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出现了三次飞跃。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理论创新的伟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把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斗争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为先进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南。20世纪初，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是通过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暴力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重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论断，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率先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飞跃，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发展。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开始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发挥历史作用，其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除了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外，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探索也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起了重要作用。对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构建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率先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其二，俄国是资本主义阵营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俄国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而中国为什么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李达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性质、目的、革命意识、阶段和方法等理论。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李达认为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
1.社会革命的基本特点
社会革命之所以重要，在于革命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之一，因而社会革命的产生来自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运动。李达指出：“创造历史的是人类，解决矛盾的也是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是由人类所解决的人类间的矛盾。”因为社会构成的基础是建立在支撑人类生活的物资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所以，一切革命的原因，都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产生，而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从抽象的真理中产生出来的。“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乃是发生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现代社会经历了两种阶段的社会革命。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领主的斗争，其目的只在变更榨取的形式，变更封建的生产方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第二阶段是劳动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消灭一切榨取的可能性，变更敌对的生产方法为非敌对的生产方法。后者即社会主义革命，它表现为三种形态：经济的形态、政治的形态和理论的形态。这三种形态的核心是政治的形态，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形态斗争是在国家的特定制度范围内，要求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改良，这些要求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只是在这种制度范围内设定能够劳动的条件，保障已得的条件，并促进这种斗争的发展。政治形态的斗争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而实行的斗争。但权力不是目的，而“是建设新经济秩序、新劳动条件，以及新生产方法的手段。所以这种斗争的根柢，是为建立新生产方法而实行的。因而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即为新经济而实行的）之集中的表现”。所以政治斗争是比经济斗争更高级的斗争形态。在政治斗争上，劳动者提出整个阶级的要求而不是某种职业集合体的要求，指导阶级实行斗争的是政党而不是劳动组合。理论形态的斗争符合政治斗争的目的，并解决政治斗争的任务。“理论是斗争的精神武器，党只有用进步的、正确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指导劳动阶级，使劳动阶级得到解放。”李达指出，“目前”劳动运动的精神武器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三种形态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并且是互相隶属着的。这三种斗争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的意义”。
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因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而产生了解决方式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社会的一个局部，必然要跟着社会进化的潮流前进。“在世界帝国主义将要没落的今日”，中国作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和没落趋势集中体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时在这些国家也蕴藏着革命的力量，成为“一切世界经济的矛盾之清算者和新局面的打开者了”。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更加复杂，它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要采取两种革命行动，即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通过这两种革命行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因此，李达认为在中国实行改良主义是不现实的。1920年1月间，也就是罗素来华讲学两个月后，李达即撰写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和《劳动者与社会主义》3篇文章，通过对第二国际内部自20世纪初期以来改良主义派别和社会革命派别分裂情况的描述，着重介绍了1915年9月“左派”社会党人的丁麦华尔特（今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大会，肯定了第三国际的建党宗旨，阐明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主张，“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李达批判了社会民主党把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并为一事的主张，指出公然借议会政策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行动不过是梦想而已。
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观就是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组织工人团体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然后和资本家阶级开战，一举把资本家铲除了，方能达到最后的目的。俄国十月革命所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工专政”，就是对数十年前马克思的倡导和主张的继承，列宁的伟大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阐明并灵活应用，俄国实行的列宁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观不仅赞成革命、反对改良，而且认为二者之间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李达对中国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分析，指出“要助长资本主义的发达好谈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而主张“绝灭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则“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我们的同志”，因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不主张暴力革命。
