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的实践，下一步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建议按照四条思路展开，这里进一步展开。
（一）运营环境商业化：政企分开和价格改革
营造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是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前提。包括两个部分：政企分开和价格改革。
1.政企分开：三个层面的改革
当前，中国垄断性行业政府和企业盘根错节。“破垄”之难在于政企不分。为此必须实行政企分开。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要划分“边界”，定分止争，“政是政，企是企”。
政企分开涉及三个层面的改革。
（1）政府自身管理体制的改革，重点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职能定位涉及四个方面，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当前阶段尤其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应明确“三不”原则：第一，政府不应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第二，政府不应包办企业的决策；第三，政府不应代替企业去招商引资。摆脱过去经济干预型政府的羁绊，真正地凸现政府和企业分开。
（2）与政府体制改革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制改革。针对根深蒂固的“政资不分”的弊端，结合政府体制改革，实行“政资分开”，建立与行政系统相独立的国资监督和管理系统，政是政，资是资。相应地，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为真正实行“政资分开”，现在的国资监督和管理体制还要探索。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企业创新论》。一书曾提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框架下设立“资产机构”，与政府机构分设，谋求剪断与政府的“脐带”。
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中央、省、地均在建立国资监督和管理部门，其职能定位，究竟是“只履行出资人职能”，还是“只履行监管出资人职能”，还是“既履行出资人职能，又履行监管出资人职能”？这是三种模式。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体制转型时期，现实的问题是国有资本的存量格局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加强国有资本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又要“调整”国有资本的存量格局。这就产生了“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者”与“国有资本格局的调整推动者”两重角色的冲突问题，由前者来做后者的事情有些勉为其难。由此需建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的“改革协调机制”。
（3）企业（指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割断企业与政府的直接联系。国资监督和管理部门固然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但不可逾越权利边界。笔者认为，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职能，有两项直接权力、两项间接权力。“两项直接权力”指：一是分红收益权；二是转让权（用脚投票）。“两项间接权力”指：一是通过董事会参与重大经济活动的决策权；二是通过董事会对管理者的选择权。现在的问题是，在“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名义下，不通过董事会而直接决策重大经济活动，或直接选择管理者，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必须强调，国资监督和管理部门必须尊重和维护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及其权利。
2.价格改革：两个关键因素
两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一是产品的市场结构，二是产品的公共性程度。
（1）根据产品的市场结构，对能够形成充分有效竞争的业务和环节，应逐步放松价格管制，采用市场价格形成方式，允许企业自由竞价。而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和环节，为了防止形成垄断高价，政府可采取竞争性投标确定价格，或利用价格上限规制的管理模式。
（2）根据产品的公共性程度，对于某些公益性较强的重要产品或服务，由于不适宜完全的市场调节，在很多情况下由政府制定价格。此外，则完全实行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需要指出，在垄断性行业价格合理回归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方面是过去人为推高的价格需向下调整，一方面是过去人为压低的价格需向上浮动。对广大社会成员来说，价格下调普遍受到欢迎，但价格上浮则需要考虑社会成员的可承受能力。对于价格上浮对低收入群体可能的负面影响，要通过实行新思维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来解决，如需方补贴、阶梯式价格等。
（二）投资主体多元化：放宽市场准入
关于这个问题，要把握四个要点：
1.澄清一个误区
虽然自然垄断性项目是非竞争性的或竞争性不强的，但这与项目本身是否盈利并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自然垄断性项目也可以是盈利性项目。这样，即使是具有整合效应的网络基础设施，也可以将投资环节与运营环节分开，在投资主体上不一定非要求国有独资公司不可，也应该吸纳民间资本，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多元化投资。即使是某些特殊行业，如烟草，也要“法人产权多元化”。
2.把握两重含义
一是进入主体的含义。不仅允许国有资本进入，也允许非国有资本包括非公有资本进入（除特殊行业外）。不仅允许本领域的资本进入，也允许其他领域的资本进入。
二是进入形式的含义。不仅可以以“企业形式”的进入，也可以资本形式的进入（即在企业形式进入不可能或不适宜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方式吸引非公有部门将储蓄转化为基础领域的投资，从而形成资本形式的进入）。
3.打通进入通道
2005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发展36条”），为非公有资本形式进入垄断性行业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是，由于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具体法规滞后，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存在比较严重的“玻璃门”问题（指看得见、进不去，欲进就碰壁）。对此，一是，各行业都应以“非公发展36条”为依据，制定本行业本部门的市场准入政策，防止并克服某些部门政策与中央政策相抵触的倾向。二是，加大审批制改革力度，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率先垂范，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三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对于有意干扰者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
4.实现“多层参与”
大体分为五个层级：一是向非公有企业实行管理外包；二是向非公有企业转让经营权；三是向非公有企业实行BOT等形式的特许经营。四是向非公有企业转让部分股份，使其参股经营；五是向非公有企业整体或大部分出售，使其独资或控股经营。当前，垄断性行业虽然有非公资本进入，但总的看，规模还是偏小，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股份制的规模，在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两个方面加大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
（三）市场竞争公平化：打破垄断格局
