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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唯物史观与中国产业革命理论的构建

产业革命理论(工业革命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论板块。它既是对唯物史观思想的运用,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体现。就马克思思想的内涵和生成而言,产业革命理论是不可剥离的部分。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一生的伟大学术成就时,谈到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所引起的工业革命的密切关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与变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帮助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从文明形态及其发展的角度上看,马克思思想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工业文明时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成果,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科学的工业革命理论及其创立和发展是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及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既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又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李达在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工业革命对历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引导李达开始思考产业革命对世界历史境遇中的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命运的重要关联和影响。以产业革命为核心的相关理论在李达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从产业革命理论入手研究中国社会性质

马克思的产业革命理论对李达理解唯物史观思想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达赋予产业革命正面的意义,他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凡社会的历史,也和前进的水流一样,本来不能说哪一天是某一时代的开始,哪一天是某一时代的终结。前一个时代和后一个时代之间,实有一个因果的连环存在。所以含有大变革的意思的产业革命,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实,同时那变革进行的倾向,也是不会停止的。而且那从过去所传承下来的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运动等遗产,也要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在产业革命的过程中,明确地、具体地表现出来。因此,产业革命,结局还是渐进的,只是那历史进行的潮流,在某一个时代,现出一个大的急湍来而已。”李达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明白中国的产业革命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发生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会如何影响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性与曲折性。李达以中国产业革命的前因后果为线索,从经济现象中去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发展趋势。

1.产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

李达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指出产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在产业革命的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具体表现为:“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

(1)产业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形成和变革的因素。李达认为,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社会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渐渐脱去旧时封建制度的衣裳,显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特征来,使得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革。现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就是在这个大变革中同步发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它的特征,要晓得现代社会问题的真相,就必须了解产业革命过程中的各种事实。”产业革命生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工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勃兴、农村的荒废、手工业的凋落、人口的增加、大都市的发生;另一方面表现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反抗、工场法和劳动组织法的发布、经济恐慌、同盟罢工、失业问题、贫民的增加、民主革命的胜利、劳动者的政治制度等。李达分别从农业、手工业、工业、资本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中国的初步表现,指出中国自从被国际帝国主义者征服,变成半殖民地以来,就渐渐地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进程,进入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出农业的崩坏、手工业的没落、商业资本的发展、工业资本的形成。这些都是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象征。因此“我们虽不能说中国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可以说整个的中国经济,都被国际资本主义所笼罩,一切的一切,都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火印了”。

(2)产业革命将中国被动地纳入国际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产业革命创造了世界历史时期,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引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产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意义的经典论述,来说明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是自动化体系。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和扩张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其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强力推动下,中国也不可能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产业革命链条中。欧洲资本主义化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谋求资本的增殖,必然努力向海外夺取市场,夺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为销售商品、投出资本、采集原料的处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跟着慢慢地资本主义化。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终不免要把全世界铸成和自己一样的模型,这便是经济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产业革命的由来”。因此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和道德被掩盖在所谓“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道德之下。“我们之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过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中国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侵入而被迫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就农业来说,已经是逐渐趋于凋落,出现了农村经济破产的现象;就手工业来说,已经是逐渐失其效用,而由新式工业起而代之;就工业来说,新式小工业有所勃兴,有些日用品如纸烟、面粉、肥皂等多由国内生产,并且出口增加。但也要看到这只是“初期”资本主义,中国的产业还是停顿在粗工业阶段,多以新式工场手工业为主;新式工业略有发展,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中国的工业资本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围剿之下勉强生存,不易发达,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相比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依赖很大。因此造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艰难挣扎,中国经济状况发展迟缓。

2.产业革命的特殊性是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产业革命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国家大都经历了产业革命,但不同国家的产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和价值不同。李达在指出产业革命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对欧洲和中国的产业革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较。他指出,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产业革命实现了经济基础的变更,然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产业革命,但中国产业革命却由于具有不同的原因而导致产业革命具有不同的特点,以及产业革命后中国经济状况发展的不同“倾向”。正是这种特殊性造成了中国的产业革命的不彻底性,并形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迟缓状态。

