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引自《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67页
“2”“3”“4”引自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00、122、157页
自相矛盾的顾颉刚
关于顾颉刚，我以为胡适那番话是十分公允的：
"颉刚在我们友朋中，是低着头努力的人。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也不做什么《国学概论》、《国学大纲》一类空疏的、无聊的，甚至于抄袭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计划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以从事学问与著述......。假若学术可以救国......配的，只有我们的颉刚，因为颉刚才真真是沉醉于学术的人。"“1”
在做学问方面，顾颉刚确实肯下工夫。其著述之勤，成果之丰均罕有其匹。
顾颉刚年轻时，对自己也有着透彻而清醒的认识：
"我既不把别人看作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它种事务。"“2”
这里，顾颉刚既道出了他在做学问方面的特长，也提及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方面的"完全无用"，可谓有一说一，不隐恶不虚美。可是，到了晚年，顾颉刚对自己的评价却渐渐偏离了正确、客观的轨道。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顾颉刚说：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这种责任心在我们苏州人中是少见的。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祖母对于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他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到她的同意而买了糖果，或说了谎话和流氓们的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上，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着，问我要不要再犯。因为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3”
"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这话听起来很动听，但要做到却极难。我以为，顾颉刚根本没做到。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证明。
做了一件对不起戴季陶的事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时曾受到校长戴季陶和校务委员朱家骅的重用。但由于家在北京，他工作起来总不安心。一次，顾颉刚在南京遇到中大校长戴季陶，就向对方辞职。戴季陶极力挽留，他对顾颉刚说："我们这辈人，像树木一样，只能斫了当柴烧了。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矮小的树木就不能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矮小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4”
顾颉刚听了这番话很感动："因为我自己学问虽浅薄，但我懂得我们要研究学问应采取何种方法，研究一种学问应取哪几种常识，在这举国兴办大学而大学教授大都不悦学或自己有了某种学问即排斥他种学问之时，我如能多留中大数年，必可使君增高些知识热，能作专门的研究而又能宽容他种学问，如此，我自己虽毁弃了而能使诸君成就，亦属得失相抵。"于是，顾颉刚又收回了辞呈。
可是，一到北平，顾颉刚就忘了自己对戴季陶的承诺，死活不肯回中大去了。"一到北平旧宅，开了我的书箱，理了我的旧稿，我实在不忍再走了。诸君，这不是我的自私自利，甘于和你们分离，只因北平的许多东西是我的精神所寄托的，我失去了三年的灵魂到这时又找着了，我如何舍得把它丢掉呢？"“5”
顾颉刚这番辩白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所谓"精神寄托"，所谓"失去了三年的灵魂到这时又找着了"，不过是动听的托词罢了，说白了就是不愿"斫了当柴烧"，不愿离开北平舒适的窝。当然，顾颉刚有选择的自由，但他如此朝三暮四，既对不起戴季陶，也会让别人对他产生信任危机。孔子说，人无信不立，顾颉刚如此随便承诺，又随便毁约，别人怎么会相信他呢？
背后造鲁迅的谣，当面拍鲁迅的马
1926年，陈源在报刊上撰文，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于当年2月1日发表《不是信》，对陈源作了有力反击："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随着《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中文译本面世，关于鲁迅抄袭的谣言不攻自破。陈源因为理屈词穷而颜面扫尽。其实，陈源这回吃了哑巴亏，因为，最早说鲁迅抄袭的不是他而是顾颉刚，他不过公开发表了顾颉刚的看法。对此，顾潮女士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详细的交代：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6”
当鲁迅与陈源因为所谓的"抄袭之嫌"而大打笔仗时，挑事者顾颉刚却躲在幕后捏着鼻子不吭声。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怯懦--自知不是鲁迅的对手，只敢在背后说几句捕风捉影的坏话，倘当面锣对面鼓，他就不敢了；另一方面，也显露了他的不仗义--陈源是因为发表了他顾颉刚的看法而遭鲁迅痛击的，倘若他能站出来承认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分散鲁迅的火力点，让陈源保住一点可怜的脸面。事实上，顾颉刚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如果不是其女儿顾潮在书中披露了这回事，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里。顾颉刚的"深沉"耐人寻味。
1927年，顾颉刚与鲁迅都在厦大任教，成了同室办公，同桌用餐的同事，这时候的顾颉刚恐怕早就忘了一年前他对鲁迅有过一次恶意中伤，他不仅像没事人那样和鲁迅交往，且涎着脸和鲁迅套近乎。顾潮这番话便是明证。
"当时，父亲与鲁迅之间还是很客气的。父亲所编《辨伪丛刊》之一的宋濂《诸子辨》出版后，曾赠鲁迅一册（见鲁迅日记，1926.9.8.）；那时胡适来信嘱父亲撰《封神榜》序，父亲在复信中说：'《封神榜》的序，接信后即从事搜集材料，并将本书看了一遍。只因到厦门后参考书太少，尚未下笔。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复书。'"“7”
赠书给鲁迅，当然是在讨鲁迅的好，而鲁迅也被他的"假象"所迷惑，居然为他"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不难想象，顾颉刚给胡适写这封信时，内心是十分得意的，背后捅了对方一刀，还能让对方为我所用，如此本领，几人能比？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搬起石头的人一不留神就会砸了自己的脚，一旦鲁迅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对顾颉刚的印象也就刻骨铭心了。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顾颉刚在其《自传》中曾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8”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和他顾颉刚"过不去"呢？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有过两种推测。
顾潮在书中提到，1921年底，鲁迅作《阿Q正传》，其中说到"阿Q"之名为"桂"或为"贵"，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的考定了；顾潮认为，鲁迅这句话"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9”
顾颉刚在日记里也提到了这件事："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顾潮根据以上两点，得出如下结论：
"由此看来，父亲的师承关系注定了他以后是逃不脱鲁迅的攻击的。"“10”
我认为顾潮的推测不能成立。倘鲁迅因为顾颉刚的"师承关系"而注定要攻击顾颉刚，那么，1927年在厦大，鲁迅不可能接受顾的赠书，更不可能为顾颉刚"函日本友人"。
前文曾说过，是顾颉刚在陈源面前说鲁迅抄袭了日本人，后者将这一看法公开发表，遭到鲁迅痛击。顾潮的另一种推测是："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11”顾潮这一推测更为离谱。因为关于"抄袭之嫌"，鲁迅一直认为是陈源对自己的恶意中伤，他根本不知道，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决不可能只对陈源不依不饶，而对顾颉刚网开一面。而且，倘鲁迅知道顾颉刚在陈源面前造了自己的谣，他会在厦大与顾"同室办公，同桌进餐"吗？会"函日本友人"为顾颉刚找资料吗？
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这四个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极了。去年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熟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12”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自然不能听顾颉刚的一面之辞，要想弄清问题的真相，我们还是让史料说话吧。以下材料，或出于顾颉刚之口，或出于顾潮之文，其真实性、权威性自不待言。
虽然顾颉刚"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但语堂先生没听他的话，反而决定聘用川岛。顾颉刚失望之余，向胡适大发牢骚："川岛要来了，这使我很怕；这种人的挑拨，未能成毫末之事而失败邱山之功。语堂先生不察，引为同调，徒然自取咎唳而已。我好在不管事务方面，且不预备久居，和他不生关系；但惜陈嘉庚先生辛苦得来之钱所经营的事业将为他而减少效果耳。"“13”
问题的关键是，川岛根本没想到顾颉刚会劝语堂先生不要聘他，因为，他和顾颉刚是北大同事，也同是《语丝》成员，他很自然地认为顾颉刚会帮自己的忙，所以，他曾请顾颉刚替自己在厦大谋个职位，关于这件事，顾潮在书中说得很清楚：
"父亲与川岛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语丝》成员，大概川岛曾托父亲替自己在厦大谋职，父亲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所以当得知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时便复书告川岛'事已弄妥'，这是私人交往间常有的事，但鲁迅知道后认为父亲使出'陈源之徒'的'手段'（鲁迅致川岛信，1926.11.21），或许这就是鲁迅说父亲'阴险'的依据。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14”
真的应该感谢顾潮女士，虽然她这番话表述得不够流畅，但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再清楚不过。原来川岛很信赖顾颉刚，所以托顾为自己在厦大谋职，顾颉刚"不便回绝"，也就是说答应了。但他前脚答应川岛说愿意帮忙，后脚就赶到林语堂那里"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遗憾的是，"语堂先生不察"，竟然将川岛"引为同调"，决定聘用川岛。顾颉刚闻听此言，一方面给胡适写信，发泄其对林语堂和川岛的不满；另一方面也给川岛去了一封讨功邀赏的信，说"事已弄妥"。"事已弄妥"四个字在这里真的应该好好玩味一下，所谓的"事"就是指川岛托他为自己在厦大谋职的事，"弄妥"，是谁弄妥的，当然是他顾颉刚"弄妥"的，这样一来，川岛自然会对他感激不尽。一方面劝林语堂不要聘用川岛；另一方面，又写信告诉川岛，你托我的事，我已帮你办妥，如果顾颉刚是这样一种人，你还会对他有好感吗？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们除了佩服顾颉刚的"处变不惊"，还能说什么呢！至于鲁迅因此说顾颉刚阴险，"而川岛抵厦大后，也常在鲁迅面前败坏父亲"在我看来已经是不如此便不正常的事了。
