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12〕〔13〕〔16〕〔17〕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19、122、125、136、142、143页、
〔3〕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第119页
〔10〕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第122页
〔18〕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第143页
〔4〕〔5〕〔9〕〔11〕〔14〕〔15〕引自弗兰克著《活出意义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9、70、77、51、38、72页
〔7〕引自弗兰克著《活出意义来》第70页
〔8〕引自《书屋》2004第六期第77页
〔19〕引自钱理群著《与鲁迅相遇》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5页
〔20〕引自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抱成一团"与"一盘散沙"
--从索尔仁尼琴的感慨说起
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书名"古拉格群岛"听起来像个地名，其实不然，所谓"古拉格"是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具体机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字头缩写词的拼音。在俄罗斯民族，人们往往把"岛"看作是遥远的、难以到达的、与世隔绝的所在；许多岛虽然由于某种共同特点而成为群岛，但他们毕竟还是各自孤立的、相互间不能通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的全苏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
"群岛"上的政治囚犯，遭受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摧残与折磨，索尔仁尼琴的名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此有入木三分、令人难忘的描绘。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些政治囚犯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来改善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拼死抗争。"他们只要做出很少很少一点事便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不珍惜那条反正已经没希望了的生命，并且团结起来。"在书中，索尔仁尼琴还特别举了一个"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抗争成功的例子。
"有时候整批在一起的外国人，例如日本人，得到了成功。一九四七年在列伍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劳改营的一个惩戒劳改点，押来了四十名日本军官，即所谓'战争罪犯'（尽管天晓得究竟他们对我国犯了什么罪）。正是严寒季节，又是干连俄国人都吃不消的伐木工作。'不买帐派'“1”很快就扒掉了其中几个人的衣服，好几次打劫了他们的面包筐。日本人迷惑不解地期待着长官们的干涉，但长官们自然是只当没看见。这时他们的作业班长近藤带着两个高级军官，晚上走进劳改点长的办公室，提出警告说（他们俄语讲得很流利），如果对他们的暴行不停止，明天两个申明了志愿的军官将实行切腹，而且这只是开始。劳改点长马上意识到在这事上可能栽跟头。此后两天都没有带日本人出工，伙食改为正常标准，然后调离了惩戒劳改点。"
索尔仁尼琴在讲述了这个故事后，不禁感慨道："为了斗争和胜利所需要做的原来是多么少啊--仅仅是不必珍惜生命！而生命反正是早已完蛋了的。"
在我看来，日本人抗争胜利的原因不全是具备"舍得一身剐"的勇气，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日本人能抱成一团。可以设想，如果，哪怕有一个日本人不愿意在必要时"实行切腹"，那么，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其他人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日本人抗争成功的例子使索尔仁尼琴认识到，前苏联当时的知识分子正因为像孤岛一样相互隔绝，不能拧成一股绳，他们的抗争才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
索尔仁尼琴讲述的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训："枪打出头鸟。"很多懦弱而精明的人，在遇到麻烦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时，往往默不作声苦等"出头鸟"横空出世为他们伸张正义，而他们自己则袖手旁观，指望坐享其成。这些精于算计的人，在内心深处，打着这样的算盘：如果"出头鸟"的抗争成功了，自己自然可以分一杯羹；如果抗争以失败告终，风光的"出头鸟"自然会沦为遭殃的"替罪羊"，自己则因为作壁上观，定然毫发无损。然而，问题是：如果人人都打着这样明哲保身、坐享渔利的如意算盘，那么，谁会铤而走险去当"出头鸟"呢？如果谁都不愿意做"出头鸟"，"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可悲局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关于由"出头鸟"沦为"替罪羊"，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1922年，北大经蔡元培校长提出，校评议会通过决议，要收讲义费。此事引起学生不满。1922年10月17号下午，有几十个学生拥到红楼前请愿，年轻气盛的学生当场和校长蔡元培发生冲突，蔡校长大怒，宣布辞职，当天去了西山。学校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将此次风潮定性为"学生暴动"，并认定学生冯省三"唆使在场外学生入室殴打"，"应即除名"。在校方的压力下，几个学生领袖经过商讨，一致通过决议，说是"二三捣乱分子，别有用意，利用机会，于要求取消讲义费时作出种种轨外行动"，同意将冯省三除名，并称"如再有捣乱行为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校方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这场风潮也就在皆大欢喜中结束了。