根据中国当前垄断性行业的实际，可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即一是垄断性行业中可以直接竞争的部分；二是垄断性行业中仍然具有垄断性、间接竞争的部分；三是垄断性行业中居于中间或过渡状态的部分。针对以上三类，实行不同的推进竞争方略。如果借用“鸟笼”来表达的话。第一类属于打破笼子，即无笼子的直接竞争。第二类属于笼子内的有效竞争。第三类属于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带有某些过渡性的竞争。
1.打破“笼子”的充分竞争方略
对于垄断性行业中可以直接竞争的部分（如电信业的长途、移动和增值服务，电力和供水、供气等行业的生产和供应业务，铁路和民航部门的客货运输服务等），完全可以打破独家垄断的格局，通过适度的分拆和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比较充分地引入竞争。需要指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完善，是与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互相促进的。在目前国有资本占有较大资产份额的情况下，应通过逐步消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中可竞争的环节。在可以展开充分竞争的领域，经济性垄断有可能成为阻碍自由竞争的主要因素，此时，以制裁企业限制竞争为目的的反垄断方面的监管，很有必要。
2.“笼子”内的有效竞争方略
垄断性行业中具有网络传输性质的自然垄断部分，可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寡头垄断）经营。在这种格局下，可考虑实行含有一定竞争刺激的方案：一是引入特许权竞标或拍卖；二是引入区域间比较竞争或标杆竞争；三是实行某些替代竞争或异质竞争方案，比如电信业中无线接入等大量新兴技术的兴起会对传统固网垄断形成强烈冲击，电力、煤气、石油等不同能源之间的替代性可以对原有的垄断地位形成挑战，公路、水路、铁路和民航之间的替代性竞争等。
3.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带有过渡性的竞争方略
对垄断与竞争的界面或在从垄断向充分竞争过渡过程中，为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需要着力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接入政策特别是接入定价问题；二是网络租借或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三是普遍服务与交叉补贴问题；四是搁浅成本的补偿问题。特别地，在从垄断向充分竞争过渡的初期，为了尽快改变不对等竞争的局面，需要监管机构对原有垄断企业和新进入企业实行不对称监管，管住大的，扶植小的。这种偏向新进入者的不对称监管政策可能对原有企业不公平，但是，这是为了最终公平而暂时的不公平。当市场真正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后，监管部门就可以把不对称监管改为中性的干预政策，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调节功能。
（四）政府监管科学化：解决四个监管问题
在垄断性行业放开之后，作为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垄断性行业运营状况的监管，为此，需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新的监管体制，实现监管科学化。
主要解决四个问题：
1.独立监管问题
所谓“独立”，就是在明确政、资、企、监四方面各自不同的职能与责任的前提下，确立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1）指独立于政府决策职能之外，排除政府和其他政治组织滥用权力对监管的各种干预和干扰。目前，电力行业已经成立相对独立的电监会（当然，相关权力尚不完整，有些权力还存在部门交叉，只是有一个独立监管的雏形），而电信、铁路、民航等行业，连上述独立监管还尚未形成。建议组建独立监管机构。从战略性上说，这类独立监管机构应被赋予完全的权力，包括市场准入权、价格决定权等（从国际上看，目前已经出现一种监管机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倾向，这类监管组织具有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不直接对政府负责，可免受政府更迭和政府短期政策的干扰。尽管目前多数国家还难以做到如此高度的独立性，但从发展远景来说，这一趋势值得关注）。
（2）指独立于被监管企业之外，排除被监管企业通过各种所谓公关手段对监管部门的腐蚀和干扰。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管部门集政、资、企、监四种角色于一身，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高度一体化和重叠化，你也是我，我也是你，毫无独立性可言。第二种情况是虽然初步实现了政企分开，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联系，这种如同《红楼梦》中所说的“连络有亲”，就难以避免彼此关系上的瓜葛。鉴于此，建议监管机构的人员要扩大选择范围，尽可能吸收社会相关领域专家；同时，被监管企业的领导层也不宜由原主管部门的领导来接管，而应采取组织资格审查和董事会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办法，从经理人市场上招聘。建立监管机构与被监管企业不同的考核机制，以切断原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2.依法监管问题
（1）加快相关立法，尽快建立与新环境相适应的行业法。例如应加快《电信法》、《石油天然气法》等的立法进程。在新行业法的立法程序上要改革，不宜采取部门立法的方法，而应该成立包括政府部门、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经济学家、被监管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专门工作委员会负责法律的起草制定工作，以解决政策制定不充分、不公正的问题。
（2）按照新的要求，修改和完善已经颁布的行业法，如《电力法》、《铁路法》；同时完善与《反垄断法》相关的法律法规。
（3）严格执法。为反对和防止垄断，国家已制定《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某些行业监管的法律对此也有所涉及，应维护法律的权威，依法办事。
3.“统分结合”监管问题
这个问题实质是集权和分权关系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单部门专业化的监管模式和跨部门综合性监管模式，各有功效。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推诿扯皮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应通过监管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过多的沟通环节。但是，实行跨部门综合性监管模式，要有相应条件。在目前情况下，建议实行“专业化的监管和跨部门综合性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为宜。现阶段的工作，就要创造条件，“平滑过渡”，逐步做到统筹监管。
4.对监管者的监管问题
如何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是一个新问题。
（1）建立监管者活动的透明机制。利用当今发达的信息手段公开监管者活动并提高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和“若明若暗”（这里关键在于实现公民、社会和被监管的企业者的知情权），以此形成对监管者的第一道社会约束机制。
（2）建立社会各方面的表达和参与机制。实行各种形式的“问责制”“听证会”制度，以此形成对监管者的第二道社会约束机制。
（3）加强对规制者的行为监督，包括行政监督，舆论监督，以此形成对监管者的第三道社会约束机制。如能建立三道社会约束机制，将会对垄断性行业的监管者形成有效的监管保障。
最后需要指出，上述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思路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既不可或缺，也不可分离。其中，运营环境商业化是前提条件，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关键环节，市场竞争公平化是基本途径，政府监管科学化是重要保障。按照这种“四位一体”的思路来实施，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就会进一步有所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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