(1)中国产业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政策。李达认为,造成中国产业革命不彻底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之处在于产业革命发生的动力。中国与欧美的产业革命在动因上是完全相反的。欧洲的革命源自于内因,“欧洲的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欧洲经过机器的改良、分工的发展、企业组织的发达、人口的集中、新经济都市的建立、对外贸易的扩张、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的确定,而变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产业革命源自于外因,“中国的产业革命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国际帝国主义为了“销运商品”、“投出资本”、“采集原料”的目的,为掠夺经济最大利益,而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而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又决定了外力的压迫必然将迫使封建主义的中国进入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这正是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发生上的重要区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即“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力,先是一班封建官僚,率先挣扎起来,讲求自强之策,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逐渐输入了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些新式的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在国际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商业资本家阶级(或买办阶级)、官僚资本家阶级和新兴民族工业资本家阶级。李达指出,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事实,所以中国之因外力压迫而进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正是因为中国的产业经济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不得已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产业革命是不彻底的。

(2)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源自产业发展的困境。中国产业革命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因此,李达指出,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虽然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走到初期资本主义的阶段,但结果还是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助因。所以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被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完全没有办法与国际金融资本相抗衡,至多只能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所不能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分润一小部分的唾余而已”。李达列举事例和数据说明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一战”期间,由于其自顾不暇,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的情况,但“一战”结束后,国际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剥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又受到了限制。

李达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无序。首先,李达分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破产趋势和手工业的破产过程。在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农业开始出现破产的趋势,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手工业方面,破产更趋明显,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

其次,李达考察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发展的过程和中国近代工业的现状。李达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综合考量了几个工业时期的变化后,认为中国近代工业是有发展的,但从中国近代工业的基本状况来看,它依然是弱小的,基本上为帝国主义所支配。李达认为:“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很遥远的。”

再次,李达考察了中国金融界的状况,指出中国自办银行虽多,但资本过少,仍然受到外国银行的支配,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

最后,李达分析了中国资本的构成情况。李达认为,从投资主体来看,中国资本可以分为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中国,外国资本超过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又超过私人资本,而“官僚资本的特征,和外国资本是不可分离的”。从资本的流向看,中国资本又可以分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中国资本的构成状况是商业资本畸形发展,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发展不足。

综上所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掠夺下,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资本动力不足,造成了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产业革命推行得缓慢而艰难。因此,产业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中国也只有通过革命去求得新的出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再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国产业。

二、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形成的影响

产业革命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这又是与中国的产业革命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李达认为,中国正经历产业革命阶段,中国“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进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产业革命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李达通过对不同产业在中国发展现状的经验事实和客观数据的分析,考察了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动态过程,分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性质的特征。

1.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西周初年起到清代鸦片战争止,长达3000年之久。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封建时期,不过八九百年,之后就进入了现代社会的阶段。而中国社会却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阶段,以致成为落后民族,最终沦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那么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是什么呢?李达认为,中国3000年封建史并不是没有进步,而是有很明显的进步,但关键在于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阶段,而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

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李达提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八种原因:一是战乱的频繁导致生产力被极大破坏;二是封建的苦力差役滥耗了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三是封建的剥削使农民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不能孕育新的生产力;四是宗法遗制下的村落公社造成狭隘的生产关系并成为巩固封建秩序的支柱;五是封建的政治机构始终为封建的生产关系服务;六是农民阶级不能成为新生产方式变革的主体;七是科学的不发达和儒学的影响;八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制约通商的发展。这八种原因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迟滞状态。在这八种原因中,第一项至第五项是主要的原因,第六项至第八项是次要的原因。同时,李达指出,在分析中国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的原因时,必须兼顾多种原因,不能只指出某一种原因,而忽略其他原因;既要重视主要原因,也不能忽视次要原因。

特殊的经济性质必然有特殊的原因。李达认为,即使分析这些原因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的关联时,也必须联系中国封建社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如中国的战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至深。战乱虽是一切封建社会所通有的,但中国封建社会的战乱,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却是欧洲封建时代所没有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在战乱中牺牲的,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战乱的时间动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战乱的区域波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平方公里,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惊人损失,是欧洲封建时代所没有的。还有中国封建的土地关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等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使中国和西欧面临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

李达在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的原因时,非常注意从唯物史观的有关范畴的角度去提炼,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此外,李达在分析原因时,并不止于对现象的分析,而是进一步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李达在谈到科学的不发达、儒学的思想控制等上层建筑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时,并未止于中国科学不发达这一表面的回答,而是进一步追问“中国的科学何以未能发达”。对于这个问题,李达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封建经济本身并不需要科学。因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秩序下的农民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方法是自给自足的方式。封建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与直接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简单再生产没有采用科学技术的动力。二是封建社会思想受禁锢,缺乏自由研究的风气。

