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及主要军事活动。马土司拥有的武装力量及历代土司参与和自行展开的军事活动如何，地方志及相关方面的资料几乎没有涉及，《马氏宗谱纪略》和《马氏历仕世职顶辈宗图》记述了较为详细的情况，从中可以对这方面有较为全面明晰的了解。从家谱中以上两部分资料看，马土司衙门在明、清两朝的数百年中，军事活动可分两类：一类是辖区内镇压平定所谓“盗”、“匪”之类的自主军事行动，即对属民的镇压控制，一般规模较小；另一类是受朝廷调遣配合大军参与辖区之外及进入辖区内反朝廷起义暴动的“匪”、“寇”及叛乱等武装力量的作战，规模较大。关于马土司拥有的武装力量情况，没有其他任何史料可供参考，因此，我们无法对其组织形式、兵力规模及指挥系统等等作出较为清晰的了解。从《纪略》所见情况看，马土司所属武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亲丁（家丁），当为专职服役人员，以武装保卫为主兼作杂务，其数量及规模当不会很大，最多时不超过300人，最少时当在100人以内。另一部分则为番兵或番夫。按通例，这部分武装为兼职，平时耕牧，有战事则自备武器马匹参加作战，即为后来的民兵。这一部分是土司武装力量的主体，其可投入作战及可动员组织的力量分别能达到何种规模，没有可参照的资料进行分析，唯一的资料是《纪略》中明洪熙元年（1425）秋八月岳藏堡等族藏族反抗，土司马进良“带亲丁部属千人进剿”的记述。此时是马土司管辖区域不仅未完成宕昌近郊四周的统辖，更在较大范围的首次突破性扩展之前，其亲丁、部署即达“千人”。可以推断，在清代顺治九年（1625）马国栋时辖境第一次突破性扩展，硙子坝及汤瓦、临江二里兼管后，武装力量应有成倍增长，而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第二次突破性扩展和咸丰时第三次突破性扩展后，可动员参战的兵力应有3000人左右。根据家谱提供的资料，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79）土司马存仁平定辖境内六忍、力节二族藏族反抗后，直至清末，在宕昌原辖境内再未发生属民的重大反抗暴动活动，而从始祖马珍起到此时的近200年中，历任土司对辖区内属民的军事镇压活动近20次。此后至清代，历任土司的军事活动基本上是以辖区外部的军事力量为对象。明、清两朝，各土司在境外军事活动的地域，基本上是在甘肃南部宕昌周边地区，见之于家谱资料的，西部到迭部、舟曲大峪沟；南部到文县洋淌河及白马峪、文县城，武都的黄鹿坝、苟家坪、青石山；东部到西和洛峪、礼县雷坝；北部到武山滩哥、岷县闾井、梅川各地。作战对象，既有当地反抗地方政府的暴动藏民，也有回民反清武装和白莲教起义军，又有祸乱地方的土匪势力及吴三桂叛军等。军事力量和军事活动是土司职权和职责的核心，也是宕昌历代土司建功立业，保持世袭地位的基础，因此，宕昌历代土司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首任土司马珍、二任土司马虎蛮分别于明洪武五年（1372）和洪武二十九年（1396）阵亡，四任土司马都宗于天顺七年（1463）在镇压力节（今宕昌官鹅藏族乡立节村）藏族反抗中“身被流矢，伤重创发，至家数日而卒”。清嘉庆五年（1780），十四任土司马映星率家丁番民在脚力铺与白莲教起义军交战，“长子马乾（即后来的十五任土司）带伤，次子马震、堂弟马映碧同时阵亡，并阵亡家丁五人”。
