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不仅面临着巩固政权的任务，而且还面临着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而这一切又毫无经验和先例可资借鉴，因此对苏俄的许多政治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都未曾论及过。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思考中国未来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研究蓝本。对于如何认识苏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李达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进行了思考。他通过对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来启发自己考察未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问题。
一、社会主义过渡期理论
赵家祥先生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五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即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归纳了我国理论界对“过渡时期”概念的三种看法：一是“大过渡”观点。这种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也包容在过渡时期之中，实际上讲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样，过渡时期在时间上就会很长，所以理论界称之为“大过渡”。二是“小过渡”观点。这种观点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即指我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比较短，所以理论界称之为“小过渡”。三是“中过渡”观点。这种观点是把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段时间称之为过渡时期。从时间上说，它比“大过渡”短，比“小过渡”长，所以理论界称之为“中过渡”。“中过渡”的过渡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
李达使用“过渡时期”的概念，主要相当于“中过渡”观点。李达认为，过渡期是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客观历史阶段，“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是都市与农村的普罗列达里亚与布尔乔亚之间的不能调和的斗争时期”。这个过渡期是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消长的过程，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在国家政权上、经济政策上和意识形态上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消除城乡差距，促进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李达的社会主义过渡期理论涉及过渡期的国家本质和特征、过渡期经济和文化建设等内容。
1.过渡期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李达指出：“所谓过渡期国家，是俄国社会革命以后所建立的苏维埃的国家。”过渡期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对无产阶级实行民主，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标志，但党扮演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指导者的角色，“它指导普罗列达里亚专政之下的大众组织的活动，去解决普罗列达里亚革命所负担的复杂的任务”。因此党的指导并不是党的专政，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民组织形式来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三大任务：一是“镇压布尔乔亚的反抗”；二是“领导非普罗列达里亚的农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三是“经过专政来造成消灭阶级及消灭国家的一切必要的条件，以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李达还认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是最后一种形式的国家，在其内部孕育了消灭国家、否定自身的因素。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消灭榨取、消灭阶级从而消灭自己本身的条件。因此，过渡期的国家已经不是旧意义的国家，即不是当作阶级榨取工具与少数者压迫多数者手段的意义上的旧国家了，它是国家的新形态，是“由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形态”。过渡期国家最深刻的本质就在“过渡性”，因此，它既去除了传统国家的某些内容，又保留了一些国家的要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在这种意义上，过渡期国家又叫做‘半国家’。
2.过渡期经济混合着多种形态的生产关系
李达认为，多种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存在使过渡期经济呈现出诸多特征。他认为过渡期经济是一种中间状态，“过渡期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形态的生产关系（由旧社会经济构成中遗留下来的及在新政治机构下新发生的），即在这种经济中，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诸要素、小部分、小片’”。
同时，李达指出，过渡期经济是一种具体的状态。“关于过渡期经济及其发展，不能抽象地、‘普遍地’去考察，必须顾虑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中的各个阶段，不能忽视种种经济制度相互关系的变化，必须顾虑到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生产力的状态。”因此，不能认为过渡期是和社会主义时代隔离的时期，而应该认为过渡期经济时期是社会主义的生长、发展时期，从过渡期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生长和发展就开始了。
李达分析了苏联过渡期经济的具体特点：一是苏联的过渡期经济具有特殊性。革命初期的苏联经济属于过渡期经济，因为存在多种经济要素，如“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的农业经济”、“私人经营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曾提出过渡期经济有三种根本的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这三种经济形态聚集着三种根本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及无产阶级。李达根据苏联过渡期经济的具体表现对经济形态进行了细化：“在过渡期中，旧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的、家族经济的）以生产手段的私有为基础，而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以生产手段的公有为基础，这就是过渡期经济的多样性的特点。”二是苏联的过渡期经济具有复杂性。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经济制度表现复杂，相互交错，共同存在于苏维埃政权治域下。“在过渡期经济中，不仅有上述种种经济要素同时混合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要素与社会主义要素之间，必然要发生不断的、激烈的斗争。”三是苏联的过渡期经济具有广泛性。它广泛地存在于革命初期的苏联国土上。
李达认为过渡期经济是一种必然状态，过渡期经济的存在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之后的必然产物。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任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不存在；在革命的变革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经济要素才产生出来，这是区别于以往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生成和经济构成的重要之处，是无产阶级经济革命的特殊性。正是这个特殊性，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过渡状态。这个理论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但形成这样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探索过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首次提出了完整的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学说。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从俄国实际出发，着重探讨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并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即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本身都有一个多极的发展过程或阶段，即大阶段包括小阶段。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最初阶段、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一般来说，“最初阶段”相当于过渡时期，“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最高阶段”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这表明列宁已经认识到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要经历“低级”和“中级”两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断，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认识自己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也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直也在理论与实践上探索这个问题。通过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期理论。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根据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论述，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内容。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党章“总纲”部分增写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他有关初级阶段基本问题、基本路线的内容。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又把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章修正案》把党章“总纲”部分关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修改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包括这样三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三是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对这些问题的根本回答，又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去找答案。
