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背景之一
我是第一个有幸能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战士随意攀谈的记者。时间是1993年7月26日，正值建军节前夕。来到驻地，战士们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前的空地上训练。排长告诉我，为迎接“七运会”，部队要强化训练，参加比赛。除白天正常训练外，晚上还要练到12点左右。我向“操场”上的战士望去，个个都是黝黑的脸膛。两鬓挂着汗水，警服已经湿透。
采访背景之二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共36人，属于中队编制，于1991年5月1日正式上岗。它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通过升降旗的仪式展示国威；二是担负着天安门、国旗杆的守卫任务。
它的前身是组建于1982年的天安门国旗班。那时升旗任务由三名战士担任。由于这种形式太简单，与一个大国的国威不相符合，而且每次战士还要在旗杆基座上爬上爬下，再加上旗杆的设计陈旧，人大代表提议重新修建国旗杆。
自1992年2月23日至4月28日，经过两个月的施工，重修旗杆工程正式竣工。新旗杆高30米，基座分三层，花岗岩内层每边长6米、高45厘米。第二层铺着两米多宽的赫色花岗岩，象征着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多宽的绿化带，象征着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基座周围有56个镇铜护栏、隔离墩，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团结在国旗周围。
采访人物
我采访的人物是这36人的方阵中最前面的三个。
侯长伟：左护旗手，山东人，20岁，1.84米，脸不大，长着许多青春痘，说起话来带着一股“稚气”。
陈德春，右护旗手，湖北人，22岁，l。84米，浓眉重发，很健谈。
毕可军，擎旗手，山东人，23岁，1.89米，方头阔面，典型的山东大汉。
三人都是1991年12月应征来到武警总队训练基地的。我们在“操场”边座椅上开始采访。
采访记录
陈德春：做一名国旗卫队的战士很不容易，两千多名战士中才挑上我们十几个人。入选的条件很严：一要看自身条件，包括身高、身材、相貌、学历、口号、身体素质等；二要看军事动作，如队列、正步、齐步、动作协调一致等；三要看思想是否端正。这些条件足够刷下大批的人。我们当然算是幸运者。
侯长伟：在这里既能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又有一种荣誉感。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是全国最大的一面。严格来讲，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哨兵，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代表着国家的尊严。昨天（25日）早晨升旗时，下着倾盆大雨，一出营房，全身上下就湿透了。但来到广场上，仍然有许多人穿着雨衣打着伞观看升旗仪式，我立刻有一种自豪感。雨越下得越大，我的动作就做得越好。
毕可军：我是1992年8月6日正式接任擎旗手的。旗杆有17斤，不算重。可是扛在我的肩上，我感觉得出这旗杆的分量。第一次扛旗时，我激动地哭了。激动的情绪持续了两天，到第三天才渐渐平静下来。
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尤其我们仨，谁也不能替，不光探不了亲，就是生了病，也要挺着。这么说吧，只要能站起来，就得走出去。防爆训练时，班长舍不得让我去，开玩笑地说，咱可就你这么一个“宝贝疙瘩”，你这么一个“国宝”要是有啥事，可没人能顶得了。
陈德春：我格外珍惜每天走在金水桥到国旗杆这段特殊的路上的时间。因为一般来说，一名战士只能上一年国旗护卫队就要轮换。每次出发时，走到金水桥头，我心里立刻激动起来。大街上那么多人看着我们，我生怕动作有丝毫差错，因此我总提着一口气，昂首挺胸，不敢有半点松懈。直至升旗完毕，才松下来。
毕可军：我的名字是父亲起的，当然代表了他的意愿。我在工厂里干了6年车工，挣钱也不少。听说国旗护卫队在我们那儿招兵，我就报了名，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就一个护卫队吗？我早就看过电视，知道挑选条件特严，而且我们家乡，国旗护卫队特火，许多人托关系、找后门但条件不合格，愣是不行。但我特自信，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
人这一辈子，能做一名护卫队员确实不容易，一生都难忘。我的家乡是经济开发区，变化很快，恨不得一天一个样。而且如果我还在工厂里，也一定是个车间主任了。父母捎过话，问我回不回去，叔叔也经常来看看我。我说，人的一生就这么一次。用句歌词来说就是“青春无悔”。
陈德春：当兵就是尽义务，不能拿付出与获得画等号。曾经有个外国人看到我们训练很辛苦，便问我们每月多少钱，一千？我们摇摇头。两千？我们告诉他是29元。他不相信地摇摇头，走了。
毕可军：要说印象最深的事就要属1992年10月1日了。那天凌晨三四点钟，广场上聚集了将近20万人观看升旗仪式。人们争先恐后，把国旗周围的草坪都辟了。最后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秩序维护好。
我知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录像，也知道“十一”这一天的分量。头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着。第二天清晨，我们照常出营列队。当走上金水桥时，我的余光一下扫到广场上那一片黑压压的人头，我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只剩下一句话：不能打点（一点不动），要比平时严十倍，升好国旗。
陈德春：当时，摄像机、照像机多得把路口都封住了。晚上，我们都看了电视，心里特别的激动和自豪。
采访补充
陈杰（护卫队副队长，湖北襄樊人，23岁，1.85米，前天刚从护卫队指挥员的位置换下来）：我第一次下达口令时的感受就是紧张。一是口令不能错，二是口令的程序不能错。一有问题，整个队伍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例如一上长安街就要换正步走，之后的路齐步走，敬礼、礼毕，以及我与擎旗手的程序等。别看说起来就这么几个字。可我却不知背了多少遍。
两年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很累。每天三四点钟起床，遇到强化训练就要到晚上12点钟。每天只能保证3小时睡眠。夏天，在国旗下站岗，广场气温高达38℃，回到营地，皮鞋里能倒出水来。冬天，穿着大衣也不管用，还是冻得全身麻木。下岗时，用手怎么也摸不着屁股。生病时照常要升降旗，迈起正步，脚跟灌了铅一般，有许多时候，四肢都没有知觉，完全是一种机械式的动作。几乎每个战士都患有风湿、静脉曲张、脚气等职业病。
但是不论何时，升旗都很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