2.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性质的变迁

李达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是指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的中国经济史。所以“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叙述,应当从帝国主义侵入的时期开始”。帝国主义侵入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由外力推动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封建经济的性质”,要“从封建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中去探求”,而不是“从商业资本的现象形态、封建权力的组织形态,或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形态中去探求”。通过研究,李达发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以手工劳动为特点的手工业生产已非常发达,手工业部门有数百种之多,并集中在都市之中,商业资本也已比较发达。因此,李达指出了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着发展复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李达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里写到,从清初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快多了。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其基本的经济形态即农村经济方面,手工业劳动的农业与工业各部门的分工已很明确,“农村经济的各个生产细胞,已为商业及商业资本所连缀,而各个生产细胞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起来了。简单地说,这时期的农村经济已由自然经济转向单纯商品经济,而其受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与破坏的程度,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都市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而且“大部分是拿去贩卖借以实现其自己及家人费的劳动价值的,所以这时期的经济,可以说已是单纯商品的经济了”。李达通过丰富的统计材料分析得出,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到清朝时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清朝时中国商业是“很发达的”,国际贸易的范围广、贸易额多、顺差大,尤其是在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其发达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这时的商业资本仍然是依存于封建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经济的,只是多了一些复杂的经济因素。李达还指出,虽然清朝商业资本的优势有所发展,但它并未曾支配生产,那种“优势的发达”仍然是依存于一个外在的、脱离它自身而独立存在的社会生产形态的基础,即封建的生产关系。所以现代以前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除了充分发挥其剥削与破坏的机能,引起封建经济的颓废和封建政治的腐败以外,并未曾使生产隶属于资本。因此封建的生产方式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展复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性,而世界帝国主义的扩张更加阻止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迈进的步伐,彻底打破了中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链条的可能。“中国经济的趋势,截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止,仍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上来说,……它却已进到了封建时代的末期而走进资本主义的时代了。可惜当它刚刚进到这个地步时,它又不能不踏入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因此,中国的商业资本刚刚形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初步形态,中国却已处于半殖民地化的前夕了。首先是英国,然后是其他各国步其后尘,陆续侵入中国,中国便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性质被迫发生了变化,于是过去依存于封建的生产方法的中国商业资本,随后又转到依存于外国的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了。从此以后,中国便逐步失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走入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

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两个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了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处于外力的压迫下,在变革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从而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李达明确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

3.“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性质

李达认为,鉴于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被动地位,这些国家的经济学者应加强对其经济性质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宰割之下的、拥有十二亿人口的许多殖民地的落后民族,却仍然过着先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这许多落后民族的落后经济形态的崩溃倾向(即发展法则)究竟怎样?它们能有什么有希望的出路?它们为找到出路究竟要怎样去努力?这些问题,都属于广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他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以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他强调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仅生活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且生活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中国。”不研究中国经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中国学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状况与规律,“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他强调:“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去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

那么中国“现代社会”(指李达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性质是什么呢?李达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关系变化的研究,提出中国现代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经济的思想。在《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中,李达具体地将中国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现代经济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

一是1842年至1880年时期,李达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经历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奠定侵略根基的过程、封建势力反抗侵入的资本主义的过程、民族资本产业发生的过程。经历了这三个过程,中国的商品市场扩大了,资本和劳动力也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并且连新式的技术也陆续输入了。李达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期。

二是1881年至1914年时期,也包括了三个过程:国际帝国主义对华输入资本并加紧侵略的过程、封建势力投降于资本主义的过程、民族的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的过程。这一时期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产业界有四个特点: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对半殖民地的中国加速地抛出商品和采集原料外,也加紧在中国的资本输出以加强自己的资本势力;民族资本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投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逐渐倾向于原料方面,旧式经济更依赖于国际市场;封建关系受到相当的破坏,封建残余仍在苟延残喘,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关系。

三是1915年以后至李达写作时期(1933年左右)。这部分的内容于文章中是“待续”,但收入《李达文集》时稿子没有找到。因此,对李达这部分的观点,我们无从了解,但可从之前其所著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经济学大纲》中发现李达此部分思想。李达认为,中国现代经济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存在。中国经济具有特殊性,不是原始的或奴隶制的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封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不能成为一个阶段上独立的经济形态。因为“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大体上说,中国现代的经济,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地烙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中国的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

