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药的存在证明我们相信一个道理：人的某种缺陷可以通过其他物质得以补偿。人缺的东西很多。不说外在的匮乏——如名车豪宅，内在的缺失也不少，譬如信仰、智慧等等。但中国人基本不考虑信仰，更不相信没有信仰会是什么损失。它和性功能相比，后者的损失才是损失。至于善良、诚实、纯洁，都不是要“补”的内容。这些东西太“虚”，用阿Q的话说，儿子才想这些事情。那我们就不想了。
倘若以化学的方法弥补灵魂的阙失，也是说不通的事情。况且——假如说得通的话，吃了这么一种药，譬如“左旋多巴胺纯洁改正片”服而生效，良心再现。原来吃那些由鹿鞭、海马构成的“不纯洁剂”岂不白吃了吗？假如吃了“氨基米胍诚实浓缩液”又怎么去经商呢？
补药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为什么没被列入“五大发明”？是历史学家的罪状之一。补药的基本理论是吃什么补什么。譬如吃鹿鞭则益于吃者之鞭。所谓“鞭”已被现代解剖学证明是一堆平凡多孔的软组织，即所谓“海绵体”，便于血液出入。当它被咀嚼稀烂吞入胃中，作为一种蛋白质被小肠吸收之后，它怎么可能互相招呼着齐齐到吞食者的私处去打工呢？
鲁迅早就讽刺过这种虚妄，称之为“吃猪肉长猪肉”。然而国人还是要信：吃什么补什么。我在赤峰广播电台见过一位喜欢吃猪耳朵的人。按说他应在半年内——再长点——三年内，发生耳朵的变化，无论变长、变宽、变厚、变硬或变软，然而没有。前年我见到他的时候，首先仔细地观察过他耳朵的方方面面，色泽、形态、汗毛等等，一如旧时。他吃猪耳朵最高峰的时候，儿子还在读小学，现今已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到厦门工作。抑或吃猪耳朵有助于儿子分到厦门工作？也有这种可能，但其耳确实“未见异常”。
这种狗屁“补”的理论来源于哪里呢？道家。把这帮方士的诡异学说归于一“家”，实在是抬举了他们。他们理论的核心是人可成仙。而成仙的方法是炼这个炼那个，把各种矿物质、重金属物质弄到人体内生毒。君不见魏晋中人个个宽袍广袖，都是吞食“金丹”害的，浮肿、涨肚、难受之际跑到山上作猿啸。汉武帝是何等英明之君，惟一的毛病是让这帮捣鬼的道士唬得智商急剧下降。武帝接引的第一位方士是李少君。此公童颜鹤发，从不说自己哪里人氏，谁问都回答70岁。一次，他出席宴会，见席上坐一位九旬老者，说“哎呀，你长这么大了”接着，讲他和老者的爷爷当年在什么山打猎，老者那时还属黄口小儿。此语一出，满座皆惊。老者追忆一番，童年时，他的确和爷爷上过什么山打猎，见过模样大约如此的一个人。大家吓坏了。武帝把他接入宫中，李少君说，我在海上见过仙人安期生。安期生请我吃枣，枣有西瓜那么大。武帝不禁倾倒。
武帝晚年，经历了太子造反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回首往事，悔意无限，对人叹日：“以前蠢得很，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全是胡说八道！”
道家的主打歌曲，是人心最脆弱又最虚妄的一处，即怕死求生，他们于是搞出各种名堂来，补药只是其学说的一小分权。现在的人不见得相信羽化成仙之说了，但笃信鸡血疗法、凉水疗法、香功、法轮功、红茶菌，其虚妄与汉朝并无不同。实话说，现在的人们在相信这些东西的同时，也相信阿基米德定律，相信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但也信这些，一起信。这是五千年文明的遗产之一。不仅老百姓信，官员未必不信。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带来了很多挥之不去的阴暗的东西。不光是说补药，他们那套被人推崇备至的哲学也透出许多大奸大诈，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奸大诈大都精通道家哲学，所谓装拙守愚等等。中国历史上另一种更加丑恶的思想体系即兵家，韩非子、申不害、鬼谷子与孙子之流正是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诡异莫测的军事学说。这种东西无论怎么深不可测，对一个民族来说，对历史来说，决无一点好处。在世上，只有那种三百年间史书无事可记的民族才是幸福的。
如果世上真有吸收什么补益什么这种道理的话，也不是吃与功能的关系，而是学习与改造的关系。中国人最需要纯朴、和平与谦让的精神，以此补一补我们欺诈、敌视和互不信任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