这件事使鲁迅看清了顾颉刚的真面目，他在致许广平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15”，自此以后，鲁迅在文章中，总是以"红鼻"一词指代顾颉刚。有人说，鲁迅此举过于刻薄，但我认为，既然顾颉刚"阴险"在前，鲁迅"刻薄"在后，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对鲁迅的"刻薄"津津乐道，对顾颉刚的"阴险"讳莫如深者，在我看来即使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很不公允的。
顾颉刚在文中还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16”
顾颉刚这番话说得实在太大了，一生都没做过需要忏悔的事，世上有几人能达到"这个阶段"？难怪牧师听了要惊讶，我想任何听了恐怕都会惊得"舌挢而不能下"的。人无完人，熟能无过？顾颉刚一生真的没做过应该忏悔的事吗？当然做过，而且不止一件。
1923年，顾颉刚投考北大之时，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全国上下大为震怒，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顾颉刚的好友陈翼龙投身其中。当6月顾颉刚离京之前，陈氏把一网篮别人给他的信交顾颉刚保存，并嘱其代为作传留念。顾颉刚自然一口答应。7月底，陈氏被捕，旋即被杀。顾颉刚害怕被牵连，将陈氏一网篮的信件全部焚毁。事后，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失败者了。"“17”
说自己"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又说自己"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说自己一生没做过需要忏悔的事，又说自己"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失败者"，顾颉刚的自相矛盾是不是太刺眼了一点？
做学问方面，顾颉刚极具叛逆性，但在家庭中，却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温顺孝子。"即使父亲具有天生独立的、叛逆的个性和日益增长的学识，即使他在最高学府中能有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但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樊笼里他只是一个无助的囚徒，对于长上只有孝敬和服从，却难以反抗。"“18”
顾颉刚前妻徵兰生病，顾颉刚一再写信催请长辈准予妻子去医院治疗，但长辈们置之不理。不久，妻子病重，"他希望将妻子送入医院，即使无法挽救，也算尽了一份心意，却被长辈斥为'多费'。病人怕烟怕热，他提出一些改善居室环境的建议，也被阻止。对此，他愤懑之极，也无奈之极。"“19”顾颉刚妻子徵兰因延误治疗而于1918年撒手而去。
顾颉刚因不敢和长辈据理力争，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病魔夺取生命，莫非他在家中如此胆怯，对家中长辈如此忍气吞声？那倒也未必，关键要看对什么事，如果顾颉刚认为某事值得抗争，他发起倔脾气来，家中长辈也会惧他三分的。
徵兰是1918年8月去世的，1919年5月，顾颉刚就与殷履安结婚了。
"婚后，两人相亲、相知、相爱。按照旧俗本无蜜月之说，新娘应是'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的，父亲打破了这种老例，以给自己医病为名，携妻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一同到杭州为子虬公作寿，又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争议，说他破例、费钱、不知生活艰难，竟敢做其父所不为之事。但他不以为然，争辩说不如此便无法治愈自己的失眠症。"“20”
徵兰患病，为给妻子治病，顾颉刚忍气吞声、唯唯诺诺不敢和家中长辈据理力争；新婚燕尔，为和新妇度蜜月，顾颉刚则理直气壮、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家中长辈放在眼里。顾颉刚忽软忽硬，飘忽得让人难以捉摸。
不敢违抗家中长辈的命令，没有将妻子徵兰送进医院治疗，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折磨并最终吞噬了妻子，如果这件事，也是顾颉刚所无须忏悔的事，那他的一生，恐怕确实没什么可忏悔的了。
注释：“1”“2”引自沈卫威著：《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61、67页
“3”“4”“5”“12”“13”“16”引自顾颉刚著：《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21、150、151、142、133、222页
“6”“7”“8”“9”“10”“11”“14”“15”“17”“18”“19”“20”引自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03、107、100、102、102、103、108、107、31、44、45、49页
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自1974年5月后一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1]
像钱锺书这样的人中之龙，竟然不得不以办公室为家，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多么栖惶多么窘迫。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钱锺书就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新寓所。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2]
钱锺书的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相比，自然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当时，诗人何其芳是钱锺书的领导，他在参观了钱锺书夫妇的新居之后，不禁发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这样一套房子。"连何其芳都可望不可及的房子，其规格、档次之高就不言而喻了！
画家黄永玉也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办公室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所，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往来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3]
那么，是谁暗中相助让钱氏夫妇搬进这处高级住所的呢？杨绛先生在书中给我们透露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4]
对胡乔木的暗中相助，钱氏夫妇当然心存感激；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会因此对胡乔木生出一份敬意，毕竟，让钱锺书这样国宝级人物住上好房子乃众望所归之事。胡乔木如此礼贤下士，相信很多知识分子会从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不过如果把这事往深想一点，我们的心里却会渐渐变凉。因为钱锺书不是因为名至实归凭自己的本事住进"部长楼"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学暗中出力才如愿以偿搬进新居的，可见，钱锺书搬入新居不是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而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官员动用了一点权力帮助一个理应得到帮助的老同学罢了。胡乔木此举极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合理。若按正常渠道，钱氏夫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何其芳也有资格住这样的房子。因后者职称并不低于前者，且在行政上是前者的领导。但何其芳却是想住而不得。所以，钱锺书搬入新居这件事，并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某种程度来说，钱锺书能住上"部长楼"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恰好他有一个做大官的同学，恰好这个同学和他私交不错，恰好这个同学还极富同情心，几环中少了一环，钱锺书就难以搬进新居。胡乔木帮助钱钟书解决住房问题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处，因钱锺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进"部长楼"，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锺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那些没本事走后门的人，当然会心里不平衡，发几句牢骚也就在所难免了。难怪在杨绛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5]
由钱锺书这件事，我想到当代另一位知识分子，此人也姓钱，叫钱宗仁。钱宗仁的遭遇十分悲惨。他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尽管命运对他不公，身为新疆某偏僻林场职工的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直坚持自学，学完了全部大学数学系的课程。作家孟晓云根据他感人的事迹写了一篇同样感人的报告文学《胡杨泪》，后有人把这篇报告文学推荐给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惜才若渴、爱才若命的李锐开始为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四处奔走。钱宗仁的命运由此发生了转折。
"在他的努力下，也由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及有关部门的帮助，钱宗仁有机会到北京工业学院进修，得到过去就曾十分关怀他的杨维奇副教授的悉心指导。"[6]事情到此，李锐本可以功成身退、心安理得了。但"李锐认为，充分发挥其才华是自己的责任。"再加上钱宗仁当时急于报恩，想做一些于国家、于人民更为急迫的事情，于是，李锐动用一点权力，帮钱宗仁调入《人民日报》做记者，"钱宗仁改从笔政，并很快显示了新闻工作方面的才能。"钱宗仁倒霉时，人们普遍同情他；现在他转运了，社会上却有了关于他的流言："钱宗仁上报了，钱宗仁进修了，钱宗仁当《人民日报》记者了......在有些人眼里，这不是正义的胜利，不是对不公正行为的公正的纠正，而是钱宗仁个人的'飞黄腾达'。"[7]
李锐帮助钱宗仁，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可他也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来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是动用了一点权力来拯救一个倒霉的人。可见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毁灭一个人，也可以拯救一个人。所以，钱宗仁的时来运转，并不能让其他知识分子产生希望。因为钱宗仁的被重用，更多的是靠运气：若没有好心的作家给他写了篇报告文学，若没有好心人把这报告文学推荐给李锐，若李锐并不是一个爱才若命的部长，那钱宗仁的苦日子也许就永远熬不出头。
钱宗仁长期自学的是高等数学，让他去大学深造或去高校任教，或许还算专业对口，而让他去《人民日报》当记者，若没有高层人士运筹帷幄，是一桩根本不可能的事。对众多和钱宗仁经历相似的知识分子来说，钱宗仁的"成功"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的。谁能奢望自己的遭遇会被著名作家写进一篇报告文学，而这篇报告文学还被送到一个爱才若命的中组部部长手里呢？