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考察之上。李达认为,近现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这三个过程,第一过程占据统治的地位,第二过程已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虽然被第一、第二过程所统治着,却仍然表现出顽强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状态中挣扎着。”在这种特殊境况下挣扎生存的中国人要寻求生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实践的指导,即运用“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规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经济现状,不仅得出了研究中国经济特点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的重要结论,而且得出了中国必须“自求解放”的政治结论。这是李达经济学研究重要的出发点和特色。

李达在《经济学大纲》“绪论”和第一部分都谈到了中国经济问题。除此之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论著中,他也详细考察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形成、状况和发展趋势。李达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研究,以及蕴涵的革命指向,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性,在当时学术界是不多见的。这是李达哲学、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和最大创见,也是他超越同时期许多只限于一般理论罗列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产业革命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

李达通过对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现代经济性质的研究,认为“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指出“依据上述产业革命的意义和特征,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我们要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唯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根据对中国产业革命与欧洲产业革命迥异的前因后果和生成过程的分析,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及其社会发展的规律,李达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也是特殊的。“‘一切国民都将到达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然性。但它却并不是一切都精密地循着同一路线而到达于社会主义的。’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因为各个国民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特性,就会刻印着各自的特色。”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要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既要掌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即“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也要联系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即“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法则”。

李达认为,中国“怎样发展产业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采用什么主义发展中国产业,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他分析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家的社会问题也有不同的特性。假使忽略了这个特性,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而结果也必定是错误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达能如此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并运用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中,这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其独立、自主、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而当时教条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是不乏信仰者的。中国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特殊的,因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李达逐项分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提出了解决中国式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

1.产业劳动者问题

李达认为产业劳动者问题“显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中国的劳动运动,也只有根据这种特殊性去理解它”。因此,中国劳动者的劳动运动是双重的,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表现为他们迫于生活的困难,不得不要求经济地位的改善;迫于民族生存的威胁,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种运动的规律截然不同于先进国家的劳动运动,中国劳动者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是同时进行的,而后者必须经历数十年的经济运动然后转换到政治运动上来。这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劳动运动性质的特殊性。因此,“欲谋中国产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产业劳动者问题,然欲谋解决这产业劳动者的问题,就必须针对中国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的特殊性,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展民众的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劳动运动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中国劳动运动的进程是特殊的,它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同时推进的。中国的劳动运动,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日见发展,这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并行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性更增添了运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艰难发展,帝国主义虽然要利用中国的地主军阀和买办阶级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劳动者,帝国主义经济也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宗主国经济与附庸经济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所以虽然帝国主义经济在华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那不过是一种畸形发展,是一种根本维护宗主国利益的发展。

不仅中国的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是特殊的,中国产业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特殊的。李达认为,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理解要放在中国独特的社会问题中来认识,否则必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产业劳动者不过二百多万,在四万万人当中,那能发生多大的影响呢?”李达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受压迫最深重,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势力的压迫;有的受国内资本家的剥削,有的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无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最重大,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工业,还只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初期时代的轻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始形态,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限制,无论如何得不到发展的条件,不能向上发展,而幼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担负不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所以无产阶级首先是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胜利之后再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的产业革命首先是改造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不是发展生产技术的革命。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2.农民问题

李达指出,“农民问题的发生是农村经济破产的结果”。李达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很多,而其主要的原因,归结起来可分为三项: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二,封建政治的剥削;第三,土豪地主的剥削。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造成农村生产力进一步低落和农村经济危机的发生,农村的基本生产关系就是封建的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关系,就是建立在土地占有与租赁关系上的土地关系,土地关系的不平等带来土地问题。农业社会农民最基本的愿望是“耕者有其田”,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农民有田的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为维持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不让中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与地主军阀和买办集团相勾结,使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其基础上的军阀割据和豪绅地主阶级的统治成为帝国主义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因此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上,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有着共同的利益,从帝国主义来看,它希望维持封建关系;从封建势力来看,它希望依靠帝国主义。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和封建经济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容忍的范围内勉强生存和发展。相应地,在这种境况下,中国的土地问题难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解决。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农民的解放就无从谈起。所以土地革命,是中国数亿农民的切身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和关键。“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没有复兴的可能,新式产业也没有发展的可能,占人口过半数农民的生活问题,便不能解决。”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因此,土地问题是推动新式产业的关键和基础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土地问题,在历次革命时期,都把土地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在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也强调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到,李达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至今仍未过时。

