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为官时俸禄丰裕,退休后待遇优厚,如果心胸开阔,不介意于荣辱得失,脱离了仕途尘网,可以优游于世,安度晚年,甚至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有所建树。如像东汉时的太尉胡广,任公卿之位三十余年,历事安帝等六位皇帝,八十余岁方致仕,回到故乡荆州。盛弘之的《荆州记》说,这里有一条菊水,发源于荆州西部的万山丛中,两岸是覆盖山谷的野菊花,每到秋风送爽,黄英盛开,漫山遍野一片芬芳,花瓣飘落水中,使河水也染上菊花的清香。沿河山间谷畔,成为延年益寿的绝好去处,百岁老人比比皆是。胡广在河畔搭盖房屋,朝夕策杖于山野,饥餐菊水的芳洌,回顾帝京的仕途扰攘,此乐何如?(《后汉书·胡广传》)
与此类似的退隐官吏,还有五代后晋的卢损。他以户部尚书致仕,退居颍川。但他喜爱道术,嫌颍川居所逼近城镇,市声喧嚣,于是迁居阳翟山乡之中,砍除茅草,种植药材,穿着山衣野服,逍遥于林园花圃之间。有时出门访友,乘着粗陋的牛车,披着鹤毛织成的大氅,有飘然出世的神仙之乐,自称为“具茨山人”。卢损快八十岁时,又相邀同道五六人,到风景更佳的大隗山中,选择泉甘水洌、花香鸟语的山谷搭盖茅屋,作为隐居之地,发誓不再出山、复返人世。有山中樵夫遇见卢损,见他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直到后周时方去世。(《旧五代史·卢损传》)无论是两汉盛世,还是五代衰年,都有退休后寄情于山水之间、旷达自娱的官吏,这应是延年益寿之道吧。而东汉桓帝时的吴祐,因为和外戚大将军梁冀政见不合,既对当时的腐朽政治不满,也因年事已高,在河间相的任内自动弃官还乡,在家开辟园圃,种植蔬菜,每日躬耕其间,灌园不息,闲暇教授经书于门生,一直活到九十八岁的高龄去世。(《后汉书·吴祐传》)这样的退休生活,那就不仅是独善其身,而且对文化的传播多多少少作出了一些贡献。下面叙述一些中国古代著名士大夫的退休生活。
一 白居易香山吟诗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的春天,正在洛阳任太子少傅闲职的诗人白居易,终于在多年的渴望后,以刑部尚书的官衔致仕,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活。这时,他两鬓斑白,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白居易早在三年以前,也就是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的冬天,就患了风痹的疾病,发作的时候,身体虚弱无力,东西也看不清,左脚行走十分不便,衰老与疾病相随而至,诗人感到人生的悲凉,但是政务缠身,终使“眼渐昏昏耳渐聋,满头霜雪半身风”(《白居易集·老病幽独,偶吟所怀》)的诗人拟就了上奏皇帝、请求致仕的表章。
长久期待的致仕奏书终于被皇帝批准了,白居易是多么喜悦,他写下了欢欣的诗句:“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潇洒便终身,老嫌手重抛牙笏,病喜头轻换角巾。”(《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意思是说,我在请病假满百天以后,终于按照规定解除官职退休,在衰老之年,我早就想抛下这上朝手中拿着的沉重牙笏,如今愿望实现,仿佛连头晕的病也减轻了几分,以致可以另换一副头巾,从今以后,生活得潇潇洒洒,与世无争。他盼望着那“竹间琴一张,池上酒一壶,更无俗物到,但与秋光俱”的林下悠游的生活。(《闲居偶吟·招郑庶子、皇甫郎中》)对于亲友担心他由于官俸初罢,减少了一半收入而会手头拮据的忧虑,他也写诗宽慰他们,说自己致仕后别无所求,(《官俸初罢·亲故见忧·以诗谕之》)“补绽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赖交亲”,(《狂吟七言十四韵》)一定会生活得很好。
白居易退休后的日子是悠闲的。他曾写诗自述这段时光:
