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货币数量的主要特征
1.货币增长率
从展示的近30年来我国广义货币量（M2）和狭义货币量（M1）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来看，首先是波动幅度较大。1979年以来，M1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跨度达31.6%，M2增长率最高和最低值之间相差也有25%。特别是1998年以前，波动十分剧烈，1999年以来波幅大大缩小，相对趋于平稳。其次是增长速度较快。1978～2007年间M1年均增速为19.1%，M2年均增速为22.4%。M1和M2的年度增长率最高曾达到接近40%的水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货币增长率也是偏高的。
资料来源：王秀奎主编，《世界经济年鉴2006～2007卷》，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2007年版。
货币增速较快还反映在超额货币增长方面。1985年以来的23年中，有19年存在货币的超额增长。
2.货币流动性
狭义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的比率，是衡量货币流动性强弱的基本指标。总体上，我国货币流动性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0.82下降到1995年以来的0.4以下。对于货币流动性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之前这种持续的下降趋势，其形成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增长的活力得以释放，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促使货币需求也快速上升。其次，是从1990年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到1995年，可以说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起步阶段，直到1996年5月出现第一次大牛市，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A股市场流通市值和成交额的统计数据清晰地显示了这一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证券市场很不发达的状态下，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数量少，因此增加的收入中很大部分只能以定期存款的形式持有，造成M2增长速度快于M1.
资料来源：谢伏瞻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经计算整理。
3.货币化指标
M2与GDP的比率，也被称为经济的货币化率，在我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麦金农提出以M2/GDP这一指标衡量一国尤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货币增长水平时，指出这一比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逐步提高的，但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货币化程度不会持续提高，而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某个区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他认为这个区间的上限在1～1.2之间。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在1998年就超过了1.2，但其后并未保持相对稳定，而是继续上升，到2003年以后才基本稳定在1.6左右的水平。经济的货币化率指标不符合理论分析的情况，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货币量变化的特殊性。对这一特殊现象的理论研究较多，比较普遍接受的解释是制度因素。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品大量通过政府调拨方式进行，消费品也更多表现为实物补贴，使用货币的交易行为较少。随着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转轨过程推进，改革引起的市场化过程使交易和支付的方式发生转变，货币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大。此外，转轨过程中还存在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逐步释放、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出现膨胀等情况，共同促使货币需求超经济增长，形成货币化指标快速上升的状况。
（二）中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是逐步发现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及这些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在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而货币需求函数的实证分析中，已有理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定的指导，同时要注意到我国经济中，特别是金融体制中与成熟市场国家存在的差异，结合实际作出较为合理的判断。我们总体上以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分析框架为基础，但在影响货币需求的具体因素、作用机制方面，着重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
1.财富/收入因素
人们所拥有的财富和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收入，是约束货币持有量的上限，同时也是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弗里德曼的论述中，强调包括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在内的总财富与财富构成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但现实中，总财富规模和人力财富与非人力财富的相对比例，在度量方面都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以国民收入作为货币需求函数中体现财富/收入因素的变量成为货币需求研究特别是相关实证研究的普遍做法。
实际上，从统计数据来看，货币需求与当期GDP是有较强相关性的。使用我国1978～2007年货币余额M2和GDP的数据进行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94，相关程度很高。通过所展示的近30年来我国M2与GDP增长率曲线，也可以直观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关系。M2与GDP的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多数年份两项指标的变动方向一致。
2.影响持币成本的因素
在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中，首次提出了货币持有成本的问题。凯恩斯在分析货币的投机性需求时更加明确地提出利率变化对持币机会成本的影响，并得到货币需求与利率反向变动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分析建立在将人们持有资产的形式简化为现金和债券两类的假设基础上，而现实中，影响我国持币成本的因素应包括利率、通货膨胀率和资产价格等。
（1）利率。
由于我国的利率形成机制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明显的差异，利率影响货币需求的机制和效果不能简单套用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观点。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尽管存在着市场化的债券市场利率，但由于相对于国民经济总量以及银行贷款规模来说，债券市场的规模较小，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都还不够合理，难以体现持有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状况，因此不能作为衡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的变量。