李达还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分析了革命的条件性与过程性，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路线的机械性。李达指出，唯物史观认为，“新社会的组织，是旧社会组织中各种固有势力发展的结果。资本制度发展达于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一种‘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资本制度自己掘自己的坟坑。可是某种社会形式中固有的生产力，若在可以充分利用发达的期限以内，决不会倒灭的。这种社会形式发展的结果，内中新生产力的利用和发达，当然要与这社会形式发生冲突。资本的独占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生产机关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遂与资本主义不能两立，而新社会组织于是起来代替了。”当然这种代替并不是“只努力去开发实业”和离却社会革命的听任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采取积极的革命行动，否则资本制度的解体和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成了“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识的行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因此，那些认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程，只有进化而无革命，只有运动而无目的”的主张，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点，都是“放弃革命主义而转向进化主义、改良主义”的“非驴非马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李达认为在中国具有立即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一，中国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现有的阶级矛盾的加剧，是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出现的阶级斗争条件。其二，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一定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只要加强组织和宣传，激发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敌忾，亦能发挥效力。总之，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总之，与改良主义者相比较，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要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现状必须通过生产力的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发展实业），在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发展实业）的渠道，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又与之相左，且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改良主义者设想中国现代化必须走发展本国商品经济，以取得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席之地，获得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民族经济实力。改良主义者认识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具有正确的一面，但由于脱离了当时本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社会条件而流于空谈。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各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不会允许中国顺利地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本国现代经济必须首先实行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条件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估计。
3.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论
由于当时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思想还未传入中国，李达早期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目的的设想过于理想化。“社会革命底目的，在于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产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概括地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李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还是处于理想状态的，有脱离具体国情的空想成分。中国的具体国情表明，为实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进行一场清除障碍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改良主义者则离开这个前提空谈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主张。同时作为批判一方的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忽视了针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必须首先实行一场新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否则硬要在中国推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超前主张，甚至号召劳农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这无疑是不合时宜、不合国情的，因而也是无法行得通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主张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理想这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过这个模式是通过与东方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得以实现的，这就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途径和实施阶段的理论问题。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进行资产阶级革命。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批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鼓吹的避免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取消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论点。他特别强调，对于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较仍然十分落后的俄国来说，因为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革命具有阶段性和策略性。俄国无产阶级要积极参与旨在扫除专制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在革命中把握住领导权，坚决彻底地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的当前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对于这些思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转变过程。李达在1921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提出过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劳动运动的方案：“一、中国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二、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的、经济的解放，作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三、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为达到上列的计划，采必要之运动手段。……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1958年6月，毛泽东对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了如下的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毛泽东在这里用了“空想”二字，对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脱离中国社会性质的属性作了实事求是的判断。
剔除中国社会主义的空想性，是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认识而进行的，也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联系在一起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确立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必须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本及其产业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不承认这一点，就与空想社会主义难以区别，就必定带有道德评价的人道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彻底的唯物史观的因素。正如中国20世纪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接受的是吸收了包括社会主义因素在内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一样，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既包括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涵，又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近代西方社会改革和革命理论在内的一种混合型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相当程度的正确理解，但总的来说，还处于寻找与中国革命真正的契合点的过程之中。