李达还分析了中国革命主体的特点。通过对农业及其崩溃过程的分析,根据近来农民运动的形势,李达指出中国农民运动的特点是力量大但功利性较明显。“就近年来全国农民运动的形势来说,有组织的农民曾发展到数千万之多,尤其是粤湘鄂赣等省的农民,已经表现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量,表现出为革命奋斗的功绩,而其运动的目的,是在于为自己求出路。”但由于功利心大,中国农民的革命意识不彻底,而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成为革命的同盟军。

3.手工工人问题

手工工人本是由封建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阶级,但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影响下,手工工人的问题含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成分,也成为中国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因为中国是因外力压迫而进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手工工人问题和欧美的产业劳动者问题不同,商业店伙问题和欧美各国的商业劳动者问题不同,失业者问题也和欧美各国的失业者问题不同,所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也与欧美不同,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是殖民地性质的经济。由于近代产业的发展趋势,大量的手工业终究要被大工业所替代和淘汰,手工工人问题还会更加严重,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国家的力量发展国家资本,把手工工人改编到国家产业的部门内去工作”。

4.商业店伙问题

近代中国的商业资本畸形发展,也遭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李达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是“只有迅速发展国家资本,打破目前畸形的商业资本的发展”。

5.失业者问题

失业者问题的产生,是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综合结果,农业的崩溃、手工业的没落、新式产业的停顿,造成了庞大的流离失所的失业者和产业后备军。

因此,“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简单的结论是: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在以上五种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中,除了“农民问题”外,李达提出的与产业革命有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在1921年逐渐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李达受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学》(1926年)中,将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历程理解为“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条泾渭分明的途径,认为“私人资本主义乃帝国主义之前身”,在各资本主义先进国所盛行;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之过渡,为苏俄所采行。李达认为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它们对促进产业发达的功能是一致的。由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性质,使得这场革命具有两种可能性,“故民族革命成功时,小资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则将来可以和平达于社会主义,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则在进化过程中,必更经历一度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中国今日一般人对于产业政策之见解,多主张采用劳资协调主义,期以社会政策制资本。然社会政策苟能实行,则国家资本主义亦可实行,与其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引起将来之阶级斗争,不如径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也之为愈也。且无产阶级既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而在成功之后,对于经济上之建设,必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可知。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非即社会主义,列宁已先言之矣(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引者注)。故民族革命而苟能成功,必归于国家资本主义也”。不过,在这里李达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是跟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联系在一起,还没有从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商品经济的关系角度来了解“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工作是在《社会学大纲》中进行的。

四、构建产业革命理论的哲学方法论

在构建中国产业革命的理论过程中,李达已经能比较娴熟和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社会问题。实践的观点、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成为李达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特殊性和解决方式特殊性的理论工具。

如第二章所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李达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性,“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阐述”。因此,李达在分析中国产业革命问题时,十分注意运用历史的唯物辩证法来阐述相关的论点。

李达运用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来阐明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产业迟迟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李达指出:“中国产业迟迟不能发展的原因,可分为附带的和主要的两大类。所谓附带的原因,如资本之缺乏、企业者智识能力之缺乏等;所谓主要的原因,如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之存在。”由此得出结论:一是处在国际经济侵略之下的中国,幼稚的新式产业绝没有顺利发展的余地,即使稍有发展的机会,也只限于国际经济所不能及的时间或空间而已,然而发展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由此可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打破,中国的产业是没有发展的可能的”。二是“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包括国内战争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影响,使幼稚的中国产业举步维艰。“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的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这是任何人都能知道的。”中国产业革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是中国社会内部各要素和力量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两者相比较,显然帝国主义之侵略是阻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李达运用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原理,从分析论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的特点入手,得出了与中国国情密切联系的适宜解决中国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结论。李达指出:“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在于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而解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发展产业。”所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又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这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所在。第一,“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这说明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发展产业革命的前提比许多国家要复杂一些,既要打倒帝国主义,又要清除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中国革命的对象既是帝国主义者,又是封建势力。第二,“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这说明发展中国的产业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途径。针对中国产业革命两种特殊的障碍,要采取两种最基本的特殊手段:一是采取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在新国家内实行新的经济制度,发展国家资本;二是实行土地改革,改变封建的土地关系,解放劳动力。

李达运用实践唯物论的科学分析方法,指出产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他指出,一方面帝国主义使中国被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加重了中国经济与政治的混乱。他认为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被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然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也造成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造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因此,中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求得新的出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再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国产业。

?§§第四章 唯物史观与李达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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