历代土司统治的政治特色。从家谱记载的史实看，历代宕昌土司的统治管理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特色，正是这些特色使宕昌土司在明、清两代的数百年中不仅没有改土归流，而且保持了不断壮大扩展的态势，成为甘肃境内众多土司中维持到民国时期最后改土归流的少数几个土司之一。和其他由少数民族首领、头人受封的世袭土司不同，宕昌土司是东汉名将马援之后，不仅是中原汉族中的名门望族，更是具有深厚儒家思想文化传承的世家大族。马援“男儿当马革裹尸还”和“画虎不成反为狗”的卓越思想和忠恕持正情操，对中国思想史及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思想行为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影响，至今仍为人们所崇尚，作为马援后裔的宕昌马土司家族，受其影响无疑是极为深刻广泛的。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基础条件，历代宕昌土司的统治管理表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的政治特点：一是重视儒家思想文化的学习传承。始祖马珍“慕宋丞相范公（仲淹）之风”；土司马应龙与岷州进士刘世纶、举人刘世经兄弟交往密切，为“通家”，特请刘世纶为其撰修家谱；土司马国辅“幼英敏，善属文，多才智”；土司马国栋在边境安静、上下无事时，“日与游人达士畅饮怡情，百姓部卒，劝课农桑”；马任远“登贤书”，为武举人，“攻孙、吴之书，缵伏波之业”；任远子天驷为岷州儒学增广生员，与其兄土司天骥皆“翩翩出众之英也”；土司马乾“少业儒，通书史，入泮”。实际上，历代马土司及其子弟无不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家谱记述中断后的马荣、马承烈、马继贤，到末任土司马培德都是读书知礼，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宗图》末尾附录一段即为马继贤书写，而马培德则是兼通书、画的知识分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家谱中所附云峰氏家训的撰写者马云峰，无疑是土司直系亲族中最杰出的一位，从家训及所署官职看，其知识修养和官阶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家训中“训番化野，殚其多方”，“事上恤下”，“祖德攸彰”，“仁人世守，宫箴孔长”等训语，完全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阐发宏扬。毫无疑义，从家谱资料可以考知，历代宕昌土司是以武为基础而文武兼备的，亦即以武装力量为依靠而用儒家传统思想来维护其正常的统治管理，从来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征服。这就是宕昌土司为何没有像与其相邻的岷县多纳赵土司和舟曲黑峪黄土司一样，被较早改土归流，能够保持长久的根本原因之一。二是忠诚效力朝廷。政治上绝对服从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政令贯彻。每次土司承袭更替都呈报州、道、省军政主管部门上报朝廷兵部批复，马珍、马乾奉命进京晋见皇帝听取圣旨训令，按照朝廷指令招中茶马，而且到后期完全服从岷州官府领导。如马国栋在康熙年间因年迈患病，请求其长孙马天骥袭替土司之职，便“移文岷厅（抚民厅）余，岷卫蔡，巩昌府知府纪，呈文洮岷道张、洮岷副总府冯、转呈平庆临巩布政使司巴、甘抚叶，各宪衙门”，几乎遍及省、道、府、州所有军政衙门。又如马承烈去世后，岷州州府行文让马继贤继承土司，土司衙门及土司家族均予认可。马继贤任土司达十年之久，直到北洋政府再次行文由马承烈妻马呈瑞任土司，马继贤方去职。家谱及地方史志资料中，很难见到历任土司对朝廷及地方官府的对抗和阳奉阴违行动。