1920年12月，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概括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其中的五个“重要原则”：“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他还梳理了马克思所述的“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即“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就与现代社会中活动而来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三、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就与少数的有产阶级互相对峙起来。劳动者产生阶级的心理与阶级的自觉，互相联合组成一大阶级，与有产阶级进行猛烈的争斗。……五、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济学理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已被李达大体认识到并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分析中。这说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体系的了解是比较准确和全面的。然而，包括李达在内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理论体系与中国问题的关联的理解还是表面的。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料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内涵，因而仍然处于“空想”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或者说，处于这个阶段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尚有相当长的距离，尚未能够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中并适应后者的要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还没有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
经过中共三大的李达对中国社会革命性质的现实性有了更多的认识。李达指出：“根据社会进化的原理和解剖现代社会的结果，考察目前中国的出路，只有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遗物，树立民众政权，建设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这强调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要与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的决议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方针。1924年1月，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正式建立，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李达开始认识到并接受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谈到中国共产党20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指出，要想在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批评了党内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僵化表现，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以上论述说明，与诞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落后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根据具体国情，克服否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主张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空想，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视为本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在引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时地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
李达谈到社会变革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物质的条件之具备”，二是“个人之努力”。个人的努力首先是革命意识的形成，李达引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有关思想予以说明。“‘社会之变革，系于经济的条件，其变革也纯出于机械的作用，完全受经济的命定论所支配，非各个人意志所能左右，各个人宜若可以拱手无为，坐待社会之自然变化，今之人汲汲焉从事社会改革运动者，岂非多事乎？’曰：是不然！社会组织之历史，个人努力之结果也。”因为社会由有意识的个人集合而成，社会组织的变革一方面受物质条件的拘束，另一方面有待于各个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当然，个人介入社会的变革、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不是任意的，而是“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而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实之前提与条件之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多数个人意志之冲突而生。”所以，“各个人不能全仗其自身之努力，任意改革社会，亦不能静待社会之自然变化而怠其对于社会之努力。……不当逆反时代潮流，致为无益之努力；亦不宜放弃自身责任，徒托玄妙之空言。此个人努力对于社会革命之要件也。”物质条件与个人努力是一对辩证的关系。物质条件不具备，个人不管如何努力，“人群”不管如何运动，社会变革都不可能达到；而物质条件具备了，个人或“人群”如果不努力促进运动的进行，则社会变革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如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使之广泛传播，进而上升为社会性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人现实选择的迫切需要。
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指出“个人的努力”还需通过阶级意识的实现产生作用。首先，阶级意识是同一阶级的同质性的整体意识。特定社会经济组织内的个人意识结合成阶级的意识，即同属于一个阶级的人们，虽然也有贫富的等差，但其收入的来源与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并因这种经济上的物质条件，阶级成员明白在同一阶级内，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而且要在经济的关系上团结起来，以与完全相反的阶级进行斗争，争取共同的利益。这种对于共同利害的自觉，对于其他阶级的反抗自觉，称为阶级意识。在这一点上李达与卢卡奇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同时期的卢卡奇从物化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观作了独到的阐述，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单个阶级成员的意识，而是阶级总体的意识，它“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
其次，李达还认为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主体性意识。他对阶级意识的产生进行了分析：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受到现存经济关系的阻碍而和它发生冲突，于是在这种经济关系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者，越发陷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在经济上遭受压迫，劳动者便渐渐地意识到物质利益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从而产生了维护自身物质利益的阶级意识。“基于这阶级的意识，便发生了阶级的冲突。”阶级意识的产生推动了劳动者自觉地参加阶级斗争。有了阶级意识的被压迫的阶级，要想解决这个冲突以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就不得不努力去改造现存的经济关系。革命的主要方法，就是同一阶级具有同一意识的被压迫阶级，努力团结起来形成现实的势力，和支持现存经济关系的阶级作斗争。斗争的结果，若是被压迫阶级胜利了，他们就必然取得政权，重新改造现存的经济关系，并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