当年，某些人动用了手中的权力，几次三番剥夺了钱宗仁上大学的机会；现在，某个人动用了手中的权力，让他由一个林场职工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日报》记者。身为《人民日报》记者的钱宗仁和身为某偏僻农场职工的钱宗仁，身份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待遇不同了，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他的遭际和命运，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维系着。一个同情他欣赏他的人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一步登天，那么，一个不同情不欣赏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让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要权力这柄双刃剑还在，这种可能性就在。也就是说，即使贵为《人民日报》记者，钱宗仁也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当了《人民日报》记者，表明钱宗仁的厄运告一段落了。但既然他的命运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中，那么，谁能保证曾经的厄运不会再次降临到他头上呢？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曾受到过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等一系列打击。拨乱反正之后，朱正写下这样的文字："我希望，在我们的国土上，今后不再有人有权把批评他的人开除团籍（或党籍），不要再有人有权可以把无辜的人列为斗争对象而加以处分。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我希望任何一个人不要享有太大的权威。"[8]最后一句话尤为可圈可点。一旦公民的命运掌握在大权在握人的手中，那么，他的升降荣辱就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取决于他的运气了：碰上李锐这样的"好官"，就一帆风顺，而碰上的若是个"昏官"，则只能霉运当顶了。如此一来，公民们的境遇就类似于古代妇女了--其人生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嫁给什么样的丈夫！
钱锺书住进"部长楼"，钱宗仁当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对此，我们一方面会发出"好人终有好报"的由衷感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忧虑地从中看到"公民的命运"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因为这两件事表明，"在涉及任何一个干部乃至任何一个公民的命运问题上"，仍然有人"享有太大的权威"。
当有人用权力这把剑，解救了一个人，你就不能阻止另一个人用这把"剑"去毁灭一个人。所以，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应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其他人的命运。如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豪地说一句：人生不会虚度，命运尽在掌握！
[1][2][4][5]引自杨绛著：《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9、155、157、158页
[3]引自黄永玉著：《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6][7][8]引自陈四益著：《臆说前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92页
胡乔木的另一面
--给杨绛先生补白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晚年能住进宽敞舒适的"部长楼"，完全得力于胡乔木的暗中相助。
胡乔木帮助钱钟书解决住房问题当然无可厚非甚至令人称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处，因钱锺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进"部长楼"，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锺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那些没本事走后门的人，当然会心里不平衡，发几句牢骚也就在所难免了。难怪在杨绛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1]
有幸见过胡乔木"最好的一面"的，当然不止钱锺书夫妇，胡乔木的校友季羡林也曾目睹了这"好的一面"："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2]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也在文章里提及过乔公的"好的一面"："总之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有了一点点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来策划重印《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各种......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夜读抄》还没有印出来，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质问：'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还能好吗？'
讨论政治非我所长，亦非我所愿。幸亏搞政治的人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自己没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和七0年那样的境地。"[3]
钟叔河提到的那个"懂文学、懂周作人的""搞政治的人"就是胡乔木。
"这内情在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先生来信告诉我：
去冬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4]
从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一文中，我们得知，看到胡乔木"好的一面"并从中受惠的，至少还有以下几人。
王蒙。1982年，有人想借批"现代派"的机会批王蒙，是胡乔木帮王蒙度过"难关"："一些人'认识'到胡对王蒙夫妇的态度是少有的友好，从而不得不暂时搁置'批王'的雄心壮志。"[5]
张洁。"胡乔木对张洁的小说与生活也很关切。他知悉张洁婚姻生活的波折与面临的麻烦，他关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极愿意帮助她。"[6]
舒婷。胡去厦门时曾到舒婷家去拜访舒婷。"┅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访舒婷，如不是空前绝后的，也是绝不仅有的。"[7]
谢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对于电影《芙蓉镇》的挽救。。。。胡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提供有关《芙》的从小说到电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电话里说：'我要为《芙蓉镇》辩护！'他的音调里颇有几分包打不平的英雄气概。后来，他的'辩护'成功了，小经波折之后，《芙蓉镇》公演了。"[8]
有"最好的一面"，自然也就有"不好的一面"。如果可以用"温情脉脉，礼贤下士"来形容胡乔木"最好的一面"，那么，其不好的一面则可概括为"疾言厉色，横眉冷对"。领教过胡乔木这一面的人当然也很多，但限于篇幅，本文只想举两例。
周扬。1983年，周扬在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报告后，胡大为恼火。因为胡乔木发难，周扬的这场报告后来酿成轩然大波。"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据说，胡乔木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讲过，他周扬只是个中央委员，凭什么在理论上对党指手画脚。"[9]
两人在理论上有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争论，可以商榷。但乔公对周扬的指责似乎是不容分辩的，如果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也只能低头认错了。
林淡秋。林原本在《解放日报》工作，后，胡乔木慧眼识珠发现了他，立即把他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负责文艺部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林淡秋对胡乔木十分敬重，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乔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元化《怀林淡秋》一文对此有详尽的叙述："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他（林淡秋）在反右运动中也遭不幸。虽然没有被戴上帽子，可是被赶出了《人民日报》，降了级，下放到杭州。他说在鸣放期间，胡乔木开列了名单，要他去组稿，让这些人去鸣放。反右开始，风云急转，他受到了批判。我问他是怎么挨整的，他说胡乔木不承认鸣放期间是他自己指定淡秋向那些人组稿的。这次淡秋和我说起胡乔木，和他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工作时完全不同了。"[10]
如果不以苛求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胡乔木的"不承认"也许并非不可原谅。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为了自保，胡乔木的"不承认"想来也属违心的无奈之举。如果从顾全大局的角度来看，胡的举动也可算作丢卒保车的策略。但如此一来，他就把"不好的一面"留给了下属。
笔者想申明的是，本文无意鸡蛋里面挑骨头，找名人的碴；更不想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伟人的某个错误不放。伟人不是完人，犯错误在所难免。本文想探讨的是，为什么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会在胡乔木身上"和平共处"；为什么乔公会给世人留下截然相反的两种印象？
在我看来，胡乔木矛盾的"两面"恰恰源自他矛盾的身份。一方面，正如诗人袁鹰所说的那样，乔木是一位本色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以诗人的炽热感情和思想家的严肃探索倾注于所献身的革命事业，又由于风云际会而厕身于复杂的权力中心，亲身经历、亲眼看到各种复杂错综的高层政治斗争。"[11]
是本色的诗人，有眼光有品位，所以，爱才惜才，他力保王蒙，关心张洁，拜访舒婷，乃至给周作人的书放行，为《芙蓉镇》辩护，均缘于此；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所以对"权力"对"官位"不可能不在乎，不可能不敏感。"他当然很重视他的权力与地位"（王蒙语）有一次，他就很激动地对王蒙说："作家敏感，我也敏感！"这样，当某个同僚（如周扬）或某个下属（如林淡秋）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时，他"不好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可以说，终其一生，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士"和"仕"的矛盾。他对王蒙态度的变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别人要批王蒙，他因为爱才力保王蒙，但他的保是有限度的。一旦他意识到王蒙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就会"舍卒保车"了。比如八十年代末，他对王蒙的态度就很不亲切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以后他的可爱，他的天真与惊惧都表现得很充分。该年十月我们见面，他很紧张，叫着秘书作记录，似乎不放心我会放出什么冷炮来，也许是怕这一次见面给自己带来麻烦。"[12]