寿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夫妻偕老日,甥侄聚居年。粥美尝新米,袍温换故绵。家居虽□落,眷属幸团圆。置榻素屏下,移炉青帐前。书听孙子读,汤看侍儿煎。走笔还诗债,抽衣当药钱。支分闲事了,把背向阳眠。(《自咏老身,示诸家属》)
意思是说,我现在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退休后每年有五十千钱的俸禄,夫妻俩足以白头偕老,和甥侄们聚居在一起,也是其乐融融。秋收时节,尝尝用新米煮粥,冬天的寒风吹起,老妻又为我换下袍子里的旧棉。退休后的日子,虽然比不上为官时候的热闹,甚为清苦,但家人能够团圆,也就是人生的幸福。闲暇时,在雪白的屏风下放上卧榻,把火炉移到帐子之前,在半睡半醒中听着孙子的读书声,侍儿端着刚煎好的茶汤轻声呼唤,该是多么惬意。心境好的时分,提起笔来写上几首别人早已索取多时而迟迟未下笔的诗。在困窘的日子,只好当几件旧衣服偿还药债。反正已经老了,不要多管分外的闲事,还是在春日的阳光下安然入睡吧。可见白居易并没有退休后的失落与愤懑,而是顺其自然,以闲适为乐。
白居易是一个达观的诗人,也是好交游的诗人,他的退休生活并不仅限于家居,而是足迹遍布洛阳城乡,他“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二年忘却问家事,门庭多草厨少烟。庖童朝告盐米尽,侍婢暮诉衣裳穿。妻孥不悦甥侄闷,而我醉卧心陶然”。(《达哉乐天行》)没有钱,就把从前所置的园田和房子一一卖掉,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但金钱的烦扰,却并不能破坏诗人的陶然心境,这恐怕是白居易能安然享受退休生活,也能成为历史上的大诗人的重要因素吧。
不过,最令当时与后世士大夫们倾慕的,还是白居易在洛阳与其他退休老人的聚会。名城洛阳,是唐代许多致仕官员的隐居之处,与他们的诗酒交游,使白居易的退休生活更为丰富多彩。在一个冬天的黄昏,白雪飞舞,朔风劲吹。而在诗人的书房中,却是一派烛光融融的欢愉景象。白居易与好友刘禹锡,以及另外两位致仕老人裴宾客和王尚书正在会饮。在与会的四位老人中,诗人刘禹锡已经七十岁,裴年九十余,王年八十余岁。白居易举杯感叹说:“今天在座的四个老人的年龄,共有三百岁。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这样的欢会,恐怕也是人间稀有的啊!”大家齐声感叹,在烛影摇红中欢醉达旦。(《雪暮,偶与梦得同致仕者裴宾客王尚书饮》)
与朋友的交游,使白居易感到喜悦,好友禹锡虽不能久留东都,但洛阳白发诗友,仍可足供闲暇的交往。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三月,正是“春城无处不飞花”的美景良辰,白居易邀请六位已经退休的老人,到洛阳履道里自己的宅中举行“七老会”。那天正是仲春时节,白居易家居的花园内,虽无奇花异草,却也是一片浓浓的春意,柳枝垂绿,群芳吐卉,七位老人的座位就铺陈在庭院中。大家互序年齿,结果与会者中,年龄最长的是前怀州司马胡杲,已有八十九岁。以下的分别是以卫尉卿致仕的吉皎,年八十六岁;前右龙武军长史郑据,八十四岁;前慈州刺史刘真,八十二岁;前侍御史卢真,八十二岁;前永州刺史张浑,七十四岁;以及七老会的主人,以刑部尚书致仕的白居易,也已经七十四岁。七老的年龄合计为五百七十岁。白首老翁们相顾感叹,这样的盛会人世难逢。邀请赴会的另两位客人秘书监狄兼□和河南尹卢贞,年龄虽不到七十,也为之赞叹。宾主举杯,在花间水畔共祝盛会。白居易的侍婢小蛮宛转低唱,樊素翩然起舞,为老人们助兴。白居易诗兴大发,当场吟咏:
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白居易集》卷三七)
七个年龄共有五百七十岁的老人,当年都曾是穿着朱红官服、佩紫金鱼袋的公卿,而今却都垂垂老矣,只剩下胸前的飘洒白须。不要为眼前的窘迫年月而嗟叹吧,人生在不得意时,同样要在美酒中寻求欢娱。吟成两句好诗,俨然就是无冕之王;饮过三杯美酒,仿佛又回到少年时光。老头子照样可以狂歌起舞,侍婢轻敲牙拍伴唱,孙儿却想上前搀扶。汉代的商山四皓与功成身退的疏广疏受叔侄,也无法与今天七老相聚媲美。我想,除去海上仙山中的神仙与佛家的西方乐土,在人间恐怕难以有这样的欢会呀!
