部跨越到东部。黄河除了一个向北的大弯曲，基本和纬度平行。它长期以来就被称为“中国的害河”，要为很多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负责。它的河流湍急，不可能进行常规的航行，驾船渡过黄河要冒着极大困难和危险。“黄河”从河流的土黄颜色得名，因为它湍急迅速地流向大海，所以席卷下大量的泥沙。所以，古老的谚语说“黄河变清之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希腊的罗马新年”原文Greek Kalends，西方成语，直译为“希腊的罗马新年”。因为希腊不用罗马历法，所以永远不可能有罗马的新年。引申为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黄河两岸建立的巨大河堤要把它限定在固定的河道内，但任何多余的水流都会给河堤带来不寻常的压力，给人们的财产带来巨大破坏，给人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河堤还一直不断地在加固。黄河还经常整个儿改变它的河道，有时会突然分流，形成一个近乎直角的弯折。直到1851年，黄河的河口还在山东半岛岬角的南部，大约是北纬34°。然后黄河几乎没有任何前兆地开始流向东北方，在山东半岛岬角的北部找到泻口，那里大约在北纬38°。
在水路交通的主干线上中国人人工开凿了一条运输河流，除了它的本名“大运河”想不出其它更配得上这条运河的名字，汉语“大运河”的意思是“锁之河”，“运输之河”，因为它曾经被用于从南方运米到北京。这个庞大的工程在13世纪由皇帝忽必烈设计和执行，运河的长度延展到650英里，建立了北京和广州之间几乎没有中断的水路运输。这样一个神奇的工程业绩，即使著名的万里长城也难和它相提并论。万里长城的建造年代在公元前几百年，它被人们赞美：据说，假想一个人在太空中观察地球这个球体，他唯一能见的人类建筑就是万里长城。最近的探索表明长城大约有1800英里长，从北京以东海岸的某点开始，延伸到藏区的北部边界。大致上说，城墙高22尺，宽20尺，每隔100码就有座40尺高的塔楼，所有的建筑部分原先都用砖制造，但现在部分塔楼只剩下遗迹存在。万里长城不是唯一的巨型城墙，其它规模巨大的城墙废墟最近也被重显于世。所有巨型城墙的目的只有一个：阻退那些前来抢掠的鞑靼人。
在中国的无边幅员内，虽然气候和居民各有差异，但中国人可以随他们美好的意愿为了生意或者娱乐，自由地移动，不需特许、不受阻扰地在任何地方住宿。任何普通中国居民也不需要其它的书面证明。如果拜访者满怀怒气，中国的酒馆不会把他们当做顾客而接受入内。但是只要后者付够钱，也不侵扰其它人，那么店主就随他们自己折腾去。然后，中国人并不很喜欢旅行，他们太喜欢自己的家乡，甚至厌恶在世界其它地方旅行的不便和危险。船夫、轿夫和酒馆老板一直都有收费过高的恶名，旅行者有时还可能住进“黑店”，这是贼窟的另一个名字。但是仍有很多人为了美好的景色或者为了拜访历史上的名胜而四处旅行。更不用说那个庞大的官员群体，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旅行，从某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去赴任。
很多人深信每个国家都是从世界上某个遥远的地方迁徙到它现在的所在，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也是这种人。他们从语言、行为和风俗上的巧合，尤其是似乎很像的文字上，假设出巴比伦尼亚是中国人的起源地，他们从那里迁徙到现在居住的地方。中国在无可争议的遥远过去就有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可是查遍这些记录，绝对没有丝毫的暗示可以推出这种性质的移民。
传统上中国的黄金时代在公元3000年之前。如果严肃地调查中国早期的文明，公元前10世纪的历史都不甚可靠。但我们有证据，公元前10世纪之后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他们曾有过的遥远上古史深信不疑。
