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是中国诗歌史上璀璨的明珠，也是中国诗学史上闪亮的星斗。历代诗论对之好评如潮。与其他诗歌经典沉沉浮浮的境遇相比，其在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一直较为稳固。作为一组抒发游子思妇离情别绪等俗世情怀的诗歌，《古诗十九首》何以能够独享尊荣？本书通过对《古诗十九首》经学阐释史与文学阐释史的梳理，辨析了其经典化过程中两种阐释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与创作年代是个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但是这个千古之谜恰恰又是相关研究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千百年来，历代学人围绕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但是至今也未能形成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迷思”耗费了无数学人的精力，也影响了《古诗十九首》研究向纵深方向的拓展。在作者和断代问题上的胶着状态，也为我们提出了是否应该换一条研究路径的启迪。事实上，《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模糊的。研究者们总是沉浸在创作年代与作者的探寻当中，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古诗十九首》作为诗歌经典价值自在自足特性的研究。
无论如何，本书研究《古诗十九首》，理应对其产生的时代与创作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认识与交代。前人关于《古诗十九首》“非一人所作，亦非出一时”的观点可谓高屋建瓴。该观点的延伸，正好说明应该从长段过程社会文化的透视中捕捉本课题不可或缺的人文信息。从较长时段的历史烙印上把握其产生的概况和演变的脉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势造经典”。这个命题既适用于求索《古诗十九首》走向经典之路的过程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古诗十九首》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古诗十九首》毕竟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身上肯定也带有那个时代的“胎记”。从五言诗的奋飞和人性诗的上扬，可看到它大约产生于西汉至东汉时代的相关信息。其思想内容和集约性题材程度不等地披露出作者和参改者的社会状况。拿《古诗十九首》清淡委婉的诗风心态与同时段乐府诗和其他诗歌进行比较，也可以窥测到诗作所由出的生态环境。《古诗十九首》的底本最初可能产生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如果把历史镜头再推进一步，或可锁定在公元前81年苏武归汉后的西汉中晚期到公元140年即东汉顺帝年间。它曾作为“新声”在一些隆重高雅的场合传唱，最后的定型大概是在东汉末和建安之初。也许《古诗十九首》的大多数文本改编自汉乐府，而后诸如枚乘、傅毅、蔡邕、王粲、曹丕、曹植之类的文人与乐人们对其进行层集式的润色与加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古诗十九首》是两汉时期优秀的文人才情与乐人技艺的集成绽放，经过南朝梁萧统及其文学班底的删选，最终给出了一个综合的名称。概而言之，《古诗十九首》经历了由中下层诗人创作到众多乐人和上流文豪加工润色的过程，从人同此心的口传户诵，到可歌可叹的管弦涵养，最终呈现为今见文本集口传诗歌与文人秀句于一体的复合特点。
乘《古诗十九首》之“汉槎”穿越历史的长河，我们会惊喜地看到，这一组诗歌不仅以其清词丽句之风采沁人心脾，而且因其超凡脱俗之格调引人入胜，尤其通过离经出道之韵味感人至深。
论述《古诗十九首》作为文学经典的生成，自然首先要陈述“什么是文学经典”的问题。本书回避直接定义的武断与切割，有意识地采取了一种迂回的解答，即回避了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谁的经典”问题，而将焦点集中在“经典何以为经典”方面。《古诗十九首》作为文学经典现象，不仅作者是隐形的，时代是朦胧的，演唱过程也是消失在时空运动中的，只有部分模拟者和相关诗论家的只字片迹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痕迹，因而以“谁的经典”提问并不十分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本书将《古诗十九首》纳入中国经学和文学的双重交响中辨析，提炼出的是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审美、历史、谱系”三个必备要素，揭示出了其中包蕴的五个特征：独具魅力的审美品质，熔铸后世文学的规范力量，抗衡时间的耐久性，在历史时空和人文交错中的开放性，以及前后勾连内外交织终成脉络的谱系统绪。本书关于文学经典的“五个基本特征”与“三个必备要素”的提法，或许还不能涵盖文学经典的所有面向，但可以解释作为文学经典的“基本性”与“必备性”。本书首次将诗歌经典的谱系化作为一种基本特征与必备要素提出，实际上是想较为严密地设定经典化问题探讨中的基本前提。
将《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问题放入经学时代背景和中国诗学的辨体批评中作动态考察，就是源于这种“谱系化”思维，也源于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历史真实。
对于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探讨，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切入角度，本书从阐释史研究的角度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过程。按照阐释学的观点，文学文本的经典化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更具体来讲，是一种价值阐释与意义阐释的效果历史事件。本书选取“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两方面，是因为《古诗十九首》作为群体性文本的特殊性，至今其作者也未有定论，其“史学”阐释只是作为异调而存在，而社会学阐释方法仅是现代语境下的产物。为此，我们还可以在更高层面上对经学阐释、史学阐释与文学阐释予以总结。史学阐释具有史学思维的特点，也就是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文学阐释从根本上讲是审美解读，是人性之花的绽放，是易学意象思维的表征。用传统诗学的语言讲，是一种开放性的“观象取义”，或曰“诗无达诂”的解释性历险。从《古诗十九首》的阐释史中可以看出，对诗歌文本的“教化性比兴解读”，即本书所说的“经学的诗法”，与诗学解读是有区别的，但是两种不同的解释也有一定的交叉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也是可以互补互动的理论资源。或许可以说，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历史演变，包含着人类理智的诡谲和诗化的谋略，披露出强大的张力与无限的生机。对这两种资源的嫁接与融合，是人类诗学诱人的前景。
一部经典阐释史，同时也是一部诗学沉思史。古人对于诗歌经典的沉潜涵咏，留下大量精彩的诗学论著，《古诗十九首》就是一个典范。从审美阐释而言，由文本意象的粗放阅读，到字斟句酌的仔细品味，有了只言片语的诗话，有了旁敲侧击的比类，有了比较系统的专论，此类林林总总的著述，形成了诗学阐释的合力，共同推进了《古诗十九首》审美价值的深入开掘。本书在梳理《古诗十九首》审美阐释史的基础上，对于中国传统诗学所用范畴，诸如“风雅”、“诗母”、“清丽”、“清真”、“清韵”、“清婉”、“清厚”、“神韵”、“化境”、“辞达”等审美术语，作了进一步的诗学反思，希望借此加深对中国古代诗歌审美意识发展与审美价值观嬗变的诗学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