风潮结束一个月后，鲁迅就此事写成短文《即小见大》。在文章中，鲁迅说："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一个人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小呢"。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分析的那样："其实，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冯省三不过是一个替罪羊，把一切都推到他身上，大家--从闹事的学生到宣布辞职的校长、教职员--都可以下台。"唯一的倒霉蛋便成了这个曾经的"出头鸟"，后来的"替罪羊"--冯省三。冯省三成了学生和校方媾和的筹码--学校保全了面子，学生得到了实惠（讲义费到底取消了）。鲁迅对此愤愤不平，他在文章中说："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
在中国历史上，冯省三这样的悲剧人物并不鲜见，他的遭遇浓缩了绝大多数"出头鸟"们的命运：始则为大众振臂一呼勇做"出头鸟"，终则被大众反咬一口沦为"替罪羊"。久而久之，人就越来越"聪明"，再也没人愿意做冯省三这样的"呆鸟"了，于是，"出头鸟"渐成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的"珍稀动物"了，而一旦没有了领航的"出头鸟"，乌合之众自然难成气候。
回到索尔仁尼琴所举的例子，我们发现，在这四十名日本人当中，是没有"出头鸟"的，或者说，四十人皆是"出头鸟"，这样一来，四十人就抱成一团"砌"成一堵铜墙铁壁，自然难以摧毁；倘若四十人中，只有一个或几个"出头鸟"，其他人则抱着明哲保身的心态作壁上观，那么，四十名心思各异心怀鬼胎的人就成了一盘散沙，定然无所作为。
鲁迅曾说："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我想，一个团体或民族倘想"抱成一团""众志成城"，那么这个团体或民族的每个成员都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也要有敢于担当的气概，倘若其中有人（哪怕是一个）不愿或不敢承担责任（只想坐享其成、坐收渔利），那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个团体或民族将因此失去凝聚力。不想承担责任的人多了，一盘散沙的顽症也就形成了。
走笔至此，笔者想起民国初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蒋百里。此人称得上是民国初期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和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05年，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又去德国第七军深造。二十九岁那年，蒋百里即担任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其任期虽只有短短半年，但他的影响却无与伦比。当时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学员都记得，蒋百里在做简短就职演说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自己不称职，"当以自杀明责任"。在学员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过激的玩笑。然半年后，意外真的发生了。一天，蒋百里在召集学生训话时，有感于自己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不能实施建军报国大志，便以沉痛的心情对大家宣布："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令人悲哀的是，即使生活中偶或涌现出如蒋百里这样敢于承担责任的英雄，人们给予他（她）的往往是不尊重、敬仰，而是讥诮、嘲讽。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套用郁达夫这番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生物之群；有了敢于承担责任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注释：“1”"不买帐派"--"我对长官们的要求（管理制度和劳动）一概不买帐"这一般都是盗窃犯里的中坚分子。引自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陈汉章译《古拉格群岛》（中册）群众出版社出版
"你专会搞这一套！"
--对《非常道》的非常阅读
坊间新近出现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一书，堪称精品。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文逸事，妙趣横生，煞是好看。书中的精彩片段可谓俯拾即是，它们或幽默令我解颐；或犀利令我痛快；或睿智令我叹服；或深刻令我心折。套用书中的一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这本书诚可谓："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西宾相对，可以释忧"。
不过，如果非要我从本书中找出一段"最爱"，我愿意挑熊十力谈读书那段：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叫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出息！
熊十力这番不留情面的"斥骂"使我懂得了，怎样读书有出息，怎样读书没出息。对一个嗜读如我者来说，熊十力这番夹枪带棒的教诲，如同暮鼓晨钟，弥足珍贵。不过，如果熊十力这番声色俱厉的耳提面命使我们闻风丧胆，从此对名家大著除了唱赞歌而不敢赞一辞，那我们或许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我看来，熊十力这番话我们理当牢记，陶渊明那句名言我们同样不该忘却，那句名言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正因为有了陶渊明这句话壮胆，笔者才不揣浅陋，在欣赏了这本难得一见的好书之后，再斗胆提出几点"疑义"，尽管这样做，是要被熊十力老先生骂为"真太没有出息"的，但依愚之见，即使再没出息的人，也会有他的"千虑一得"的。
《木木》的作者是谁？
书中有段话提及著名作家刘白羽：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他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困》（又译作《瞌睡》）确系契诃夫的作品，但"那条狗木木"却是中篇小说《木木》的主角，笔者幼年也读过这篇感人至深的作品，且和刘白羽一样，对"那条狗木木""永远忘不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木木》的作者是屠格涅夫而非契诃夫。看来，把《木木》当作契诃夫的作品不是刘白羽的张冠李戴就是本书编者的百密一疏了。