胡乔木很赏识也很倚重钱锺书，曾三顾茅庐请钱锺书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锺书为他改诗，钱锺书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这样一来，胡乔木就不高兴了，他把改过的诗作给李慎之看，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后经李慎之斡旋，钱锺书意识到自己改"错"了，就给乔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13]
看来，胡乔木的礼贤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不影响不损害他"'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
在官位、仕途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胡乔木"最好的一面"亦即"士"的一面就显露出来：温情脉脉，礼贤下士，十分念旧，也十分重感情；而一旦他觉察到某人或某件事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时，他"不好的一面"亦即"仕"的一面就显露出来：疾言厉色，横眉冷对，甚至有点神经过敏。
"士"和"仕"的矛盾一直交织在胡乔木的身上。胡乔木身上的这一矛盾，带来了以下两种情况：
乔公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们洞开，因为后者一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了同行或下属。因为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为了自保，他有时不得不做一些违心之举。
作为一个本色诗人，难免诗兴大发，口无遮拦，说出一些与政治家身份不相宜的过头话，从而给自己的"仕途"带来麻烦；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某些场合，又不能不板起面孔打官腔，说出一些让文人反感的话。这样一来，乔公竟成了两面不讨好的人。
我想，胡乔木生前也一定意识到自己身上"士"和"仕"的矛盾，关键是造成这一矛盾的历史原因太复杂，胡乔木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只能听之任之，只能让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在别人眼中此起彼伏。
另外，"士"和"仕"的矛盾也可看作是一个特殊时期文学和政治的矛盾在胡乔木身上的"投影"。作为后人，指责乔公身上的"两面性"当然轻而易举，但却于事无补；对造成"两面性"的原因作追根溯源式的探讨，或许才有益，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1]引自杨绛著：《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8页
[2]引自季羡林著：《感悟人生》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3][4]引自钟叔河著《念楼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5][6][7][8][12]引自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见《读书》1994第11期）
[9][10]引自王元化著《人和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48页
[11]引自常念斯《远隔重洋忆乔木》（见《读书》1995年第12期）
[13]引自谢泳著《书生私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胡乔木为何提出"长期病休"？
1941年，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不久，他开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显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极强的写作能力。在文风上，胡乔木和毛泽东有颇多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意图，胡乔木能够心领神会；对毛泽东所作的重要报告，胡乔木总能及时地通过社论的形式加以具体而透彻的论述。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对毛泽东这三次重要报告，胡乔木迅速作出反应，他在《解放日报》上连续撰写社论，论述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在众多社论中，有一篇社论的标题是《教条和裤子》，在这篇社论里，胡乔木写道："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讲演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胡乔木的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都是对毛泽东的一句话的具体阐述和进一步的发挥。这样的社论，毛泽东当然满意。而胡乔木也凭借这些出色的社论，赢得了毛泽东的信赖。
毛泽东信赖胡乔木，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确实有能力，既勤勉又能干。1971年夏日，毛泽东南巡。8月底，他在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丁盛问毛泽东："胡乔木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答："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他写的，写得不错。所以，我们就没有动他。"“1”
关于毛泽东为何赏识胡乔木，新加坡《南侨日报》上的这段剖析颇为精当："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这一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彻，才文并茂。他随毛氏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
毛泽东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时候的他仍然是毛泽东的秘书。
从1941年开始，胡乔木一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追赶着时代的步伐。然而，1949年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后，胡乔木明显感到他追随毛泽东的步伐有些力不从心。从1957年开始，他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57年初，鉴于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不安定的苗头，毛泽东开始了对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命题的思索。这一年，毛泽东就此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最著名的就是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消极现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谈到所谓群众闹事问题时，毛泽东在27日谈话中强调："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毛泽东还强调，"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这一年3月1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还谈到要白花齐放，百家争鸣。"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
就在毛泽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提出这样的观点："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在这种情况下，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也被用来作为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显然，该文的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对此文进行了批评，指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既然是《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的胡乔木自然难辞其咎。果然，不久，毛泽东就把胡乔木喊来，狠狠批评了一顿。
"4月9日，毛泽东让胡乔木、吴冷西去他那里。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件事，到是《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说到激动处，毛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了。他说，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2”
该年4月下旬，毛泽东将24日的《大公报》批给胡乔木，并在报头写一段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辨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看到这样的批语，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胡乔木自然会面红耳赤，他再也坐不住了，赶忙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整风部署。然而，令胡乔木始料未及的是，整风运动突然发生质的变化。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供党内干部阅读。从此篇文章可看出，毛主席的注意力已从批"左"的教条主义转向批右的修正主义。当毛泽东准备全面批右时，他当然需要《人民日报》这个阵地，当然需要胡乔木这个"中共第一支笔"。不过，胡乔木此时已经完全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了，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57年6月7日晚，毛泽东要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同去的还有《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胡乔木作了语重心长的点拨。
"毛泽东看看胡乔木，谈到《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毛泽东解释了4月9日那次严厉批评，说当时是百家争鸣，惟独马家不鸣（指马克思），他发现这个情况，感觉很不妙，就回北京查看此事。当时批评你们死人办报，是想猛击一掌，使你们清醒过来。毛接着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实际，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3”
毛泽东这番话，有批评有鼓励，有安慰也饱含希望。胡乔木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近期工作不满意，希望《人民日报》能紧跟形势，紧密配合中央的工作。胡乔木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于6月中旬写出著名的《不平常的春天》。这篇社论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表明他终于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同时也表明他还是有能力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的。
不过，当时的高层领导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这样，夹缝中的胡乔木就显得左右为难，他因此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我不看了。"