军事上完全听从地方军事领导的调遣。家谱资料表明，历任土司受命上级各部门开展的军事活动是土司衙门最主要和频繁的基本活动。《马氏世谱纪略》中明代马土司衙门受命参与的较大军事活动达15次，清初至康熙十八年即达9次，而明代在马应龙任内出战4次，明末清初马国栋任内出战8次。指令宕昌历任土司出战的不仅有洮岷兵备道、岷州卫、岷州抚民厅，还有阶文参将、西宁镇等军政机构及军政官员。无论家谱还是地方史志资料，没有发现过任何有关马土司不服从或推诿对抗军事调遣的现象。赋税即钱粮归属岷州地方官府管理。《皇清职贡图》载，宕昌马土司所属百姓，“岁征课粮，在岷仓交纳”。《清史稿·列传三百四·土司六》载岷州宕昌马土司、麻龙赵土司和攒都沟后土司称：“以上三土司，所辖虽号土民，与汉民无殊，钱粮命盗重案，俱归州治，土司不过理寻常词讼而已。”这里所述状况与清末陈如平《岷州续志采访录》记述完全一致。康熙《岷州志》“田赋”条载，“岷属各土司、族头名下所辖番人，其先世多属羌夷移居内地，与汉人一体编入里甲种地纳粮。故既有丁粮，仍应招中”。这些资料说明，宕昌马土司向所属辖民征取的赋税钱粮是解缴给岷州官府的，而不是缴给土司衙门支配的。正是经济上这种根本性的控制，使宕昌马土司始终保持在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绝对控制之下，独立发展的空间极小，从而避免了与朝廷和地方官府的离心力的产生和发展。在国家急需物资支持时，马土司衙门又能主动捐助，为国解忧，典型的是清康熙平定吴三桂之乱时，马国栋、马任远父子向朝廷捐献军粮2000石，饲草5000束，康熙赐御笔“功高卜式”匾额表扬。三是对属民宽厚仁爱。对下属吏民“诚信抚众”，是宕昌历代马土司的又一鲜明特点。如前所述，宕昌马土司由于出身汉族世家大族，儒家思想熏陶较深，因此在对待属民的统治管理上，相对地说是宽厚仁爱多于苛刻残暴，所以其统治较为平稳安定，也受到属民的拥戴和社会的好评。家谱中《云峰氏家训》写道：“训番化野，殚其多方，土人感戴，题抚番羌。安边静寨，祖德攸彰。事上恤下，捐草助粮。仁人世守，宫箴孔长。愿我子孙，永鉴不忘，体此训语，庶事永康。”可以说，历代马土司基本上都是实践了家训中的基本思想要求的，即刘世纶在序中所说的“马氏功绩，有造于民社者，自昭昭在人心目间”。其中较为突出者，为始祖马珍“诚信抚众，土人谳决者，多往质之，平服而退。且慕宋丞相范公之风，婚娶有赏，丧葬有助，以故众多爱戴，乐欲效力”。马国辅“赏罚明信，不吝施予”，“讲礼义化民，劝农课桑”。马国栋“厘牧汉土番民，代完国税，计熟而后取之，视贫乏者免之，物不求盈，恩泽之大，军民佩戴，所以他乡民庶乐为归附”。清顺治十八年（1661），马国栋发动组织600多民众捐助投工，历时三秋，修通与硙子坝接壤的礼县闾井里草坝五行山山崖道路，方便居民，民众立《礼县间井里草坝修路碑记》以记其事。马任远明确宣示：“吾守此土，民即赤子，忍令困扰乎！”在文县时“百姓叩头感泣，归输环集，乡绅父老，制锦颂德”。马乾“为人谦恭好士，明察能断，自任事以后，爱民如子，理家有条，治民有法，恩威兼济，番汉戴之如父母”。马广臣对武坪等族起事番民惩处为首者，了解胁从良民百姓的冤情，“好言抚谕归农，恩赏之”。宽厚仁爱产生重要效果，不仅辖境内军民佩戴，而且“他乡民庶，乐为归附”。马应龙时六忍、常哈族失木肖等40余头目归顺，自愿接受土司统辖；马国栋时“硙子坝数处居民愿款册版，屡呈洮岷兵备副使道，乃获所请，因奉委牌，兼牧临江、汤瓦二里百姓并五寨居民”；特别突出的是当马土司改土归流后，八楞、三角坪、武坪地区原管属民竞武力反抗西固县管理，《舟曲县志》对此记述道：1934年“省政府派员在原宕昌马土司辖地三角坪、八楞、武坪等四旗编保甲，置于西固县统辖之下，当地藏民反抗数年，统辖未果。1937年5月，西固县长屠安良调保安队及民团500余人征剿，屠戮无辜16人，遂辖上述之地”。可见马土司在当地居民中的影响之深。