白居易当时常来往于洛阳龙门的香山,七老之会以后,诗人又邀请高僧如满和致仕老人李元爽参加聚会。每到秋高气爽,九老登香山,饮菊花酒,遥望洛阳宫阙,顿觉淡泊名利、优游林下的致仕生涯,是多么惬意。当时人称他们为“香山九老”,这可以算是唐代士大夫老年生活的极致了。
二 裴度、张齐贤养老午桥庄
洛阳自古多名园,闻名天下。唐宋时期的午桥庄,更因为前后两代名相裴度和张齐贤在此养老而增色不少。
裴度是唐代名相,曾辅佐宪宗削平淮西藩镇之乱。据说,他的威名不仅使藩镇望而生畏,而且远播于四夷。当时人说,他的威望功业,只有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能与之相比,甚至于超过了东晋时安定江南的贤相王导和谢安。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凡命将相,无贤不肖,皆推度为首,其为士君子爱重也如此”。(《旧唐书·裴度传》)但是,唐文宗太和末年,裴度已年近七十,昔日的雄心,已经被宦官专权、士风日下的现实消磨殆尽,他终于决心退隐。太和八年(834),他以东都留守的闲官,离开了纷扰的帝都,退居洛阳。
洛阳集贤里是唐代达官贵人的聚居之地。裴度在这里买下一所宅第,构筑自己的晚年栖身之所。他在这里修筑假山、开挖池塘、栽种竹木花草。第二年春天,集贤里裴度宅第内亭台高耸,水榭临波,桥阁飞渡,岛屿回环,繁花似锦,竹木葱茏,成为东都的胜境。文人雅士,纷沓而至。裴度又在郊外的午桥创设别墅,在这里广植花木,万绿丛中,创建凉台,夏日与二三诗友游观其上,暑气顿消,四周绿阴平旷,命名为“绿野堂”。堂前碧水回绕,成为避暑胜地。裴度常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在午桥庄酣宴终日,对酒高歌,议论风生,以诗酒琴书自乐。(《旧唐书·裴度传》)刘禹锡曾在诗歌中描述裴度的这段生活与自己的感想说:
蔼蔼鼎门外,澄澄洛水湾。堂皇临绿野,坐卧看青山。位极却忘贵,功成欲爱闲……好客交珠履,华筵舞玉颜。无因随贺燕,翔集画梁间。(《刘宾客集·奉和裴令公新成绿野堂即事》)
意思是说,裴度所筑的午桥庄绿野堂,在洛阳城定鼎门外的洛水岸边。在这里,无论是堂中高卧,还是花间小坐,都能看到远远的一抹青山,登堂举目四望,洛阳城郊一片无边的绿色原野,更令人赏心悦目。主人拥有高位,却能放弃贵宠,功成身退,享受这人生难得的闲暇之乐。有好客的主人,就有风雅潇洒的宾客。在这华筵初开、娉婷的歌喉响彻行云时,我好像前来贺喜的春燕一样,在雕梁画栋之间对主人道一声祝福。当时的洛阳名士,都从裴度遨游于诗酒之间。这种富有情趣的半退休生活的名声,甚至远远传到了京都长安,每逢有人士从洛阳还京,觐见皇帝时,唐文宗总爱先问一句:“卿近来曾见到裴度吗?听说他很惬意呀!”(《旧唐书·裴度传》)
无独有偶,一百七十年后,午桥庄又迎来了另一位退休的宋代名相张齐贤。齐贤在北宋初年,以布衣之士献策于太祖赵匡胤马前,深得太祖赏识,曾对宋太宗说:“我幸西都,唯得一张齐贤尔!”他出仕后,曾四次出任宰相,九居尚书之位。“康宁福寿,时罕其比。”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齐贤年已七十,以司空之位致仕,(《宋史·张齐贤传》)归老于他的家乡洛阳。齐贤慕裴度之名,以积蓄购得午桥庄,准备在这里优游卒岁。白云悠悠,物换星移。据宋代文莹的《玉壶清话》说,午桥庄已经荒废,齐贤重新开凿水渠,引来清碧的洛水,环绕在绿野堂前,庄内再植花木,使朽栋蛛梁的午桥庄,又焕然一新。齐贤与二三故友每天乘着小车,让侍女们推着,在绿阴丛中悠然垂钓。鱼儿上钩,则相与欢笑,拿出携带的美酒,举觞一醉。他又在庄门贴上一则启事说:“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脱离政务退休,如有官府登门造访,恕不拜见,以免扰乱宁静的生活。