"宁要核子，不要裤子。"
本书第97页谈及陈毅的一句豪言壮语：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按作家李敖的说法，当时，陈毅说的是"宁要核子，不要裤子。"
在李敖短文《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
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
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
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
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
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
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
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豪语的缘故。
从当时的语境来看，陈毅原话应是"宁要核子，不要裤子"，因为苏联人的嘲笑是："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后面陈毅的回应就不该是"当了裤子"了。事实上，"宁要核子，不要裤子"正是中国上世纪60年代一句著名的口号。
不过，李敖在这里也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是日本人奚落中国穷得没裤子穿，这就冤枉了日本，当时，嘲笑中国穷得没裤子穿的是苏联。看来，要杜绝笔下的错误，真不是一桩易事。
这句名言出自谁之口？
本书第143页有一节文字为：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饭的的政客，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一开始，我以为本书编者写错了，因我曾在董桥短文《傅斯年是母鸡》中看到过这句名言，但董桥在文中认为这句话出自傅斯年而非丁文江之口：
"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必须负有言责，傅斯年於是说'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
傅斯年在其《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中（刊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世紀评论）确实说了这句话，但傅斯年文中的这句话是加了引号的：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
傅斯年在这里是引用了丁文江这句话，看来董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傅斯年引用别人的话当作了傅斯年自己的话。董桥是个极为认真的作者，他曾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名字的每一篇文章。"即便认真如斯，一不留神竟也露出破绽，可见，执笔为文，不能不慎之又慎。
"你专会搞这一套！"
本书第106页言及钱锺书一桩逸事：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锺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锺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锺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锺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孔庆茂在《钱锺书与杨绛》一书中，也讲述了这件事，不过，在孔庆茂笔下，钱锺书开列的是40本英文禁书。"禁书"和"淫书"当然不是一个概念。说钱锺书一口气开列出40本英文禁书，是证明钱氏的博闻强识；说钱锺书一口气开列40本英文淫书或曰黄书，当然也表明了钱的博闻强识，但也分明在暗示钱某人的"寡人有疾"--对淫书有特别的兴趣，吴组缃的反击"你专会搞这一套"更是让不动声色的"暗示"变成了不留情面的"挖苦"。
《万象》2005第一期发表了刘铮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铮告诉我们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涉及的性话题是空前的"，看来，钱锺书所读的淫书远远不止40本，当然也决不限于英文的。孔庆茂把"淫书"换成"禁书"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十分巧妙的，一方面，"淫书"通常都是"禁书"，这样说，不过是改变了一种说法而并未改变事实；另一方面，"禁书"蕴涵的信息又迥异于"淫书"，读"禁书"的钱锺书和读"淫书"的钱锺书会给人们留下不同的印象。孔庆茂这样说，分明是为名人讳。
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传记文学"时，曾说："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地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
在我看来，读"淫书"的钱锺书比读"禁书"的钱锺书更真实更有趣。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庆茂不是一个好的传记作者，因为他写钱锺书时"有了忌讳"，就不能"赤裸裸地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了。
林非在其《若干必要的澄清》一文中曾说；"近日的一张报纸登载了钱钟书爱谈猫狗发情之事。他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时，也常于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津津有味地渲染如何与妓女做爱，以及如何让这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着头颅观赏她的阴部。还有一位被称为"美髯公"的文坛耆宿，也很钦佩他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
如果说，此前，笔者认为这段话完全是林非向壁虚构、无中生有；那么现在，看了《非常道》里这则钱锺书逸事后，笔者则认为，林非这样说，恐怕也并非毫无根据。
熊希龄"在此一举"
本书第104页谈及熊希龄一则趣事：
