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有关文章中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基本的看法是：宕昌可能是参狼的音转，秦、汉时期羌道境内的参狼羌就是晋末出现在同一地区的宕昌羌。“参狼”和“宕昌”发音口形相同，只有声调轻重的不同，在当地方言中读音非常接近，所以，“宕昌”有可能为“参狼”的转音。汉文史书在秦、汉时记为“参狼”，晋以后记为“宕昌”，从而形成似乎“参狼”与“宕昌”是没有联系的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在同一地区的两支羌人的误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有例证的。与宕昌羌建立的宕昌国相邻，又同属一个大的族系，风俗服饰与宕昌亦相同的陇南文县西部包括四川南坪的白水江流域邓至羌建立的邓至国与其前身即汉代阴平郡甸氐道的白马羌的关系与此完全一样。四川大学教授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指出：“南北朝时白水江上游有所谓‘邓至羌’。《北史》卷九六：‘邓至者，白水羌也，世为羌豪，因地名号，自称邓至。’《隋志》梁州同昌郡同昌县下注云：‘有邓至山，云邓艾所至，故名焉。’按邓艾并未至此，《隋志》乃臆说耳。‘邓至’即‘甸氐’之异译，甸、邓音近，氐（音旨）至音近，甸氐、邓至均羌语之译音。《水经注·漾水》：‘白水（今白水江）又东迳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东北流迳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东南迳邓至城南，又东南与大夷祝水合。’按之地图，洛和水即当今南坪县九寨沟，大夷祝水即今汤珠河，所谓邓至城在今南坪县城附近、白水江北岸。此城即两汉甸氐故城也”。甸氐道与邓至羌、邓至国的情况，与羌道、参狼羌、宕昌羌、宕昌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羌道”是中央政权用汉语命名管理羌人事务的县级地方机构，不含羌语成分，甸氐则是羌语，甸氐道是羌语译音汉字书写的地方县级行政机构。
羌道治所与宕昌城
秦至两汉数百年中作为地方管理参狼羌人行政中心的羌道（县）治所在今白龙江上游即宕昌地区的具体什么地方？弄清这个问题对宕昌羌和宕昌国的政治中心何以在今宕昌城有着重要意义。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地方史志界没有人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此，对羌道治所的具体情况是很模糊的。《辞海》“羌道”条释文曰：“古县名。西汉置，因县境为羌族所居故名。治所在今甘肃舟曲县北。”《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三国地图，均将羌道标注在今舟曲县城西北，没有标明具体地点；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地名大辞典》对羌道的释文亦为“故治在今甘肃西固（今舟曲）县西北”，没有指出具体地点。《舟曲县志·大事记》说“陇西郡羌道，治所舟曲城西北”。该志在《乡镇简介》中“坪定乡”中则说“秦、汉这里曾是羌道治所”。在“古城寨堡”中又说坪定乡西寨城“疑此城为汉代前羌道治所”。以上除认为羌道治所在今舟曲坪定乡一说外，均认为在今舟曲县城西北，这个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但这个“西北”的范围有多大，在舟曲县城西北的具体什么地方却未指明，总的概念当离舟曲县城不很远的白龙江东岸。笔者在较长的时间中也是这种看法。
根据二十多年来对宕昌历史的探索研究和多次对周边环境的考察，综合当地现存历史故迹和新发现的文物资料，笔者改变了原对羌道治所在舟曲县城西北白龙江东岸的看法，形成了新的认识，即秦、汉羌道治所在今宕昌旧城，而不在今舟曲县城西北坪定，也不在舟曲县城西北的白龙江东岸。依据有以下几点：第一，羌道治所应在羌水（今宕昌境内岷江）沿岸，而不应在桓水（即今白龙江，亦称垫江）沿岸。《汉书·地理志》羌道下曰：“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过郡三，行六百里。”颜师古注“《水经》云，羌水出羌中参谷”。王国维《水经校注》指出“羌水出羌中参谷”为“羌水出羌中参狼谷”。如前所述，参狼即宕昌，参狼谷即宕昌谷，羌中即岷江上游羌人居住区，也就是今宕昌南河沟藏族居住的林区，与迭部腊子口、罗大、舟曲黑峪沟、巴藏等白龙江沿岸仅有一山之隔。羌水即今岷江，其流域为羌道的中心所在地；桓水即白龙江，其流域特别是舟曲境内虽然也属羌道所辖范围，但不是羌道的中心所在。羌道之得名，主要不是因其管辖对象为羌人，而是治所临近羌水，如临洮、临渭、临河、临漳等，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宕昌城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陇西郡和武都郡，与中央政权所属郡县直接连接，设置县级地方行政机构的条件更加优越和成熟。西汉羌道属陇西郡（治今临洮），隔临洮县（治今岷县梅川）与郡治相通，从宕昌城出发，骑马两日可达郡治；东汉羌道属武都郡（安帝永初前治所在今西和洛峪，永初后迁至今成县广化村），亦可两日（东迁后3日）到郡。今舟曲县城东北距宕昌大道经两河口在90公里以上，有两日程，到郡治在5日以上；经坪定翻雷古山小道经大河坝沟或官鹅沟为原始森林区，雷古山主峰海拔4153米，终年积雪，两条沟石峡道道，激流崩涌，即今着名的官鹅沟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道路极为艰险，骡马难以行走，只能单人攀越，虽路程不远，也有整整一日行程，至郡治则需4日程。羌道治所即使在宕昌城，无论对陇西郡还是武都郡来说，也已均为“孤悬境外”了，如果在舟曲境内，就不仅是“孤悬境外”，而且远离郡治及邻县，过于深入“羌中”了。羌道治所不可能过于远离郡治及邻县发达地区，而设于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小的羌人最边远的落后地区。第三，宕昌城处于甘川交通要道与汉族和氐族与甘青草原羌人地区的前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位均远远高于舟曲县城地区。