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是目前在我国广泛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利率变量，但是尚未市场化，由中央银行直接调节，与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的联系不紧密，明显不同于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中使用的利率概念。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居民持有货币的一种预期收益，包括狭义货币需求中的活期存款，及广义货币需求中准货币的大部分——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但是存款利率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如不同时期利率期限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活期存款利率与定期存款利率比例的变化；是否存在利息税，及税率的变化；通胀率上升形成负利率状况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存款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实际作用。总的来说，存款利率应作为持有货币的预期收益率。
（2）预期通货膨胀率。
最早分析预期通货膨胀率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学者是弗里德曼，他认为，当货币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时，对货币的需求应该被视为对货币资产所能提供服务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持有物质财富也是持有货币的一种替代方式。因为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而实物资产的实际价值能够保持不变，在发生通货膨胀时，经济主体可以通过把货币转换成实物来避免承担货币贬值的损失。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可以视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通货膨胀预期越强时，经济主体越有动力把货币转换成实物资产。
一些研究者认为，只要不发生超级通货膨胀，名义利率的调整能够反映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因此在货币需求函数中，仅以名义利率作为机会成本变量就足够了。但是，这种观点同样是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发达、利率完全市场化因而名义利率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调整速度快的前提下的，对于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未完全市场化、不能完全依据市场状况调整的现状来说，预期通货膨胀率还是可能作为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而对货币需求产生独立的影响。
（3）风险资产价格与风险偏好。
在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债券”实际上代表了风险资产的总和，因持有它能够获得收益而与无风险无收益但流动性强的“货币”存在替代关系。在对现实的分析中，我们将这种理论假设还原，即将凯恩斯理论中的“利率”还原为风险资产价格。
关于风险资产价格影响货币需求量的途径，我们可以看一下弗里德曼（1988）关于股票市场价格对货币需求影响机制的经典研究，他指出了股票市场价格影响货币需求的四种不同途径和机制，包括：①替代效应，股票市场价格上涨表明持有股票的收益增加，从而吸引人们将持有的货币转换为股票，从而降低货币需求，这种效应主要影响包括储蓄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需求；②财富效应，股票价格上涨意味着名义财富增加，这将导致消费需求上升，货币的交易需求随之上升；③资产组合效应，股票价格上涨使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增大，在风险偏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将调整资产组合以恢复原有的风险水平，调整方式就是增加短期债券、货币等无风险资产的持有，因此引起货币需求上升；④交易效应，股票价格上涨往往伴随着股票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这将产生相应的货币需求来满足或完成这些交易。从四种效应形成的股票市场价格与货币需求关系来看，替代效应使货币需求与股票市场价格反向变动，而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则使货币需求与股票市场价格同向变动，综合四种效应的总影响因此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
此外，风险偏好的变化也会影响货币需求。当人们的风险偏好上升，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货币需求减少。但是，风险偏好这一指标在计量方面有较大的难度。
关于我国货币需求分析中代表风险资产价格的变量选择，要考虑不同风险资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与代表性。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利率对风险资产收益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不同，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也落后于股票市场。公众在债券二级市场的参与程度低，债券市场更多地担当了货币政策操作（央行的回购和现券交易）平台，而没有成为经济主体进行货币与风险资产转换的主要场所。随着近10几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已经日益成为经济主体持币的重要替代资产之一，股票指数的变化体现了持有货币的一种机会成本。
3.制度因素
对“迷失货币”现象的研究，导出了我国货币需求受制度因素影响显著的观点。一系列制度因素来源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与取消、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等等，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或者说市场化过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货币化。易纲（1996）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至少通过以下五个渠道导致了货币化，进而形成“迷失货币”。第一，通过增加居民和企业的交易需求。第二，通过在农村引入生产责任制，使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了市场。他们需要现金进行交易。第三，通过改革中出现的大量乡镇企业。它们通常是不包含在中央计划之内的，拥有较多的自主经营权。现金成为这些新机构主要的交易媒介之一。第四，通过迅速发展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第五，通过迅速增长的自由市场。
对制度因素影响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很多，不同研究者选择作为制度因素变量纳入货币需求函数的指标有所不同，如秦朵（1997）采用了国有工业产出比例，王曦（2001）使用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市场定价商品价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率两项指标，张宗益等（2005）以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细化的10余个指标构建了市场化指数，作为研究中国货币需求的制度变量。这些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制度因素确实是影响近些年我国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与多个变量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多个变量的做法可能更精确，但是，在实证分析中，从保障自由度的角度考虑，对制度变量选择的简化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变量的选择上，同样要考虑代表性。我们认为，体现着制度变化影响的经济货币化指标，可以作为制度变量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