1935年12月，66岁的熊希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五年后，熊病死于香港。当熊追求毛到手后，毛要求他剃须，他答应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长须剃去。有个老朋友对他说："秉三，你已经66岁，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他笑着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举呀！"
熊希龄迎娶毛彦文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的焦点新闻。当时，给熊、毛二人的贺电、贺信很多，其中一幅刊登在报纸上的贺联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过目难忘。这幅贺联是：熊希龄雄风不减，毛彦文茅塞顿开。当时的喜庆气氛由此可见一斑。
熊希龄这桩趣事提醒了我：老夫少妻在咱们中国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咱们中国人对此早就该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然而去年的"翁杨恋"仍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一片众声喧哗中，无非两种声音：要么理解、尊重；要么反感、厌恶，而像"茅塞顿开"这样的幽默插曲却令人遗憾地付之阙如。
从熊希龄的"好汉不减当年勇"，到杨振宁的"最美不过夕阳红"，一方面让人生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之叹；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感慨：随着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其幽默感却呈江河日下之趋势。想当年，王小波健在时，曾不遗余力鼓吹"有趣论"，一时间，不少年轻人张口闭口都是有趣，俨然把有趣当作了生活的重要目标，当然，其中大多数人是朝着"把肉麻当有趣"的歧途飞奔而去的。现在，斯人已逝，有趣也没了。
自由作家傅国涌对《非常道》一书有如下评价："历史几乎具有道德功能，又有准宗教的功能，我们对人物的臧否，我们对大地上的事情的是非，我们的好恶、爱憎，往往是通过历史这个载体表达出来的，史官文化中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民间有深厚的笔记野史的传统，比如张献忠杀人就是靠许多笔记才让后世知道的。或者《非常道》的努力也可以汇入其中。"由此可知，《非常道》一书并非在展览名人逸事，而是以秉笔直书的方式来复原历史。虽然该书编者所采用的"另类"体裁使得该书呈现给我们的往往是一些历史碎片，不够系统，不够严密，但却有一种裸露的真实，也呈一种野生的风貌。
老调重弹为哪般？
--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读后
在我看来，韩石山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一本炒冷饭的书，书中的材料旧，观点也不新。当然，如果非要从这本书里找出"新"，也能找到，那就是作者韩石山对鲁迅的刻意贬低和打压。该书封面上有一句话"新文化运动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在我看来，韩石山先生对鲁迅的"最不认同"恐怕就是该书唯一的"亮点"唯一的新颖之处。本来，鲁迅不是神，顶礼膜拜，显然不妥；但将鲁迅拉下神坛后，我们就可以对他任意贬低、随意打压吗？当然也不行。窃以为，批评鲁迅，可以，但心态要平和，下笔要公允。倘若作者在写这本书之前，就抱着贬鲁褒胡的心态，那他得出的很多观点就有失公允了。
在我看来，韩石山"贬鲁褒胡"心切，所以写本书时，于鲁迅有利的材料，他就舍弃；于鲁迅不利的材料，他全选，这样，韩石山笔下的鲁迅，便除了文章好，其他均无足观了。在我看来，韩石山不仅带着"有色眼镜"找材料，也带着"有色眼镜"分析材料，如此，明明是证明鲁迅伟岸、正直的材料经过他一番"点金成铁"的分析，却成了鲁迅心胸窄、器量小的证据。其实，有了自己的等身著作，鲁迅的伟大与不朽，也无须别人为他证明了，当然，也不是谁想贬低就贬低得了的。
唐德刚《胡适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话："有时我更想起时下许多文人学者和当政理论家们，酸溜溜地搞了一辈子；偶有愚者一得，动不动就把胡适请出来，骂一通以为得意。那真是蓬间之雀，诅咒鲲鹏！骂人的人与被骂的人之间，如果距离太大的话，骂人的往往却是替被骂者作义务宣传！"倘若把"胡适"换成"鲁迅"，那么，上面这段话就是对那些肆意贬低鲁迅者的最好抨击！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
王朔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看鲁迅》，此文刊2000年《收获》第3期。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韩石山很欣赏王朔的这篇文章和这段"精辟的话"："王朔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事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1”
在我看来，不管对谁（自然包括鲁迅），也不该随便批评，要批评就应有根有据，要批评就要以理服人。我认为，王朔关于鲁迅耳光扇给谁那段话，不仅不精辟，而且简直就是妄说。我不知道王朔凭什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看来，王朔这番话固然俏皮，但却不过是王朔对鲁迅的揣测而已，不过是以活着的王朔之心度死了的鲁迅之腹罢了。揣测是否正确，要靠结果验证，但这个问题却是"死无对证"。
另外，王朔所说的"吃鲁迅饭的人"是指哪些人呢？韩石山告诉我们，所谓"吃鲁迅饭的人"是"鲁研界"："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吃鲁迅饭的人'，靠研究鲁迅获得职位、职称、声望，获得安身立命、扬名显身的本钱。俗称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在我看来，鲁研界固然是"吃鲁迅饭"的正规军，而像王朔这样也指望通过"随便批评"鲁迅来哗众取宠、"扬名显身"之辈，也是"吃鲁迅饭的人"，不过是些散兵游勇难成气候罢了。如此，倘鲁迅果真"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那么，这些挨扇的人，包括鲁研界，也包括王朔、韩石山等。
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