1958年元旦刚过。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参加了此次会议。开会时，胡乔木看到一张传阅的纸条，纸条是毛泽东亲笔写的：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昆、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到八）。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4”
让胡乔木吃惊的是，《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竟然列在第一，他感到这次会议多多少少与《人民日报》有关系。果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作了尖锐批评。
这篇社论的标题是《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发表于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原来，1956年下半年周恩来、陈云等一线领导为纠正经济建设规模过大、社会购买力增加过多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并"在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了冒进的错误和后果，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作为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并依此制定了1957年经济计划。"
当时，对这些措施，毛泽东是同意的，但同意得很勉强。这一次，在桂林会议上，毛泽东把自己对反冒进的措施以及那篇社论的不满一吐为快。"毛在会上批得更尖锐。他逐段逐地批评这篇社论，说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就是针对我。毛还说，社论引用了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的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断章取义，因为一引全文就否定作者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右倾保守的。社论却引了我说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这是引我的话反对我。"“5”
毛泽东的批评使胡乔木和吴冷西极为紧张。当天晚上，他俩打电话到北京查清了这篇社论的来龙去脉。"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起草的。在中宣部讨论时，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请示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亲自组织中宣部的同志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志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讨论、修改后由定一同志送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他们两人都作了一些修改，最后送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审定。少奇同志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后送毛主席。人们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写了'我不看了'这几个字。"“6”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胡乔木就向毛泽东检讨。毛泽东则大度地原谅了他。"毛说，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完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我不看了'4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尽管毛泽东原谅了自己，但胡乔木还是为自己的疏忽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他意识到自己任何一点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铸成大错。事实上，他确实没注意到毛泽东所写的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我不看了"四个字。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看出"我不看了"这四个字至少有两重含义：一、同意社论的观点，所以无需看了；二、不认可社论的说法，所以不想看。胡乔木对毛泽东的意图不能心领神会，所以也就根本摸不透"我不看了"的真正含义。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胡乔木能领会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他又能怎样呢？胡乔木对毛泽东一向忠心耿耿，但刘少奇、周恩来也是高层领导，他俩认可的社论，胡乔木恐怕也不敢不发。
高层领导之间有不同意见，作为下属的胡乔木便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尽管他办事一向小心谨慎，试图两边都讨好，但结局却常常是两边都不讨好。1957年后，胡乔木经常吃这种"两边不讨好"的苦头，他为此担惊受怕却也一筹莫展，这种苦头对他而言几乎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
"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汇报？"
1959年4月初，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期间，胡乔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有人认为毛泽东批评胡乔木，是因为胡乔木在"公社决议"里，公布了粮食产量7000亿斤："事情是这样的：在去年底一次会上，通过公社决议，公布粮食产量7000亿斤。陈云当即表示不同意，并和胡乔木说了，胡乔木却没有将此事报告毛泽东。"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陈云不同意的并非胡乔木在"公社决议"里"公布粮食产量7000亿斤"，而是胡乔木把难以完成的"跃进指标"写入八届六中全会的会议公报里。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叶永烈在其《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中，有详细的说明，现简要复述如下。
为实现"大跃进"，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公报由胡乔木起草。三个多月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写公报时胡乔木遇到这样的问题：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经济1959年的"跃进指标"，要不要写入公报？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头脑比较清醒，他知道这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就建议胡乔木不要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公报。胡乔木没有听陈云的建议，也没把陈云的建议汇报给毛泽东，而是仍然把"跃进指标"的具体数字写进八届六中全会的会议公报里："中共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一千一百万吨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七千五百亿斤左右增加到一万零五百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六千七百万担左右增加到一亿担左右。"
胡乔木没听从陈云的建议，但陈云也没放弃自己的看法。一有机会他就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1959年1月、4月，毛泽东开始接受陈云的意见了。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的态度有所改变。而胡乔木在写八届七中全会公报时，却把六中全会公报里的"跃进指标"全盘照搬。陈云看了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毛泽东同意陈云的看法，并且他从陈云那里得知，早在六中全会结束时，陈云就向胡乔木反映过这个问题，并请他转告毛泽东的。毛泽东这才非常生气。于是，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毛泽东突然大谈海瑞精神："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说完这些以后，他表扬了陈云，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里'。同时批评胡乔木：'你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7”
平心而论，胡乔木的这次挨批评完全怪他自己了。如果说在写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时，胡乔木没有听从陈云的建议，也没有向毛泽东反映陈云的意见，尚属情有可原（那时候，毛泽东完全不同意陈云的看法，且态度强硬，把陈云的意见汇报给毛泽东，只能激化双方矛盾），那么，到了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对"跃进指标"的看法明显有了变化后，胡乔木竟然毫无觉察，仍重述了八届六中全会所提到的"跃进指标"，就只能说明他不仅固执而且迟钝。你看，陈云能说服毛泽东，却说服不了胡乔木，其固执可见一斑；毛泽东的看法明显改变，作为秘书的他竟毫无觉察，反应之迟钝也显露无疑。
作为秘书，如果总是摸不透领导的意图，挨批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了。
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有惊无险"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了一趟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韶山之行，使毛泽东感慨万千，有诗为证：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韶山住了几天后，毛泽东便从韶山直奔庐山，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路遇到的情况，却使毛泽东眉头紧锁：为什么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仍然很艰苦，连吃肉吃蛋都很难？而农民的生活则更苦，生产与生活上的许多矛盾还是未解决？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认识，找出问题，调整指标，寻求对策。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时将形势总结为三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随行的周小舟将其概括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可谓深得毛泽东旨意。"
庐山会议开始后，彭德怀从7月3日到7月10日共作了7次发言。以下是其发言的片段。从这些片段可看出，彭总的措辞非常激烈、严厉。
"1959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
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8”