当时的这个文明已经拥有“中国”这个名词，但它的疆域仅是目前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它是北纬34°到北纬40°之间的一个菱形。菱形的最上点在现代北京，最下点在陕西的西安府——1900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躲避“义和团运动”的兵灾而远遁到那里。古代专制帝国的体制解体之后，一套封建体制取代了它，全国被分成一系列规模和重要性不等的领主国，由各自的男爵统治，向宗主国的主君宣誓效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主君和附庸的关系，依旧在国与国之间勉强维持着，如同当时的编年史所描述。读者从中常能联想到古希腊各种政治区域：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他们的首都间只有150英里的距离——如果熟读过修昔底斯的作品你会觉得至少半个世界都卷入争斗——在古代中国的封建国家的争斗中，你会发现和两个希腊城邦相似的嫉妒和敌意，以及相似的国家间相互厮杀的残酷战役与流血战斗。我们读到了战车和骑士，读到了战士的功业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我们读到急行军和夜袭中，中国士兵会衔一个木棍，以阻止队列中的窃窃私语，我们读到领土被兼并和重新复国，我们读到用毒药或者刺客的匕首来终结对手君主生命的暴行。
当这些国家的军队进入战场，他们形成一条阵列：弓手在左翼，而长矛手在右翼。中央是战车，每辆车由4到5匹胸前带辔头的马拉着。战争的装备有剑，匕首，盾，5到6英寸长、12到15磅重的铁头棍，巨型的铁钩，鼓，铜钹，鼓，号角，数不尽旗和幡。点燃狼粪的烟尘可以用来警示敌人来袭并召集居民武装起来。他们的战争中军队很少有军营，从被杀者的尸体割取耳朵也是当时士兵的习惯。在休战的旗下双方会进行谈判，签订合约，旗上会写下两个字“停战”。
上文提及的狼烟，对于召集诸侯进行必要营救十分有用，却让一位主君付出了王位的代价。他有一位美丽的妃子，因为她的陪伴他忽视了政府的事务。这位妃子有忧郁的性格，从没有人见她笑过。她说她爱听撕裂丝帛的声音，为了取悦她每天都有很多精美的丝帛被撕成丝片。国王向任何能让她笑的人提供1000两的黄金。他的大臣建议不妨点燃狼烟制造王室危险的假象，召集封建的贵族和他们的军队。这个圈套成功了：看到他们匆忙集结的样子，这个消沉的女子开怀得笑出声来。之后野蛮人部落发起了一次真正的攻击，狼烟再度燃起，这次是真正的警报。但是受侮辱的贵族们没有回应。国王被杀死，他的妃子悬吊自尽。
当不从事切开对方咽喉的活动时，这些封建制下的人享受着高度的文明。他们住着茅草盖的房子，房子用夯实的土和灰浆搭建，干草铺撒开来作为地毯使得楼层平整。起初，他们习惯坐在垫子上，不久引入了椅子和桌子。他们喝的酒有着高浓度的酒精、吃的食物烹饪精致，还穿丝绸的袍子。在仪式和节日的场合他们演唱歌谣，表演舞蹈。打猎、捕鱼和种植是男人的职业，女人们从事织布和编织。还有青铜器的铸造者、金匠、银匠与铁匠。玉石和其它石头被切割和打磨作为装饰品。书面语言已经高度发展，和我们现在知道的汉语书面语相差不大。它们间主要的差异在字形上，就像古英语的文本和现代的文本在字母形式上有差异，而我们称为语法的东西则完全一致，3000年前的古老歌谣的用语，已经进入了口语，人们依然能很好地理解——当然，它们是使用现代语音的要求来发音。虽然我们可以说米提亚德在“马拉松战役”时如何向他的士兵致词，但我们不再能说孔子是如何讲汉语的。古代中国人阅读的“书籍”是用薄木片和竹片组成的，用木笔或者竹笔把汉字写在上面。笔的尖端有轻微的磨损，这样就能选择彩色的液体把字转写到要求的板片上。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中国人用刀片在竹板上刮出他们的字，但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刀片只是用来把写错的字刮掉。
医术在史前时期的中国就开始实践。但是，我们拥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期的方法论上的努力，却属于现在讨论的时代。有部叫做《内经》的作品，托名于传说中黄金时代的古代皇帝，他向他的大臣们质询所有种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就像人们可能想到的，这个托名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内经》的写作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的几个世纪。