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第68-69页，有这样一段话："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一九二八年，当时鲁迅刚到上海不久，正处于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中。这两个文学团体都是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
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是有根据的，但所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却是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当然，倘说作者毫无证据，那也冤枉了韩先生。韩先生认为他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托呢，想来是有的。党组织怎样和鲁迅联系，在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但这些不能说明有什么正式的决定。鲁迅去世后过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感到，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缺少了鲁迅这面旗帜，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将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树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树郭沫若为领袖，为旗帜，则是有正式决定的。从这儿可以旁证，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当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过：'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2”
我认为，韩先生所举的这个旁证并不能证明"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并无因果联系。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说鲁迅是"旗手"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完全是在鲁迅死后对鲁迅的一种追认，而非鲁迅生前的"委任或者说是委托"。如果非要坚持说"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那必须找到有关方面的当事人或知情人，除非他们能给出有力的证据，否则，韩先生的推测只能是推测，令人难以信服。
在该书的第1页，韩先生说："但我也绝不固执事先的看法。从这点上说，我更尊重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的方法。你认定你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即便得出的结果与原先的看法不一致，也得放弃成见而承认这最后的结果。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话说得很在理很动听，可惜的是，韩先生并没做到。这里，韩先生仅凭一个旁证，就把话说得如铁板钉丁那样死，可谓有一分证据说了十分话。
韩先生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韩先生后来又拿出了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的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3”
可以肯定地说，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确实是因为"接到了党内的指令"。但所谓的"党的指令"却不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的确立"，因为，"党的指令"内容不过是说鲁迅这样的人，可以争取可以团结不该批判，而并非如韩先生说的那样是"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为何突然停止攻击鲁迅？王锡荣先生在《鲁迅生平疑案》中有详细而透彻的分析。王锡荣先生在书中分别引用了两个重要当事人楚图南、阳翰笙的话，把这个问题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关于周总理对上海文化界提出意见的经过，楚图南的回忆是这样的：
"到一九二八年秋，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开会，代表们来去都经过哈尔滨，由组织介绍，分别住在同志们的家里。代表回来时，通过绥芬河昼伏夜行，到哈尔滨后，住在我家的是王德三。住别家的还有总理和罗章龙等人。他们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文件都是捆在裤带里，也都湿了。代表们在哈尔滨住了几天，整理和烘烤这些文件，同时也要我汇报国内，特别是上海文化界和文艺界的情形。我即将我所知道的鲁迅来信的内容说了一遍。后来总理他们夜里碰头会时也知道了这情况，据说总理的意见是，如果真像鲁迅信里所讲的情况的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他对社会不满，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因为王德三住在我那里，所以这事我知道的较详细。
至于后来总理到上海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这件事，我曾同许广平同志谈过，她知道鲁迅与任国桢通信，但不知道详细情况。"“4”
而既是创造社成员又同时在上海担任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则是这样说的：
"记得在一个秋季，是一九二八年还是一九二九年，已记不清了，但在创造社出版部被封之前，是毫无问题的。那时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估计别的同志也跟潘汉年谈过），地点在霞飞路上一个咖啡馆里。李富春同志对我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的论战，我有个意见请你们考虑，你们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鲁迅先生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批评他，从原则上讲是不好的，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李富春同志还说：中央也有这个意见。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鲁迅，团结鲁迅。我当场就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没几天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约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冯雪峰等几个人开会，我与潘汉年都传达了李富春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决定派冯乃超、夏衍，可能还有柔石或冯雪峰，去找过鲁迅先生，向鲁迅先生表示主要责任在我们，并说明党过问过这件事，鲁迅听了很高兴。