二、过渡期的新经济政策
李达指出，过渡期经济的特殊性还体现在“社会主义是建设起来的东西，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的胎内，已经自然地生长并成熟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只造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未发生也未成熟。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生产关系。从它发生的瞬间起，就是要在普罗列达里亚有意识地实现的经济政策的推动之下才能向前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将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这种特殊的经济政策是什么呢？李达提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李达分析了苏俄采取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和情况，原因是：“在农业国的俄国，尤其革命后的俄国，正困于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封锁之中，再加以农民的怠耕，那真是致命伤了。”因此，俄国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新经济政策以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是必然之路。这个政策是列宁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新认识，符合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状况。事实证明，新经济政策使俄国摆脱了为战胜外国和国内敌对势力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后陷入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大大加强了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善了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赢得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李达通过对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分析，认为新经济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
1.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在过渡时期实行的特殊政策
李达指出，这个政策的特点是在国家掌握支配地位之下，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所以驱逐和限制资本主义要素的政策，是同时与资本主义要素并存的，因为那时根本消灭资本主义的充分的经济基础，尚未存在”。这个政策的实质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肯定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的合理性，肯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的客观性，肯定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因此，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是不同的，它是利用商品经济的手段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
2.新经济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主导下实行的经济政策
李达强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社会主义的制度处在主导的形态”。社会主义的这种主导作用，影响了新经济政策的一切生产关系，而给予它的生产力以新的社会主义的质。新的社会主义的构成，在它的发展上经过了几个阶段，这些阶段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下，逐渐驱逐了其他一切制度的过程。只有在经济基础的建设成功以后，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
3.新经济政策是在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具体政策
李达认为，过渡期经济总的来讲还是一种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即“盲目的必然性和自然性的活动”不同，“在过渡期经济中，绝没有独立于人类意志和工作以外的自然的法则。”李达分析了苏俄国家经济计划的特点，认为它是依据劳动大众所了解的预定计划，去指导生产向工业化与集体化道路的发展，并应用新的技术，分配劳动力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分配劳动成果，以及准备新的干部人才等。苏俄的经济计划是“以一种理智的集团意志”去完成一切，所以它是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基础，是苏维埃经济的生产关系之必要的一个因素。李达认为，“计划就是过渡期经济的根本运动法则”。他指出，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目的是推进社会主义的社会化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化的法则，是通过新经济政策的计划而实现的。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是由三个重要方向——社会主义部分的扩大再生产、小商品生产之社会主义的改造及资本主义要素的限制和消灭——来实现的。这样，由上面三个方向来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化的法则，就是过渡期经济的根本运动法则。这个法则的内容，是过渡期全部经济的根本法则，不仅仅只是社会主义部分的根本法则。如果没有这个法则，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就不会有过渡期经济。因此，苏俄国家的经济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化法则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计划就是过渡期经济的根本运动法则。
三、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对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20世纪50年代，李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中国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我国的经济关系表现和经济发展规律有自身的独特性。
1.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内涵
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指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谓的过渡是指由社会主义所有制与非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的经济向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存在着四种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2.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
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两大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是解决这两大基本矛盾。其一，国外的基本矛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其二，国内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矛盾（其阶级的表现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方法，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个大矛盾，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方法，是引导小农经济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
3.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使我国在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的情形下完成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实际步骤是，国家保证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以便继续将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使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部分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完全的集体所有制，使资本家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四、李达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流变
