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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嘉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荣誉称号：太史公
影响力星级：★★
[人物档案]
姓名：司马迁，字子长
出生：约公元前145年
逝世：不详
祖籍：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
出生地：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
逝世地：不祥
主要身份：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主要功过：创作《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成为后世史家创作的典范
主要著作：《史记》、《报任安书》
[人物生平]
约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他的父亲就是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在司马迁6岁的时候，他随父亲来到了京师附近的茂陵。司马迁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学训练，10岁就能够诵读《尚书》、《左传》、《国语》等古籍。他还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约在20岁的时候，司马迁开始他考察史迹的游历。这次游历，他几乎走了大半个中国。司马迁漫游回到长安，被任命为郎中。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师西南，又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考察。公元前110年，司马迁出使归来，看到的却是病榻之上的父亲。父亲司马谈临死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然后溘然长逝。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父亲的职务太史令。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汉将李陵开脱触怒武帝，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判司马迁死罪。据汉律，死罪可用钱赎或受腐刑，但司马迁家贫无力赎罪，只有接受腐刑。公元前91年，司马迁完成了《史记》，但当时并没有刊行。大约在公元前90年前后，司马迁逝世，享年约55岁。
[影响力评述]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但他本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以一个纯粹的史学家身份而进入这个名单的，仅司马迁一人。司马迁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他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其次，司马迁也是一个杰出散文家，《史记》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鲁迅之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再次，司马迁是一个悲剧人物，他遭受了奇耻大辱，但又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忍辱负重，为中华民族保留了最早的记忆，也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文字铸就的丰碑。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其实，《史记》的写作，从司马谈就开始了，《史记》中的有些段落，就是以司马谈的口气写的，可见司马迁保留了其父的一些原文。司马谈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也许是他认识到自己的一生不能完成《史记》的写作，因此从一开始就把史学家作为司马迁的培养目标。大约20岁的时候，司马迁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始游历大江南北，为写史书积累素材。他首先南下江陵，渡江来到泪罗江畔，凭吊屈原，并访问屈原的事迹。他“浮沅湘，窥九嶷”，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他登上庐山了解大禹疏浚九江的传说，并且“上无稽，探禹穴”。他由越至吴，登姑苏，望五湖，参观了春申君的故城和宫室。他渡江北上，走访淮阴父老，搜集韩信的故事传说。他“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他还到楚汉战争的故地进行了考察，最后“过梁、楚以归”。这次游历，让司马迁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也使他对历史产生了感性认识，坚定了他记述历史人物壮举的决心。这次出游对《史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宋人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诗人陆游嘱诗颂之曰：
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
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
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
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
感慨发奇书，涵养出正声。
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
大约在司马迁35岁的时候，司马谈于病榻之上向司马迁临终告诫：“余死，汝必为太史令；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嘱托，他暗下决心：“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在太史令任上，他还参与了改历的工作，主持完成了“太初历”。此后他就利用皇家收藏的丰富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修撰工作。修史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司马迁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史记》全文凡52万字，在那样一个没有纸张的时代，要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正当司马迁埋首著史的时候，一场横祸向他袭来。“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兵5000出击匈奴，当匈奴8万骑兵，转战千里，矢尽粮绝，援兵不至，不得已投降了匈奴。朝野上下一片谴责之声，独有司马迁在被武帝问及时，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谁知此举极大地触怒了武帝，竟然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判他死刑。依汉律，司马迁有两条途径可以免死，一是出钱50万赎死，二是接受腐刑。司马迁家贫无力出此赎金，而亲朋好友也因惧怕引火烧身，全部袖手缄口。司马迁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他或者为了自己的名节，慷慨赴死，但上负父亲之托，下负自己的宏愿；或者受此奇耻大辱。“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到这些，司马迁决定“隐忍苟活”，因为“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但做出这样的决定，司马迁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理压力，他自己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虽然有这压力的巨大压迫，司马迁还是最终完成了他的皇皇巨著——《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创举，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编纂的先河；其次，司马迁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史书编纂方式——互见法；再次，司马迁以“寓论断于序事”的形式，发挥“史以道义”的社会功能，是“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的开端。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的地位，将他们的传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三个等级。但司马迁并没有拘泥于自己既定的规矩，比如他将项羽的传记定名《项羽本纪》，与皇帝同级。他把陈胜的传记定名为《陈涉世家》，孔子的传记定名为《孔子世家》，与诸侯同级。司马迁对于他所崇敬的人物的褒扬，从这些细节可以体现出来。《史记》是后世史书的光辉典范，《隋书》说：“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纪传体史书也成为中国后世史书的常规体例。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评价《史记》说：
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
《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书，它还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史记》是汉代散文的典范，在那样一个辞赋独霸天下的时代，幸而有了《史记》，才使得汉代的散文丝毫不逊色于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散文。兴起于唐代的古文运动，其宗旨是恢复古朴的文风，而古文运动中所提出的古文典范，就是先秦散文和司马迁的文章。对韩柳文章和司马迁文章之间的渊源关系，章学诚说得最明白：
六朝骄俪，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博昌大，转为后世宗师。
司马迁除了留下了不朽的《史记》之外，还著有千古奇文数篇。他也曾作过一些赋，流传到今天的只有《感士不遇赋》。《史记》的前言《太史公自序》是古文中的名篇，它对作《史记》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阐述，是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总结。文中对孔子著《春秋》的行动大力赞扬，对《春秋》所起到“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屑”的作用大加赞赏。其实，这何尝不是司马迁以孔子自况呢？司马迁的另一篇奇文是他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是一篇血泪文字，司马迁在其中对自己内心所忍受的痛苦向朋友一吐为快。每一个读了《报任安书》的人，没有不感动落泪的。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宏伟事业，不经受异常的艰难困苦，是不可能成功的。纵观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创造，大多是一个个单枪匹马的英雄个人，在逆境中不畏艰险、筚路蓝缕的结果。但是司马迁《报任安书》并不是一篇诉苦文字，而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宣言书。我们可以读到司马迁的一身豪迈之气，这股豪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自古至今不知鼓舞了多少豪杰之士：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那么，欲立其国，自必先立其史。司马迁就是一个为中华民族立史的人。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说：“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