张齐贤也常到洛阳郊外踏青。他让人造了一张轻便的卧榻,随身携带。每当春和景明、绿茵满地之时,漫步郊野,倦则命从者把卧榻置于树阴下,举目四望,禾苗离离,田野青葱,农夫荷锄其间。齐贤把酒临风,不觉酣醉,一觉醒来,夕阳在山,方尽兴而返。他曾写诗给故人描述退休生活说:“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与余。师亮白头心以足,四登两府九尚书。”(文莹《玉壶清活》卷三)意思是说,能在唐代名相裴晋公的故宅中度过晚年,日日与鲜花翠竹为伴,卧看晨烟暮云,兴味盎然。我虽然已白发苍苍,回顾此生,四登相位,九至尚书,还有谁能像我一样吗?人生到此,也应心满意足了。唐宋两位名相,都在这里度过晚年,午桥养老成为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后的理想与追求。
三 文彦博洛阳耆英会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又一经济文化的高峰。宋太祖赵匡胤要他的后代子孙在继承帝位后,不杀士大夫,并刻石为誓。官员的俸禄也十分丰厚,“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赵翼《廿二史劄记·宋制绿文厚》)成为宋代的全盛时期。当时的士大夫在退休后,待遇自然十分优厚,优游卒岁,以此为乐。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八十岁的宋代名臣文彦博以太尉的官位任东都洛阳留守,实际上不预政事,过着半退休生活。他十分追慕唐代白居易退居洛阳时,召集九老会,香山赏菊吟诗的盛事。这时,恰值另一个当时的名臣富弼以司徒的官位致仕,回到洛阳。彦博前去拜访富弼,倾谈之下,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决定招集退休在洛阳的年高德劭的公卿大夫,按照白居易的故事,轮流置酒赋诗取乐,称为“洛阳耆英会”。(《宋史·文彦博传》)
消息传出,曾经在朝廷为官的古稀老人们策杖扶老而至。其中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有十一人,除文彦博和七十九岁的富弼外,还有七十七岁的前司封郎中席汝言,七十六岁的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五岁的前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和卫州防御使冯行己,七十二岁的前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和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岁的太中大夫张问和前龙图阁直学士张焘。