李富春同志说的'中央'的意见，据我分析和推测可能是指周总理。总理参加'六大'回来，便在上海，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那时中央组织局权力很大，所管的范围很广。而且总理与李富春同志的关系很深，他们一起在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期间，李富春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也归总理管的。"“5”
以上两位前辈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当时中央确实要创造社、太阳社停止批评鲁迅。但当时中央对鲁迅的评价不过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只是要求创造社、太阳社争取鲁迅、团结鲁迅，根本没有像韩石山先生说的那样，"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
上述楚图南、阳翰笙的话早就发表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上。迄今已有二十又五年。也就是说，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嘎然而止的原因在二十五年前就很清楚了。二十五年前的"冷饭"真没必要再炒了。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我认为，如果有把握，你就详细剖析一下；如果无把握，就老实承认不知道。而韩石山先生一方面认为"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另一方面，又三言两语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
关于这个复杂问题，韩石山的观点如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有好感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6”
窃以为，韩石山写这段话时太随心所欲了，所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不堪一驳。先说"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又说鲁迅开始时"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这说明鲁迅至少开始时并不是看徐志摩心里不舒服，至于后来为何看徐志摩不舒服，那肯定另有原因了。另外，韩石山认为徐志摩"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让鲁迅看了不舒服，这分明是暗示，鲁迅不仅心理阴暗而且性格古怪，别人美好的婚姻生活，他看了不舒服；别人痛苦的婚恋生活他看了也不舒服。也许韩石山自己也觉得这番话难以自圆其说，索性不按牌理出牌，来了一句"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这样的话，你还怎么反驳？不过，韩石山这句话，对我却未尝不是一种启发。长久以来，我不理解苏雪林、王朔、韩石山等为什么批鲁批得那么起劲？尤其是苏雪林、王朔，几乎以一种仇视的目光看鲁迅，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他们不过是不喜欢鲁迅这个人罢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然而，我知道，这样的话，拿来自欺，可以；用来欺人，难！
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任何复杂的事，不知道就老实承认不知道，千万不要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强不知以为知。
鲁迅《我的失恋》为何多出一节？
1924年，鲁迅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做了三段打油诗，题目曰《我的失恋》。这首诗本来经孙伏园之手准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付排时却被代理总编刘勉己撤下，孙伏园问刘撤稿的原因，刘勉己只是说"要不得"，却不说"要不得"的具体理由。刘勉己撤了稿，又不说撤稿原因，孙伏园自然大怒，气头上他给了这位代理总编一记耳光，随后辞职。
刘勉己不肯说出的撤稿原因，却被韩石山先生"看"出来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首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背景，刘勉己怎能允许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公然嘲讽徐志摩的诗作呢？"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来看看鲁迅这首诗吧。
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从诗歌本身来看，实在看不出哪一句哪一段是在"公然嘲讽"徐志摩的。如果刘勉己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首诗是在"公然嘲讽"徐志摩，我想，他会把话挑明，决不会因为吞吞吐吐而白挨一记耳光。他不肯把话挑明，不给孙伏园一个说法，就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撤鲁迅的诗稿，某种程度上是故意找茬，鸡蛋里挑骨头。
刘勉己撤掉这首诗如果不是故意找茬，那就是神经过敏。本来嘛，你不能因为徐志摩失过恋，就把失恋当成敏感词，让包含失恋这个词的诗文无法"递交"，倘若这样，那和阿Q忌讳别人说"亮"有何不同？我想，即便徐志摩本人也不至如此心胸狭窄、神经过敏吧？另外，即便这首诗是在"公然嘲讽"徐志摩，刘勉己撤掉它也属多管闲事。不错，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但梁启超批评起这个弟子来，不也是毫不留情吗！以梁启超的心胸和器量，他决不会"护犊子""溺爱"徐志摩，而是完全容得下别人对徐志摩的"公然嘲讽"。如果非要说这首诗在《晨报副刊》发表后会让梁启超不快，那他不快的原因恐怕在于这首诗"公然嘲讽"得过于虚幻、苍白、无力。