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的选择，与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是紧密联系的，必须是当地政治中心、军事重地和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在古代，政治、军事地位尤为重要。宕昌县城以北以东，为较为平缓的半山丘陵地区，向北通往洮河流域的古临洮境，再西直达甘青草原，往北通往狄道（今临洮）直至河湟地区和兰州直接与丝绸之路连通，再东达渭河流域的襄武（今陇西）；向东北直接通往西县（今礼县盐官、红河一带）到冀（今甘谷）、上邦（今天水），向东南到武都郡（今西和洛峪，后汉后期为今成县西广化村），再东直到汉中；向南沿岷江经两河口顺白龙江而下则是邓艾入蜀的阴平道，崇山峻山，道路崎岖，栈道悬空；向西隔大石山为白龙江上游的今舟曲、迭部两县，更是山高路险，至今仍是林木莽莽的原始森林地区。所以，在白龙江上游古羌道境内的今宕昌、舟曲、迭部地区，宕昌县城地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比舟曲县城地区形成当地中心的优势要大得多，这些优势至今仍然非常明显。由于这种地域间的相对优势，明、清以来虽然舟曲县城始终是县级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宕昌在唐安史之乱后不再有州、县行政机构的设置，但宕昌经济、文化总的状况要比舟曲县城地区更加发达一些。第四，宕昌县城附近连续发现汉、魏至晋代羌人首领铜印，充分说明当地是当时羌人部落头目首领的重要居住地，因从参狼羌到宕昌羌都是定居的，所以宕昌城周围地区是秦汉以来该地区羌人的政治中心。1988年和1989年，在宕昌城关附近先后发现了两方铜印，一方是“汉率善羌君”，另一方是“魏率善羌佰长”。这两方铜印现均存于宕昌县文化馆。“汉率善羌君”为东汉朝廷封授，“魏率善羌佰长”为曹魏政权所授，这是十分清楚的。东汉到曹魏时，宕昌为羌道境内，居住在宕昌的居民就是参狼羌，这也是十分清楚的。“羌君”就是当地参狼羌的最高一级首领，因中原朝廷是按羌人势力的大小对其首领授以“羌王”、“羌侯”、“羌君”名号的。参狼羌的大首领居住地，必然是羌道（县）治所最好的选择地，因作为朝廷任命的地方官羌道县令要通过当地民族首领和部落头目来管理地方，或者其所谓管理，就是联系、协调地方首领，而不是像中原那样通过乡、里基层行政组织来管理，所以，羌道县令不会也不可能远离当地政治中心的宕昌城而到边境最僻远的舟曲境内去设置县署。近日，宕昌县志办杨海帆电话中告诉笔者，去年在宕昌旧城和贾河乡七龙村，又分别发现了两方铜印，一方铭文为“晋率义羌仟长”，另一方为“晋率义羌佰长”，两方印当时均在私人手中，他亲眼看到过。据他说这两方铜印有可能已流失在外了。如果这两方印的情况属实，更说明宕昌是羌道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无可置疑的了。第五，晋末至南北朝时期宕昌国都城的今宕昌旧城，其城墙基础部分及下层为汉代所筑，这便是秦汉羌道县城的铁证。《宕昌县志·文物古迹》“宕昌故城”条载：“从残址城墙量，最厚处5米，最薄处1．5米，最高10米，最低4米，北、西两门已毁。从底层观察，是椽帮筑，属汉代以前风格；上层用板筑，是历代补筑。城内修有城隍庙。城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陶片。据省考古专家鉴证，属州城堡。”宕昌故城当地称旧城，20年前大部分城墙完好，城中为南北向一条街道，有居民100多户，原为旧城大队，现为旧城行政村，城内有宕昌城关第一小学。无论是秦、汉时的羌道（县）城，还是宕昌国的都城，在当时当地这座故城都是规模很可观的，要比1928年所建康县城今云台城大得多，而在宕昌国最强盛时，其总人口也只有十多万，况且当时是以畜牧业为主的，不可能像中原地区的县城那样宏大，更不能拿中央政权的都城来比较。第六，秦、汉几百年形成的羌道县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为宕昌国都城奠定了基础，形成必然之势。任何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是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多种因素综合长期发生作用的结果，羌道县城的今宕昌旧城，与宕昌国都城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同样是这些因素决定的。宕昌国都城在当地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不可能离开当地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也不是短时期内偶然形成，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是羌道县治数百年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充分了解和理解这一点，对宕昌羌、宕昌国及宕昌地区的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可以作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的羌道治所是今宕昌城关旧城，在晋代后羌道建置废除不存在，此城则成为宕昌国的都城。秦、汉羌道境内的参狼羌，就是宕昌国时期的宕昌羌，宕昌很可能为参狼的音转或异译。羌道的得名，不仅仅是因为境内居民为羌人，主要是因为其治所在羌水旁边。今宕昌城关旧城，早在秦代起，历经两汉、魏晋，直到宕昌国灭亡后至唐代宕州城，都是白龙江上游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这种中心地位在唐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和州、县地方行政机构的不复存在而逐渐消失。宕昌旧城之所以成为宕昌国的都城，除了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诸多因素外，与羌道县治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是紧密联系着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