众老相聚,济济一堂,东都人士传为盛事。当时七十一岁的宣徽使王拱宸在大名府任职,得知此事,羡慕不已。于是,写信给文彦博,表示愿意前来参加耆英会。而另一位闲居的有名政治家司马光,因受到权臣的排斥而正在洛阳著《资治通鉴》,当时还未满六十岁。但文彦博素来十分看重他,特别用唐代九老聚会时狄兼□未满七十岁也被邀请的典故,邀请司马光入会。司马光再三推辞,彦博不允。因此,耆英会共有十三位老人参加。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的春天,在洛阳的风景名胜之地资胜院佛寺中,建筑起了一座精美的楼堂,楼前的匾额上大书“耆英堂”三个大字。这是文彦博为老人们聚会而捐资修建的地方。步入堂中,迎面墙壁上,悬挂着画家郑奂绘制的十三位老人像,按照年龄高低排列。文彦博因是耆英会发起人,又是洛阳的名义最高行政长官,成为当然的第一次宴会的主人,他借富弼的宅第,在轻歌曼舞中宴请诸老。以此为始,诸老轮流做东。(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
宋代著名理学家邵伯温,也是洛阳人。他在《邵氏闻见录》中说,宋代洛阳游乐之风甚盛,每年正月赏梅,二月桃李杂花盛开,而三月牡丹开放,更吸引无数游人。耆英会每于花木盛处宴集,牡丹中“姚黄”、“魏紫”为花中极品,诸老插花于头,名花与白发相映,不减少年狂气。在园亭胜地之间,诸老须眉皓齿,衣冠伟岸,举酒赋诗,谈笑自若,俨若神仙中人。每当锦筵初开,丝竹交鸣,盛妆侍女,献舞樽前,更添清兴。引来都人士女层层围观,不禁称羡。秋月春风,樽前月下,洛阳的名园古刹,水竹亭林之胜,无处没有留下耆英老人们的足迹。宋代士大夫退休林下之乐,正似如此啊!
四 乾隆帝举行九老会
唐代九老会的流风余韵,不仅使后世士大夫们纷纷效法,甚至让清代的乾隆皇帝也想附庸风雅。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秋天,他下诏举行九老会。选择在朝的王公大臣年龄最长者九人,共六百七十七岁;又选在朝的武臣九人,年龄共七百二十二岁;最后是退休的大臣九人,共七百零四岁。三组老臣共二十七人,也称为九老会。乾隆皇帝见到这些白发苍苍的老臣鱼贯而入乾清宫俯伏谢恩,不禁飘飘然有超乎于唐宋诸贤之上的感觉了。
北京西郊外的香山,是清代皇家风景胜地,离宫别苑,极目远望,峰峦层叠,山明水秀,尤其是深秋,遍山红叶,染得霜林如醉。乾隆二十六年的这个秋天,香山迎来了二十七位须发尽白的老人,他们都身着官服,头戴官帽,上面的花翎和红宝石,显示了官位的崇高。这就是九老会的诸位老臣,由乾隆皇帝御赐以游览香山的恩惠。这里与洛阳郊外龙门的香山,相去千里之遥,但漫步于红叶林中,香炉峰下,官差开道,侍臣迎接,奉旨题诗,这种皇家钦赐的风光,恐怕是白居易等唐代洛阳香山九老所无法梦想到的吧。(《清朝通典》卷五七《礼·嘉七》)
乾隆三十六年(1771)秋天,乾隆皇帝因为举行皇太后八十大寿庆典,下诏重开九老会。这次九老会,遵从十年前的先例,选择在朝王公大臣九人,共六百八十八岁,武臣九人,共六百八十五岁,致仕老臣九人,共七百二十九岁。乾隆再次赐予九老们以游览香山的恩赏。古老的香山又迎接白发老人,但奉旨游山,与白居易九老在洛阳香山无拘无束遨游的人生至乐,怎么能同日而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