封建时代的医生把疾病按照一年四季分类：头疼和神经痛属于春季，各种皮肤疾病属于夏季，发烧和疟疾属于秋季，支气管和肺病属于冬季。他们针对各种病症，从五类药中选择一到两个配方，配以合适的剂量。这五类药是草药、树、动物、矿物和谷物，而每个类又包括五味有特定性质的药：酸养骨，辛养肌，咸养脉，苦养精，甘养肉。脉搏对于治疗疾病非常关键，每个医生至少要求熟悉24种脉搏，一些著名的医生声称能区分不少于72种脉象。在《内经》上，有一句交代血液循环的话——“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该句出自《黄帝内经·难经》。——译者这点中国人从不质疑，也成为他们之后文化的一个特征。
在封建制度下，大约公元前1000年，中国开始拥有姓。之前他们只有部落或者氏族名，但是每个氏族的个人成员通常不使用他们的氏族名，只以他们的父母在幼年时代给予的个人的名字知名。逐渐地产生了给个人名字加上姓的习惯，通常被采用的是家族居住的地名，有时也使用显赫祖先的称号或者官衔。中国的地名从不用个人的名字命名，所以不会有法林顿（Farringdon）或者吉斯林汉姆（Gislingham）这样的地名——法林家（the Fearings）或者吉斯林家（Gislings）的故乡。用英语的术语，一个叫“欢迎（Welcome）”的男孩，父母会给他取个地名作为姓氏，如果他的出生地是“坎布里奇（Cambridge）”，那么他就叫坎布里奇·欢迎——在中文里姓放在最前，比如说：李鸿章。必须记住，满族人没有姓，也就是说，他们不使用他们的氏族名或者家族名，只用他们个人的名字称呼自己。
中国的姓，除了地名，有多种源头：从自然来的，如“河”、“石”、“谷”；从动物来的，如“熊”、“羊”、“龙”；从鸟类来的，如“燕”、“顾”；从身体来的，如“耿”、“相”；从颜色来的，如“黑”、“白”；从树和花朵来的，如“荆”、“叶”、“苇”、“林”；其它的还有诸如“富”、“东方”、“刘”、“须”、“公孙”、“向”、“温”、“钱”等等。公元前500年，姓的使用在所有阶级都得到确立，而欧洲的姓直到公元1200年左右才出现，即使如此，也仅局限于富人和地位高的人。有本每个学童都学习的中国小书，叫做《百家姓》，“百”是作为泛指“许多”的概念而使用，实际上出现频繁的姓大约有400个。
公元200年前，一个侵略性的国家吞并了其余的封建王国，在它的君主统治下，中国再一次成为了帝国，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但尽管中国始终保持一个帝国，过去2000年来，皇位多次从一个家族转到另一个家族。
这位领导他的国家战胜了竞争对手的杰出人物，最终登上统治统一中国的王位，只有拿破仑才是他最好的参照物。他自称始皇帝，派遣30万人和北方古老而且可畏的帝国作战，最近证实这个帝国毫无疑问就是匈奴人。他派遣舰队去寻找海岸外的神秘岛屿，其中一些是日本的某些岛屿。他建造了万里长城，建造过程中使用很多服苦役的犯人，作恶者被迫在那里长期服役。他铸造的铜币规格统一，质量良好，他的统治时代迅速淘汰了过去的贝钱。除了以上业绩，他还想开启一个新的学术和文学时代，但很不幸，他贯彻自己意图的方式很简单粗暴：因为听信了宫廷侍臣的恶意奉承，他决定在他的统治下学术和文学必须重新开始。于是他下定决心销毁所有现存的书籍，最终决定放过那些与人类知识三个重要部门关联的书籍，名义上是：（1）教授人们耕种和收割，提供粮食的书籍；（2）教授使用药物和医术的书籍；（3）教授各种预言术的书籍，这些可以指导人们的生活，迎合而不是违抗自然规定的事物永恒和谐的性质。相应的严厉命令随即被颁布，很多学者被判处死刑，他们怀着这场风波很快终止的念头私藏书籍。除了上述三类著作，在焚书的大灾难里许多重要的著作消亡了，那些依旧保留下来的书籍是个奇迹。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死了，他最小的儿子以二世的名义登上了皇位。后者开始安排他父亲的葬礼，一个世纪后第一位也是最伟大中国历史学家这么描写：
“九月，葬始皇骊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译者