马土司与佛教寺院的关系。元代开始到明、清两朝，朝廷对藏传佛教高度推崇，使藏传佛教的地位空前提高，产生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在此社会大环境下，不仅在藏族地区和汉、藏接壤地区，就是如山西五台山这样的汉传佛教中心，藏传佛教亦极为兴盛。为适应时代和环境的需要，明、清时期甘、青地区各土司，无不大力支持和推动藏传佛教的发展，并借助佛教势力来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其中一部分土司本身就是僧侣即僧纲司，如宕昌附近的岷州大崇教寺后僧纲和舟曲黑峪寺黄僧纲；又有一些则是土司家族兼任重要寺院集团或寺院的僧纲，如卓尼杨土司；绝大多数土司则是由土司主持修建或由土司为基本施主的一个或多个主要寺院，如岷州多纳赵土司的本真寺。宕昌马土司与佛教寺院的关系怎样？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供参考研究，人们对此以前一无所知。家谱为了解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虽然很少但极为重要的信息。《纪略》载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八月土司马存仁“奉勘合，为招番中马，每年招中茶马一十五匹，开元宝泉寺招中一十五匹，以报国恩”。天启六年（1626）土司马国辅病故，“胞弟马国安因长兄病故无子，二兄嗜佛出家，屡请袭职固辞，呈洮岷兵备副使，为地方紧要，给文承袭，管理番族”。这两条资料十分重要，充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马土司家族与佛教寺院联系密切，而佛教对其家族主要成员有极深影响。马国辅之弟、马国安之兄“嗜佛出家”，屡请其袭任土司他却固辞不受，足见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把当僧人看得重于当土司。二是朝廷发给马土司招番中马勘合规定其所属番族每年中马15匹，而“开元宝泉寺”亦中马15匹，可知“开元宝泉寺”的15匹马也是由马土司统一组织办理的，足见此寺规模及经济实力之雄厚及其与马土司衙门之间联系的紧密。马国辅之弟出家在哪个寺院？他是寺院中的一般僧人还是寺院主持？虽然没有资料能够准确解答，但根据宕昌周围地区及马土司辖区具体情况，大体可以推知。宕昌周围马土司辖区内有两座影响和规模较大的寺院，一是宕昌城内高庙山下的钦化禅院，当地称大寺；一是今簸箕乡寺上村的开元宝泉寺。钦化禅院始建于唐代，宋时张舜民任陕西提刑按察使曾驻此作为衙门，明、清时期香火更盛，毁于清同治年间战乱。开元宝泉寺按寺名推断，当始建于唐开元年间，与良恭牛头寺属同一时期创建，至清代后归入藏传佛教系统。明、清时该寺规模较大，是宕昌附近最重要的一座寺院，寺毁于1958年大跃进中，被拆毁为公共食堂做了烧火柴。寺址今平为耕地，残碑及柱石尚存，碑石风化，字迹全无。寺内住持和尚俗姓郭，是清后期由土司马承烈从八楞寺请来的高僧，故当地后来也称该寺为西固寺。据郭高僧之孙郭有福来讲述，直到清末时，该寺尚有48石（当地每石按今20亩计）土地，分别为今丁布湾、水泉湾、哈尕、楞干及寺上5村居民租种，又有大面积草山。八楞寺高僧常来该寺，或从拉卜楞寺做完佛事活动后经此寺再返回八楞。马国辅之弟出家的寺院只能是开元宝泉寺或宕昌大寺，从规模分析，在开元宝泉寺的可能性更大。按家谱资料将马土司辖区茶马勘合中番民中马及开元宝泉寺中马统计在一起看，该寺无疑是由马土司统管的，清末马承烈请八楞寺高僧住持该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