彭总这些言辞尖锐的话，令毛泽东始料未及也让他十分不快。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议，讨论会议下一步安排。会议决定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作为会议决议。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谭震林、曾希圣、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组成。胡乔木任组长。彭总的发言使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发生改变，他正酝酿由"批左"转向"反右"，而胡乔木却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在写"议定记录"时，他仍然过多地写了"大跃进"的缺点。结果，《议定记录》在于7月14日印发后，就招来不少批评，认为这份记录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对胡乔木写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更多。胡乔木于7月19日分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进行申辩：
"完全同意把成绩说够。《记录》（草稿）中没有把成绩说够，主要是受到字数限制，力求简要，以至只讲了原则，决不是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相信绝大多数同志对于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准备把成绩部分展开，篇幅适当扩大。缺点部分也决定根据各组同志所提意见改写。主席为会议出的那些题目，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使'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当然，如果对于'大跃进'的成绩还有怀疑，那是不可能把经验正确地总结起来。总结经验的任务，是与肯定成绩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不是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特别是研究那些还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问题。《记录》（草稿）中关于缺点的原因，说到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时，括弧中有一段话，'对于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国建设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这样说是错误的，应该改正（按以下接着说的，其实是说明，这样说并不错误）。原来的意思是说，许多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对于过去的经验研究不够，已经总结过的在实践中也坚持不够。这个意思，是毛主席在上海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现在在《记录》中指出这个事实，恐怕还有需要。例如，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上所总结的一九五六的经验，许多毛病仍然在去年重犯了。
值得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这样？分析起来，我们是又有了一些经验，而又没有经验，这就是矛盾所在。大跃进当然史无前例，但是社会主义又是史有先例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党中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才产生了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党的总路线。在这个基础上，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具体地总结各个工作部门的专业性的经验。总结经验，要有原则的总结，也有具体的总结；要有政治的总结，也要有经济的总结。经济有经济的规律，社会主义经济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的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一样。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经济规律和经济工作的具体经验研究得不够。在这次会议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但是，在现在的会议上，各人所见有些参差不齐，也不必紧张。总之，只要是问题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视、研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如果说错了，讲清楚改过来就行了。我们讨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早日实现光明的前途，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说虚夸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不能同意。虚夸的主要方面是下降了，但不是没有了。毛主席要求我们宣传工作像过去发战报一样，确实缴了几支枪就说缴了几支枪，一支都不要多。在经济统计中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为此而努力。我们党在长期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9”
表面上看，胡乔木这段发言是在接受别人的批评，实际上，胡乔木是在为自己辩解。特别是后半段，胡乔木强调了正视问题、揭露问题的重要性，呼吁与会者"畅所欲言"并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当毛泽东准备反右时，胡乔木这番提倡讲真话，鼓励揭问题的发言，显得极为不合时宜。事实上，此时的胡乔木已处在悬崖边上，如果不是后来的迅速转向，就凭这次发言，他也极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8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8月10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正是这次发言，使他化被动为主动，成功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在发言中曾提到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胡乔木针对这一谬论，从六个方面加以批驳。胡乔木的这次发言，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里有详细的记载：
"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在哪一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创造的又是谁创造的？如果不密切联系、彻底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怎么会出现去年的大跃进、公式化运动？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这次会议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书记起草的，很多意见都是大家议出来的。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毛主席在这个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届二中全会就作出决定，不许祝寿，不许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据毛主席的意见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为美术家的作品可以在美术馆陈列外，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毛主席对党内斗争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因为这样，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至今仍然在党中央团结一致的工作。
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三十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认对立面的统一，否认否定之否定，实际是丢了辨证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同他对辩证法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是同他始终充满朝气的精神状态分不开的。
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对苏联的有些问题，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是并没有妨碍两国的团结。革命过程中总会有些缺点和错误，问题是我们发现得快、纠正得快。"“10”
胡乔木这次发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同时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其领导是正确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对他的评价的那样："总体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只是略现端倪，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是十分清醒、十分警惕的，后来林彪出于夺权的目的大肆推波助澜，才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的。所以，那时候，彭德怀、张闻天说毛泽东像"斯大林的晚年"本身缺少依据，也就经不住胡乔木这番批驳。
在作了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威信，亦即权威，认为权威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胡乔木这样说，当然是提醒人们还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不过，笔者认为，胡乔木这样说，也是对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看法的具体阐述。
在谈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1”
胡乔木认为要维护领袖的权威，这固然没错，但如何防止从维护权威滑向个人崇拜却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而毛泽东关于个人崇拜的看法也并非无懈可击。
"很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和马克思关于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教导是不相符合的。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坚决地、完全地反对；而是有保留的，有同情的，甚至认为有些是'正确的'。这种保留、同情，为后来中国的个人崇拜，创造了条件，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12”
胡乔木的这次精彩发言，毛泽东听了极为满意。翌日，毛泽东在发言中表扬了胡乔木："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是我们的人。"这里的"俱乐部"是指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代称），"秀才们"则是指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
胡乔木凭借这次发言有惊无险的化解了一次危机，重新赢得毛泽东的信赖。
"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
1961年1月底，田家英转来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指《反对本本主义》），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其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水平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13”