再次，李达认为阶级意识对社会变革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一方面说明资本制度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兴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无产阶级遭受了资产阶级的掠夺和压迫，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种阶级的觉悟。有了这种阶级的觉悟，就发生一种阶级的心理。有了这种阶级的心理，就会有一种阶级的组织和阶级的运动，就自然有一种团体的结合，成为阶级斗争的行动。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自然要废止私有财产，推倒资本制度。因此，基于这样的能动作用，李达指出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的启发在发动社会革命中非常重要。“若忽视这种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不去助长阶级斗争的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期待的。”“劳动问题，是劳动者自身死活的问题，劳动者自己非有觉悟不可。所以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的专横跋扈和掠夺的惨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家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团体组织好了，首先就干同盟罢工的事情，要求减少做工的时间，增加工钱，等到团体的势力加大了，然后和资本家阶级开战，一举把资本家铲除了，方能达到最后的目的。”他在批驳梁启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时说道：“我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这是个教育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意识形态上摆脱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以实际的行动参与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现实权益的斗争中。所以社会革命既有物质形式的斗争，也有意识形态形式的斗争，这两种斗争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革命而言，阶级意识的启发、凝聚和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现在”是启发受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时候了。中国“现在”已处于产业革命的时期，而中国社会经济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受破产，处于产业革命之后的中国无产阶级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的阶级意识最为强烈。
李达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意识形态都带有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斗争是阶级意识对抗的直接表现形式。李达指出，各种阶级都是基于自己的物质条件，并适应着社会关系，去创造、形成和使用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阶级矛盾的过程中，支配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去压迫被支配阶级，而且在意识上去压迫被支配阶级。”被压迫阶级，在对于支配阶级的拮抗过程中，也产生自己阶级的新意识形态；同时，他们又借助这新的意识形态，反抗压迫自己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的统治斗争中，使用意识形态这种武器，如各种新闻杂志和学术刊物等，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压制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引导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无产阶级就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一旦拥有关于自己使命的阶级意识，就会通过对政权的夺取使自己的阶级意识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社会革命的行动
目的和手段是辩证的统一体。社会革命的目的决定了社会革命的行动与手段。李达指出：“社会革命底目的，在于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产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概括地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李达直接、简明地逐项分析了在中国采取社会革命的几种手段的可行性。他根据社会革命的目的，认为“社会革命底具体的手段大约可分为数种：一、议会政策；二、工会运动；三、直接行动”，并进而指出社会革命头两种手段只适用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而与农业国不相宜”。首先，议会政策手段实施的社会力量有限，资产阶级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利益，劳动者不能轻松获得自己的权益，所以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对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其次，李达认为在中国实行工会运动是不可行的。“工会运动是劳动者想借团体的力量谋劳动阶级的解放的一种手段。其内容大概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改良的，是社会政策的，采用阶级调和主义的手段，承认现制度，谋劳动阶级地位的向上。第二种是革命的，是社会主义的，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改造现制度，创立劳动者本位的社会。工会运动的武器就是同盟罢工。”李达指出同盟罢工的形式很多，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总同盟罢工，但是诸此种种都是社会理想而已，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产业不足的国情，更决定了这种“温情”的革命方式难以实现。因为中国是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失业者，所以中国的工会运动是不易实行的。工会运动要依本国家本地方的经济状态为转移，假如某一地方的经济发达，工厂办得多，劳动者都有工作，这时候劳动者就可以实行工会运动和资本阶级斗争。可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劳动者失业的多，要求一个卖劳力换饭吃的地方都不能得，哪能够举行罢工惹起失业的危险呢？所以中国多数无产阶级都是失了业的劳动者，所以工会运动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易实行的。
李达认为，直接行动是三种手段中最适合中国革命的手段。从理论分析的角度看，“直接行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最有效力的手段。……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无产阶级，包括最广，所以革命运动，非网罗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在内不可。参加运动的人越多，力量越大，运动越猛烈，奏效越迅速。我很主张无产阶级为突发的群众运动。”所以，李达主张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其他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地组织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权力，夺到革命者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
最后，李达还特别强调：“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说，社会革命在资本制度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是要实现的；然而也可以用他种人为势力——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促进它的速度。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十数倍；英美两国的工会，比俄国的也要发达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在俄国实现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的缘故。所以我国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做。”这体现了李达在社会革命问题上的实践观。
李达还将俄国革命的成功范例与中国的国情相比较，从实践上证明直接行动的可行性。他说：“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动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模式最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把社会问题根本解决，要想使劳动者完全由被压迫、被掠夺当中解放出来，非根本地改革社会组织不可。”其他两种手段虽然重要，但不适用于中国，如工会运动可以使工会成为劳动者学习教育、训练组织的学校，但它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能作为社会运动的唯一手段。而直接行动可以彻底改变无产阶级不平等的经济地位。“直接行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进行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跃升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高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在文章中，李达虽然不能肯定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将采取何种方式，但李达认为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可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