二世皇帝和理查德·克伦威尔的经历十分相似，除了前者在短暂和羞耻的统治后被处死这点上不同。接下来的一个朝代在中国有记录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号。一个农民，凭着纯粹的人格力量，在3年的苦战后坐上了皇位，此时是公元前206年。他的后裔，汉皇室，统治了中国400年，在公元23-40年时偶然地被分成时间几乎相等的两个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短暂的皇位篡夺，威胁到了皇朝直系血统继承的稳定。在那个时代，更多的北方中国人最为自豪的事情是拥有“汉之子”这个称号。
在400年的全部时期，不能说帝国在国内外都享受了完全的安宁。它和北方的鞑靼部落有着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万里长城的阻拦也并非很有效率。在和匈奴人——突厥人祖先的作战中，汉王朝的建立者被包围在自己的一座城池里，他只好采用另一种下文要讲述的计谋逃脱。除此外，汉王朝还对朝鲜人作战，对他们的征服导致对日本的发现。那时候日本还处于较低的文明阶段，直到公元57年才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那时候日本第一次派遣一个使团前往中国。那些习惯以为中国是个知名的不好战国家的人，或许会为下面的事吃惊：在公元前2世纪的末年，汉王朝的常胜之师远征到中亚，把帕米尔和浩罕兼并入帝国。现代云南的野蛮部落被迫臣服，他们的领土从那以后就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帝国内部，宦官们毫不止歇的阴谋精神带来了巨大的麻烦。除此之外，有近20年，帝国的权力被著名的篡位者王莽掌握，他用诡计和毒药这些惯常的伎俩做到了这点，而战争上的失败又让他失去了皇位，他自己也因为士兵的叛乱而在短暂统治后死去。但汉王朝所有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和学术传承的恢复——儒学经典从隐秘的地点被拯救出来，它们是冒着生命危险被隐藏起来的。编纂的委员会被委派，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修复被始皇帝恶意摧残的文献。当时的学者通过整理这些文本诠释了孔子的教导。虽然他们的解释在12世纪被置之不理，一整套新的诠释系统成了所有学徒接受的标准，直到今天为止。但正是这些早期的努力才使得儒学经典对中国的人心有着深入持久的影响。不幸的是，发现古老文本很快成了一种时髦，很多现在依旧流传的作品并不在它们所代表的古老年代写作。
在汉朝400年的统治下，文明的进程稳步向前。纸和墨，还有毛笔被发明。它们给当时仍处于相当稚嫩阶段的书写和绘画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在王朝的早期废除了奴隶殉葬制度，为父母守孝27个月——名义上有3年，现在其实是违反了规定——被压缩到更实际的27天。文献研究的学位被第一次建立，孔子的直系男子后代有了永久的爵位继承权，他们的世系直到今天依旧没有断裂。现在孔子氏族的族长是一位公爵，住在宫殿里，他的品级和省最高长官的品级一样。
这个时期对于中亚扩大的军事远征让中国接触到了巴克特里亚，当时古希腊的一个边远省份。从这支最远的古希腊文明，中国人学会了很多东西，尽管现在它们往往被认为是来自中国本土。中国人引进了葡萄，从葡萄制作酒的传统延续了很多世纪，只是在二三百年前才消失。从前中国人只依靠日晷计时，现在他们拥有了水漏，一种现在还能见到在使用的计时器。把一天划分成12个单元的方法也确定了下来。历法被重新制定，乐理科学被重建。事实上，现代中国音乐可能更接近古希腊的音乐。因为音阶的区别，中国的音乐对西方听众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对于孔子的耳朵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欣赏了某首悦耳的曲子后，孔子十分感动，3个月品尝不出肉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