胡乔木看到这封信后，并没有立即动身，因为当时他正在为中央工作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14”
胡乔木写完文件，就遵命赴湘调查。其实，毛泽东有意让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胡乔木他们下去调查呢？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他们去农村获得第一手材料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从而"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然而，胡乔木送上来的材料却让他大失所望。
下去调查后，胡乔木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4份材料，"一是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二是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简报；三是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四是毛华初访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靠这样的材料，如何"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靠这些材料，又如何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
我想，胡乔木在汇报这些材料时，其"书生气"又犯了。从李锐下面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对胡乔木的"书生气"，毛泽东十分了解。
"有一天，刘澜涛告诉我，柯庆施向他说，主席跟柯谈到对乔木的观感，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广州会议时，主席谈到要善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时说的话：我们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15”
这一回，毛泽东要他去调查材料，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我想，胡乔木这一回又用他的材料把毛泽东"顶到墙上，顶得要死"。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胡乔木汇报上来的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胡乔木，相反，他对胡乔木提供上来的材料很重视。
"毛泽东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乡比1959年回去时问题严重多了。毛将此信和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16”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毛泽东此时仍很信赖胡乔木，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所以，虽然胡乔木汇报的材料不是他想要的，他也没有怪罪胡；二、胡乔木所调查的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家乡遇到了困难，主席岂能不管？然而，胡乔木却把毛泽东对家乡问题的重视当作毛泽东又想反"左"的信号。于是1961年5月，当胡乔木结束调查赶回北京向主席汇报时，他谈到了反"左"的问题：
"当胡乔木返回北京时，已是盛夏季节。尽管一路劳累，胡乔木还是赶紧去毛泽东那里报告调查情况。谈话中，胡乔木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他还谈到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的文件的建议。形势已经如此，毛泽东自然说不出什么，他只是说：'啊，有这回事！'"“17”
我认为，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我认为，胡乔木这番话犯了两个错误：一、庐山会议其时已经尘埃落定，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会议定性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而他"却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毛泽东听了，作何感想？二、他不该把刘少奇未公开的建议私下汇报给毛泽东，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客观上这样做会使两个高层领导产生误会或龃龉。
不久，中央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胡乔木向毛汇报庐山会议期间刘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传了出去。这件事引起刘对胡极大的反感。在会议上，刘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18”结果，会议还没结束，胡乔木的老毛病--神经衰弱犯了，且来势凶猛以至于无法工作，不得已，他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长期病休。
和主席之间的私密谈话在中央会议上传了出去，这既是胡乔木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他无法追问的问题，他为此既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再次吞下了"两边不讨好"的苦果。他老毛病的发作与此有很大关系。
1949年解放后，胡乔木在思想上总是赶不趟，总是赶不上主席的节奏，总是需要主席"猛击一掌"，才会突然醒悟，才会气喘吁吁跟上来，然而，如此苦苦追赶，他的身心疲惫到了1961年恐怕已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临界状态。另外，由于当时的高层领导常常意见不合，胡乔木为此难以摆脱左右为难的困境，他曾经因为不听陈云的建议而既得罪了陈云也惹恼了主席，而这次，他又把两位最高层的领导全得罪了。"中共最高层的两位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给胡乔木带来的压力难以想象。"这时候的胡乔木，除了提出长期病休外，还能找到更好的全身而退的办法吗？
毛泽东同意胡乔木长期病休完全是出于对这位老部下的关心。
毛泽东对胡乔木还是很器重的，长期以来，胡乔木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曾经因为工作繁重而多次累倒。一次胡乔木重病住院，做手术前，毛泽东特意要自己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前去慰问。但毛泽东也意识到，解放后，胡乔木总是不能认清形势，不能像过去那样对自己的意图心领神会。一方面，毛泽东意识到胡的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胡的忠心耿耿，勤勉能干也使他不忍疏远胡冷落胡，而现在胡乔木提出病休，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好的"解脱"机会，毛泽东自然会一口答应。1961年6月17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主席欣然回信：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修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修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8月25日“19”
毛泽东这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这位老部下的关爱，但也暗示，他在以后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不会再起用这位曾经名闻遐迩的"笔杆子"。毛泽东还特别嘱咐胡乔木"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因为他意识到胡乔木作为自己的秘书已经力不从心，虽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却不时会好心办坏事，比如让他调查材料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而他找来的材料恰恰证明了右派的言论等等；另外，毛泽东也体谅到胡乔木夹在高层领导中间的左右为难的苦衷，所以劝他"不管时事"。我认为，毛泽东写完这封信，一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毕竟，胡乔木这枝"笔杆子"似乎生锈了，重用他已经不可能了，而不重用他毛泽东也于心不忍，现在胡乔木以病休的方式离开政坛核心可谓皆大欢喜。
胡乔木后来虽然离开了毛泽东，但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部下，196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胡乔木，对胡乔木说了几句简单却重要的话，毛泽东叮嘱胡："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事实上是暗示胡乔木不要卷入高层领导的矛盾中。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个"一介书生"，一旦信口开河，说出来的恐怕都是不合时宜的话，结果定然惹火烧身。
文革期间，胡乔木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尽管周总理想了很多办法来保护胡乔木，无奈"四人帮"一再唆使，他还是经常被红卫兵揪出去批斗。关键时候，毛泽东的一个举动救了胡乔木。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要去天安门，车开到中途，毛泽东突然要求停车，要警卫团长张耀祠带他去看胡乔木，虽然由于张耀祠敲错了门，毛泽东未能如愿。但他的这一举动，已足以保护胡乔木了。看来，胡乔木对主席感情很深，而主席也一直挂念着他。
注释：“1”“10”“14”“15”“19”引自叶永烈著《毛泽东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45、101、99、105、106页
“2”“3”“4”“5”“6”“7”“8”“9”“13”“16”“17”“18”引自尚定著《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76、200、206、212、213、228、238、242、248、249、250、251页
“11”“12”均引自张树德著《红墙大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高尔泰：反击之后的反思
在我眼中，高尔泰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好汉。他是学绘画的，但却以一篇《论美》跻身美学界；他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却有一身好武艺；他因为能画毛泽东的标准像才从鬼门关--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使他笔下的文字变得异常厚重、凝练，令人荡气回肠也让人惊心动魄。
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对高尔泰有一番深情而准确的描述："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①
读完高尔泰近作《寻找家园》，最打动我的也最让我叹服的是高尔泰的悲悯情怀、忏悔意识以及他的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可贵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性大饥荒到处蔓延时，高尔泰因为受外单位邀请画一些配合形势的宣传画，画面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逐言开。白天迫于压力做假，晚上他则陷入极度不安之中："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