李达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思想深受苏维埃俄国（苏联）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受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李达明确提出了中国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当然可以利用政治的权力把私有的资本主义促进到国家资本主义去。那么，将来采用的政策当然可以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了。”这应当是中共党内最早运用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论述分析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一书中将世界各民族的革命进程理解为“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条基本路径，指出各民族国家在民族革命成功后，根据不同的革命力量所掌握政权的情况，将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私人资本主义乃帝国主义之前身，即今各先进国所盛行者也，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即今俄国所采行者也。两者之性质不同，而其能促进产业之发达则一。故民族革命成功时，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将来可以和平达于社会主义；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则在进化过程中，必更经历一度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中国今日一般人对于产业政策之见解，多主张采用劳资协调主义，期以社会政策制资本。然社会政策苟能实行，则国家资本主义亦可实行，与其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引起将来之阶级斗争，不如径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也之为愈也。且无产阶级既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而在成功之后，对于经济上之建设，必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可知。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列宁已先言之矣（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引者注）。故民族革命而苟能成功，必归于国家资本主义也。”对于中国特殊的经济性质和社会性质而言，李达认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期，较好的方式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已经经历了一个激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建立起来，如果实行一段时间的国家资本主义，则当它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就不必再经历一次激烈的民主革命，而只要通过和平的、渐进的方式就能实现，有利于防止社会财富遭受重大破坏。尤其对于中国这个经济文化落后又经历过长期的外国入侵压迫和社会激烈动荡的国家，国力薄弱，经济脆弱，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更加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平稳过渡。可见这一时期的李达主张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允许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和多元所有制结构等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某种发展。
那么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李达借用列宁的思想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多次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因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要惧怕国家资本主义，李达认为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制度而已，是实现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从理论基础上看，它并不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所谓的过渡，“用在经济学里，是说在那种制度之中，有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原素，有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原素”，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根据具体情况所采用的对生产关系的调和政策。李达认为，马克思没有详细谈论过渡时期的经济如何，是因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例亦因之不同。他认为重要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至于经济上的政策完全应由各国的社会主义者考察各国的具体情形而决定。
李达还对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巩固社会主义的手段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它的目的明确，不仅可以消除社会无秩序、经济受破坏的现象，结束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使工人阶级学会怎样保卫国家的社会经济秩序，学会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而且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因为苏维埃国家可以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使工人和农民的权力得到保障。
但由于国内叛乱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列宁来不及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而被迫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直到1921年国内国际局势稳定，列宁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保护个人经济利益，调动个人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指出：“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列宁在世时，一直坚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很快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加上俄国资产阶级不接受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
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苏联模式的初步建立，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李达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观点又有所改变。这时的李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期经济”，如商品和货币等。“苏联的商品和货币，与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货币，发挥了完全不同的作用。苏联的商业和货币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们不是体现商品——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之盲目的法则——价值规律，不是统治人们的力量，而是新政治机构之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在此，李达回避了“商品”和“货币”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资本和剩余价值规律的适用也表现为非必然的，所以有的所有制企业不适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范畴，如“富农经济、个人工场及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劳动力被榨取，因而有资本和剩余价值”。有的所有制企业适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范畴，如“国有企业，是彻底的社会主义形态的企业，在这里，生产手段不是资本家私有，而是属于国家，属于劳动者阶级全体。劳动者与生产手段不分离，劳动力便不是商品，劳动者没有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以在国家企业中，没有两个阶级，没有榨取，只有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不是各种阶级间的生产关系，是同一阶级内部的生产关系。”李达根据所有制经济组织的不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行范围是有限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只看到了经济组织的国内生产和交换关系，没有看到经济组织的国际生产和交换关系，实际上是忽视了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即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了短暂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在“三大改造”后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偏差，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实行的时间很短，其积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成后，社会主义国家还需不需要资本主义呢？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探索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认识到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下生产力尚不发达，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关系中不能排除资本主义，而且仍然需要利用在传统意义上属于资本主义（包括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