鲁迅的这首诗后来发表在《语丝》上，发表时，鲁迅又添了一节。关于这多出来的一节，韩石山的看法如下：
"如果说这三节还不太明显的话，孙伏园辞职、另办起《语丝》之后，鲁迅就无所顾忌了，在补写的第四节中，所嘲讽的对象就挑明了。且看这四节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当时在北京城，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亲了，梁家就有小汽车。"
我认为，鲁迅之所以要补写一节，挑明嘲讽的对象，完全是被逼之后的反抗。既然这首打油诗已经被认定是"公然嘲讽"徐志摩，稿子被撤，还连累孙伏园丢了饭碗，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要是不补写一节，挑明对象，那简直就像晴雯一样"枉担虚名"了。既然刘勉己认定这首诗是在讽刺徐志摩，那鲁迅只好加一节以满足对方的"阅读期待"了。
如果徐志摩看到这一节十分刺眼十分窝火，那他要责怪的只能是刘勉己，正是他的多管闲事，才"多"出了这节外生枝的最后一节。
自相矛盾为哪般？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风潮。当时，许广平连连给鲁迅写信求援，但鲁迅一再王顾左右而言它，态度很明确，不愿卷入风潮中。鲁迅这样做，不是因为他冷漠，更不是因为他缺少正义感。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难言的苦衷。"对于女师大的风潮，鲁迅一直保持缄默。许寿裳与杨荫榆是一种上下交接的关系，而自己与许寿裳的关系又是众所周知的。出于由来的洁癖，他不愿惹那种无谓的嫌疑。"“7”
韩石山先生也认为，鲁迅对女师大的风潮很不热心。"不管许广平们怎样的焦急，在鲁迅看来，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果不其然，声言辞职的教务长在校方和同事的劝说下，又复位视事了。风潮进入一个不温不火的僵持时期。鲁迅也不再操这个心，还和许广平不停地通着信，止于精神的鼓励，没有什么实际的擘划。《莽原》正在筹备中，他要为即将诞生的刊物写文章。四月二十二日写了随笔《春末闲谈》，载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莽原》创刊号。四月二十九日写了《灯下漫笔》，分载《莽原》第二期和第五期......。五月一日这天，还写了短篇小说《高老夫子》。这么多事，也就顾不了什么风潮了。"“8”
然而，在另一处，韩石山又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后来所以那样支持甚至鼓动这次风潮，固然有支持学生的一面，是不是也有为他这位老友（指许寿裳--魏注）张目，甚至出气的成分在里面呢？"“9”既说鲁迅一心忙自己的事，"也就顾不了什么风潮了"，又说鲁迅"那样支持甚至鼓动这次风潮"，韩先生之所以这样自相矛盾，是因为他想以此证明，鲁迅"支持甚至鼓动这次风潮"，是在为老友许寿裳张目出气，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是以韩石山之心度周树人之腹。我想，任何人，倘若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鲁迅，那自然会得出如此阴暗的结论的。
众所周知，是因为杨荫榆欺人太甚，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干部，鲁迅才忍无可忍，介入风潮的。倘若鲁迅想为老友许寿裳张目出气，恐怕绝不会等到学生被开除、形势对学生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介入的吧，这样做不是太冒险了吗？
就连韩先生自己不也认为，杨荫榆开除学生干部的做法很不妥吗？"不管怎么说，我都认为，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干部，是不妥当的。对学生，即便是激进学生，开除是最易激化矛盾，也是最不负责的一种处置。"“10”
你看，连韩先生都坐不住了，鲁迅能不拍案而起吗！倘若风潮到了这个时候，鲁迅仍然洁身远引，保持沉默，那么，恐怕会有更多的人又要指责鲁迅"冷静，冷静，第三个冷静"了。
"多数"的把戏不必再玩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上，陈西滢在他的《闲话》里说：
"女大和女师大的争，实在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这是以前谁也不曾知道的，谁也没有想到的。足见我们的报纸是怎样的可靠了。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就以女师大论女师大，究竟谁应当算主体呢；如说一百八十人已入他校便不能算女师大学生，那么我们试问，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要去恢复吗？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11”
对陈西滢的这篇《闲话》，鲁迅撰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予以回击：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下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12”
对于鲁迅的回击，韩石山先生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只能说，鲁迅是个会做文章的人，至于道理，怕难以令人服气。"“13”我不这样看，我认为鲁迅说的完全在理。事实上，人数的多少不能说问题，绝不能如陈源所说的那样，哪边人数多，哪边就成了"主体"；哪边人数多，哪边就拥有了真理。实际的情形正如一位先贤所说的那样："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我看来，任何朝代，"不识时务"，勇于反抗，勇于牺牲的勇士总是少数的，但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你不能认为遇罗克、顾准、张志新、林昭这样的人太少了，是少数，就认为他们所捍卫的就不是真理。
陈西滢"玩"了一回"多数"的把戏，被鲁迅无情地戳穿了；现在，虽说鲁迅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文字还在，所以，这种并不新鲜的"多数"的把戏，就不必再玩了。
"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
陈西滢在一篇闲话里曾指责鲁迅曾"整大本的剽窃"日本人。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体，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14”
