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神州大地的巨大变化，已为世人所注目。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着作《超越和平》中写道：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下一世纪成为最富有的国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个军事和经济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规模迅速扩大。1979年至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6％，比改革开放前高3．5个百分点，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快约7个百分点。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05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6．8倍。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七位。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特别是贯穿其中的对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接起着指导与推动作用的经济发展观。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为谋求摆脱贫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启示。
一、经济建设是发展的中心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所说的“发展”涵义很广，包括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发展军事、发展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等。但最核心还是发展经济，因为它是其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既然核心是要发展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还明确地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为什么经济建设是发展的中心？为什么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由于：
1．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人类社会始终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就难以生存，社会更不可能发展了。所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表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显而易见，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财富不断丰富起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提高，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这就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仍然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势必会严重挫伤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显然不利于我党最终目的的实现。
2．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我国之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的。建国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长时间的疯狂掠夺，中国是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近30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底子太薄，基础太差，人口众多，加上指导思想上和政治上长期受“左”的错误的干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仍然是很贫穷的国家。据统计，198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90美元，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33位。正如邓小平1978年3月所指出的：“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我们党和毛泽东曾长期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得从1958年到1978年的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克服我国“底子太薄”的不足，要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强，不仅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和提高，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
3．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高低、作用的大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主要依赖于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江泽民说：“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就是说，一个国家国际政治地位的高低，是以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而综合国力首要的是其经济实力。如果经济建设上不去，经济不发展，科技教育就不可能上去，人民素质不高，军事实力不强，哪来的综合国力。旧中国，由于经济太落后，长期受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在当代，以强凌弱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美国自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强大，顽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竟然无视国际法，悍然出兵主权国家巴拿马，缉拿、囚禁该国总统诺利加，粗暴干涉他国的内政；伊拉克侵略邻国科威特，美国为了其在中东的利益，破坏联合国宪章，发动所谓的“沙漠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军事打击伊拉克；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侵略战争，等等。这一系列弱肉强食的现实均说明，在国际社会中，谁具有实力，谁就有地位，谁说话就有分量。而这实力的关键就是经济实力，因为经济实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是其他实力之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尊重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决不会也决不允许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如果我国经济建设上不去，经济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我国实力不强，就会受人欺侮，在国际社会中就没有地位，就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因此，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把着力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把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加强大，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更高的地位，也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1957年以来，由于我们党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重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当做社会的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二五”期间（1958-1962年），生产力发展甚为缓慢，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呈现了负增长；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的破坏更是惊人，可能估算出来的经济损失达到5000亿元，几乎等于从建国起至1976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同发达国家甚至同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全面推进，1981-1990年，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0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着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1991-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9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将为2．5％，而美国将从1998年的3．5％下降为1999年的2％；日本将从负增长恢复至0．5％；俄罗斯继续保持6％的负增长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金融危机中心；中国在199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可达到7％，仍居世国各国经济发展最高速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证明了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也才能得到实惠。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在于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因此，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是我们党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二、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并控制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其速度和效益如何，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要受制于许多客观条件即客观因素的。就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即国内因素而言，一般可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科学技术、教育水准等几个基本方面，以及与这些基本要素的组合、配置有关的因素。这里着重阐述邓小平经济发展观中有关科技、教育、人口这几个方面的重要论述。
1．加速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对此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对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高低，对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水平的高低，对各种物资资源的利用能力的大小，总之，对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生产力发展的快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洞察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从1977年以来，多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践反复证明，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作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策源地的英国，在1770一1860年这段时间里，生产率提高了20倍，其总体经济实力处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它的外贸总值为世界贸易总额的32％，商船总吨位是荷、美、德、俄四国之和。造成英国这种经济巨大优势的，很重要的就是科技水平的领先。当时的英国，拥有全世界30％的重要科学发现和57％的工程技术发明。再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腾飞来看，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日本从1950年到1974年，从欧美各国引进有关钢铁的技术多达2000余项，有力地推动了钢铁业的发展。据估算，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不断加强，20世纪以来，在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率，在本世纪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0％，到本世纪中叶上升到40％，70年代上升到60％。到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80年代初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20％左右提高到1998年的42％。技术进步提高了工业的产品质量，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74％上升到1987年的87％。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其显着。1997年，全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6417．7亿元，其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上升至8．1％；高新技术企业达5万多家，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1年至1998年，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8％。事实说明，在当代，要使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