一次，高尔泰和几个同事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开荒。为了改善伙食，高尔泰受命和另一个同伴去打猎。当他俩吃尽辛苦追到那只受了伤的羊后，高尔泰的心一下揪紧了：
"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翕。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②
正是这些真诚、无情的自剖，显露出高尔泰高贵、圣洁的品质。高尔泰因一篇《论美》被打成右派后，饱经磨难和打击，饱受摧残和侮辱，但他没有因此呼天抢地愤世嫉俗；没有因此消沉麻木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染上告密、诬陷、谄媚等时代病。虽然在那个荒唐的是非颠倒的年代，高尔泰出于自卫、求生的本能，难免做出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总能对自己不恰当的言行予以及时而深刻的反思，以最快的速度将大脑中的思想毒素排除干净。
即使在那样一个魑魅魍魉猖獗一时的年代，即使在遭受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之后，高尔泰仍难能可贵地对自己的言行予以冷静而充分的反思，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一个高贵、大写的人，由此屹立于我们眼前。
一九六二年，26岁的高尔泰从劳改农场出来后，费尽周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找到一份差事。但此地并非世外桃源，不久，高尔泰就卷入研究所的派系斗争中。当时，敦煌研究所有两派，一派以老所长常书鸿夫妇为首；另一派的头领也是一对夫妇，丈夫叫贺世哲，妻子叫施娉婷。
高尔泰能在敦煌研究所立足，应归功于常书鸿所长的热心奔走。出于报恩，高尔泰无法不站在常书鸿夫妇这边。但贺、施夫妇也极力拉拢他，而且，由于一件事，贺、施夫妇和高尔泰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还有一件事，也使高尔泰对贺、施夫妇很有好感。"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动机：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儿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两派头领和高尔泰关系都不错，高尔泰哪个都不想得罪，但问题是，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非是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不久，"文化革命工作组"驻进研究所，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就是高尔泰，批斗完毕，喝令他在家写检查。而高尔泰通过写检查，给了贺世哲重重一击。
"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的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一个月后，全所开大会。工作组要高尔泰在会上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让贺世哲败下阵来。"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疏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反击成功后，高尔泰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呢："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按理，对贺世哲这样惯于兴风作浪、长于造谣诽谤之徒予以迎头痛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大快人心，而高尔泰为什么感到"深重的悲哀"呢？我想，高尔泰的反击本身无可非议，但他的反击手段似乎不太光彩。把贺世哲夫妇和自己的私下谈话当作重磅炸弹投向对方，虽属迫不得已，但毕竟有违做人的厚道。揭发、告密本是贺世哲之流惯用的伎俩，而现在，高尔泰竟无师自通学会了这一切，且运用起来颇为得心应手，这不仅让高尔泰感到"深重的悲哀"，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面对这一切，也会感到"深重的悲哀"。
用告密、揭发的方法反击贺世哲，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也显露出高尔泰特有的机智和勇敢，但无庸讳言，高尔泰这样做的同时，也无意间把自己的人格水准降低到和对方同样的高度。不过，应该指责的是那个残酷而荒谬的时代，是它让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出于自卫、出于求生，不得不学会一些令自己厌恶的卑鄙伎俩--其令人痛心之处如同一个清白女子因为遭强暴而染上性病一样。不学会咬人，就难以生存，这，正是那个可怕年代的残酷、荒谬之处。好在高尔泰能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及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反击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中咀嚼出一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悲哀。这丝悲哀将给予我们这些后来者以足够的警醒和绵长的回味。
徐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中，有一处说法不够准确："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高尔泰）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其实，王杰三并不是被高尔泰打服的，王杰三是因为被高尔泰抓住了把柄才不得不服的。
王杰三何许人也？高尔泰在《伴儿》一文中对他有详细的交代："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腹胸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此人有个特性，好打人，不仅打老婆，也打所里的"牛鬼蛇神"："他打人，和知识分子打人不同。知识分子打人，胳臂细，拳头小，道理大，怒火高。他不动感情，无言而有力，干起来就像宰猪剥羊一样。脚劲尤其大，老所长常书鸿常常被他踢得滚来滚去，血淋淋满地爬。"
让高尔泰恼火的是，这家伙经常在深更半夜踢他家的门："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对王杰三的蛮横，高尔泰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怨气在心里积久了，总要爆发的。一次，在深山开荒，两人终于交起手来：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高尔泰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帐，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
一路上，尽管高尔泰不断求饶，百般讨好，但王杰三不为所动。情急之下，高尔泰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
听了这番话，开始，王杰三还很镇定，但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
"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出于自卫，高尔泰无奈之下只得威胁对方要揭对方的老底。这一招果然奏效。但我想，高尔泰如愿以偿之后除了松了口气外，绝不会感到高兴。因为靠揭老底、抓小辩的这种近乎无赖的办法制服对方，绝不是高尔泰所想做的。王杰三认输了，但高尔泰并非胜利者，因为他不是靠文明的思想去感化对方，也不是靠正义的力量来制服对方的。他教训对方的办法恰恰是他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换句话说，高尔泰为了制服一个小人而不得不做了一次小人。
高尔泰对王杰三的反戈一击，让我想起"钱锺书打人"事件。钱锺书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那个"革命分子"，但打人之后的钱锺书并没有伸张正义的快感，反而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他大发感慨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当然，罪魁祸首仍然是那个荒谬的人妖颠倒的年代，它让善良的人变得凶残；让斯文的人变得野蛮；让淳朴的人变得狡狯。我想，那个冷酷、野蛮年代的最可怕之处，或许在于它让人们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电影《凡尔杜先生》的台词）
当然，高尔泰是不会接受这个观念的。一个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人，是不会让愤怒之火吞噬自己的良知的，也不会让荒谬的时代扭曲自己的心灵，更不会让污浊的社会腐蚀自己的品德。相反，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他学会了宽恕别人，也学会了拷问自己，正因如此，他高贵而圣洁的人格才在那个黑暗年代奕奕生辉。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某种程度而言，他是高尔泰的恩人，因为，正是在他的热心关照下，高尔泰才得以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觅得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文革爆发后，两人的命运就绑在一块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有时也拉我陪斗。"
但一个偶然的事件让常书鸿夫妇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个叫韩素英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
其时住在酒泉的高尔泰闻讯后，便去兰州找这位老领导。"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
可是，对于远道而来的高尔泰父女（因为妻子早逝，高尔泰无论到哪只能将幼女带在身边），常书鸿夫妇却十分冷淡，全然没了过去的那种热情。忍受不了对方的敷衍，高尔泰愤而告辞。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高尔泰去世不久的妻子）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又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高尔泰遇见一个名叫吴坚的人，此人曾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后在文革中被打倒。从吴坚口中，高尔泰才得知，常书鸿的处境并不好。
"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得转吗？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这番话，使高尔泰陷入深深的反省中，他对常书鸿先生的抱怨、恼怒完全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蛮横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混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一个人，只有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会虚怀若谷宽容别人；才会毫不留情苛求自己。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勇于自剖，才会冷静而无情地审视自身的丑陋和卑琐，只有这样才会防微杜渐防止人格的蜕化变质。高尔泰正是这种人。
注释：①《读书》2004第8期第36页
②引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版第228、229页（为节省篇幅，本文其他引自此书的地方将不一一注明）
相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
解读高尔泰笔下的几个"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