对陈西滢的无中生有，鲁迅在长文《不是信》里予以了有力的回击：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15”
对于这件事，胡适后来给了一锤定音的"判决"："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16”考虑到胡适和陈源之间的朋友关系，胡适这一"判决"真有点"大义灭亲"的味道。
鲁迅的反驳，胡适的"判决"，如此铁证如山，令陈西滢哑口无言，却难不倒韩石山。他在自己的大著里居然为陈西滢鸣不平：
"不必看盐谷温的著作，仅从鲁迅在这里的供认，再参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不能说陈西滢的话全是错的。┅┅有以上确证，怎么能说陈西滢的揭发没有道理，全是错的呢？为贤者讳，为圣人讳，也不能讳到这个地步吧。成就是成就，绝不因其成就的伟大，而讳言其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至于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该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说什么都不能说是对的。近日阅报，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在讲课时，讲到某个学术观点，正好到了下课时间，没来得及说出这一观点的出处，好像他自家研究似的，学生向学校当局报告，这个教师二话不说，只有辞职了事。不是他想辞职，而是他若不辞职就开除了。"“17”
我不同意韩先生的说法。在我看来，韩先生这句话"至于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似乎太离谱了。"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在我看来必须有个标准，否则就乱套了。当年，北师大教授张颐武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全盘照搬"了《哈扎尔词典》，不是被韩少功告上了法庭吗，且法庭不是判韩少功胜诉了？这说明"参考、引用"和"剽窃、抄袭"是有着特定的范畴的，而决非"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
另外，韩先生以当代学术规范及哈佛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要求鲁迅，岂不是强人所难嘛！倘若用哈佛学术标准来要求国内顶尖学术高手，又有几人能符合标准呢？关于学术规范和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尽相同的要求，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倘根据韩先生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鲁迅既非博士，又未在核心期刊发表过学术论文，那他的教授职称从何而来？莫非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另外，韩先生还说："鲁迅全书二十八篇，有两篇是根据盐谷温来的，至少没有出注，就应当说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吧。"“18”
首先，我不认为"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因为鲁迅是说："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而陈西滢说的是"整本的剽窃"，在我看来，"剽窃"一本书，和"根据"一本书绝非一回事。
其次，即使我同意韩先生这个说法，那么，"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假如鲁迅为此事把陈西滢告上法庭，那么，法庭会不会因为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而判鲁迅败诉呢？打个比方，假如我说"陈西滢是坏人"，我是不是说对了三分之一呢？因为人不是可分为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这三种吗？我想陈西滢不会因为我说对了三分之一而和我善罢甘休的。韩先生说："为贤者讳，为圣人讳，也不能讳到这个地步吧"，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我想问韩先生的是，找贤者的碴，挑圣人的错，也不至于挑到"十四分之一"的地步吧。
胡适在给苏雪林信里曾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是抄袭盐谷温的"，而韩石山先生则说："在这里，不存在什么误信小人之言。张凤举是留日的，也是北大的教授，平日与周家兄弟又来往甚勤，只有他才能知道盐谷氏的书是什么样子，也只有他才能知道鲁迅'根据'到什么程度。"“19”
在我看来，张凤举是"留日的"是"北大的教授""知道盐谷氏的书是什么样子"，就更说明了他是小人，因为，他没说实话啊，倘陈西滢所说的鲁迅"整本的剽窃"出自张凤举之口，那说明他是谣言的制造者。因为鲁迅只是参考了其中的两章，并未"整本的剽窃"，就连韩先生不也认为，说"整本的剽窃"只对了"十四分之一"吗？
其实，陈源误信的不是张凤举之言，而是顾颉刚之言。顾潮女士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一段话：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20”
顾颉刚相信道听途说，而陈源又散布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这能说妥当吗？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鲁迅早就说了："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21”韩先生若想证明陈源的"整本的剽窃""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只须把鲁迅的书和盐谷教授的书找来对比一下即可，不愿读原著，却判定陈源"说对了十四分之一"，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韩先生在本书的一开头说："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博学如韩先生者，竟然这样谦逊，令晚生后辈如我者肃然起敬。我相信韩先生写这本书是为了"学术训练"而非和鲁迅过不去。这里，我要斗胆仿效一下韩先生，我草成此文是为了"阅读训练"，是对韩先生的这本书的"细嚼慢咽"而决非是和韩先生过不去。事实上，韩先生写此书和我草成此文，其目的完全一样，那就是韩先生所说的："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