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家国同构。也就是说，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时，保留了氏族制度的残余，文明的发展是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国家。国家的社会性质消融在家族、家庭里面。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时必须首先注意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家庭一般地说是较为庞大而完整的，三代同堂、四世同代是常有的现象。就以最为常见的三世同堂而论，这样的家庭中就有最年轻的一辈子女，他们和父母、祖父母共三代。中国古代对家庭的规模，即家庭的人口数量，拥有比较完备的统计资料。根据历代史书中的统计资料，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数量为四点八七人，以后在历代全盛时期，东汉末年为五点二九人，隋代为五点一七人，唐代为五点九四人，宋代为二点二四人，元代为四点四六人，明代为五点八三人，清代末年为五点四五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家庭平均人口规模，约在五至六人，这一个人口数量大致相当于三代同堂的家庭。可见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祖父母的家庭始终是整个社会家庭的主体，老年人在这样的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四代同堂以上的家庭也不在少数。根据统计，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每户人口在十人以上的家庭，仍占农村家庭总数的约百分之十（陈玉光、张泽厚《中国人口结构研究》）。在这种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老年人的地位和作用就更为显著了。
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中指出，宋代的族长是极有威望和影响的，他举了不少材料证明此点，其中说“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由一位最长者任‘家长’（即族长），总管全家之事。每天选派子弟分管田畴、租税、出纳、厨炊、宾客等家事……每天早晚，家长领子弟到祠堂请安致礼。子弟有过，家长聚集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清晨，击鼓三叠，一名子弟高唱：‘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从唱词的内容看，可能出自陆九渊兄弟之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透过这段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中家族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也可看出老人在家族中的重要作用。
明代宋濂在《浦阳人物纪》中，叙述了元代浙江浦阳聚居六世、经历了二百余年的郑氏家族的一些活动。这个家族在元武宗时受到皇帝下诏旌表的奖励，在元顺帝时，又获得朝廷免除其赋税的特殊待遇，这在元明时期是极为典型的。郑氏家族在元末明初之际的中心人物是家长郑大和。据宋濂的记载，郑大和掌管了这个家族的一切重要活动，并且极有威信，“严而有恩，虽家庭之中，凛如公府。子弟小有过，斑白者犹鞭之。每遇岁时，大和坐堂上，群从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亭下，以次进，拜跪奉觞。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移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者。见者□□嗟叹，谓有三代遗风。名闻天下，自大丞相及台院名公卿，多赋诗美其行。部使者行县，以其孝友一郡，或奠之先，复书，‘浙东第一家’，以褒宠之。”这样的一个得到元代公卿大臣注目和褒扬的大家族，以族长为核心，全族的人，对他绝对服从，绝对尊重。族人犯有过错，均由郑大和按族规予以处罚。这种情形，真可谓中国古代社会中老年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地位的典型写照了。它完全符合儒家传统思想里尊老孝老的要求，难怪当时的士大夫在亲眼目睹了郑氏家族的礼仪之后，惊叹其具有所谓“三代之遗风”了。郑大和自己，也正是一个恪守“冠婚丧礼，必稽古乃行”的儒家传统的信徒。
可见，在宗族或家庭之中，年老的长辈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族长与家长的地位就更重要了。他们的权威、作用与地位，不仅本家族、家庭的人要无条件地服从与尊重，而且还受到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与维护。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〇里，蔡久轩记录了宋代一个依仗自己家境富有而凌辱族长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个家境富裕，颇有声望的范宽，凭借自己雄厚的家业而欺辱凌虐较为贫困的族叔，并且时常以服绝为理由不听族叔之意，甚至还侮悛之。此事被官府知悉之后，认为如果范宽的理由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今后每个宗族的族长、尊长都将因所谓服绝而受到威胁毁辱，其他晚辈如加效尤，更不尊重长辈，无视宗族骨肉，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一的宗亲血缘关系必将动摇，情况是极为严重的。当时官府对范宽的行径本来准备严厉制裁，以刑法判处，判案者姑念范宽是知书识礼、受过教育的人，仅给予二十鞭处之，引以为戒。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官府，对那些无视乡规民约、族规家法，不尊重族长、家长的人，尽管你有钱有势也是不支持的。反之，倒是支持家长、族长按照家法、族规的规定行使其权力。换言之，家长、族长的地位、威信和作用是受到上至朝廷、下至各级基层政权所确认和尊重的。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中，南宋的循吏叶岩峰还记录了另一则封建家庭里年长者的重要支配、决策作用。有一个叫张介然的乡民，有三个儿子，张介然因故不幸较早去世，他的妻子刘氏倒还健在。长子娶妻陈氏后不久就及早丧亡，膝下无子。张介然的遗孀刘氏较善于持家，也能团结张氏三子，因此，兄弟和睦共处，并未分家，一切家庭事务皆听命于母亲刘氏。根据宋代法律规定，像张家要决定继承人，必须听从祖父母、父母的意见。如果祖父母、父母都已去世，应当立谁来做继承人，也不是张氏兄弟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由张氏亲族中的尊长（即年岁最大者）来做主。当然，张介然之妻刘氏尚存，张家长子的寡妇陈氏也还健在，如果要确定继承张家产业的人，刘氏的意见就很重要。
透过这则记载，异常清楚地表明年岁大的老人在家庭、家族里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一个家庭，如果祖辈、父辈都先后去世，那么他们家庭的主要事务，也不是这个家庭里年轻人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由其族人中年岁最大的老人出面来解决。这不仅符合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传统习惯，也与那个社会的家规族约相符合，同时，也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承认与支持。这恰好证明老年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与存在的价值。
以上所举的事例并非中国古代家庭、家族中的孤立现象，而是非常普遍的、极为常见的、一致为当时广大人民所接受的民间规定，并已形成了风俗习惯。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三里，讲述了一个真实而又生动的关于家庭里老年人的特殊作用的事情：
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闲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罔不祗勤。张氏世无冠冕者，不读书，耕田为世，无蓄积，岁给一岁，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凡二百年，百余口，无一日少异，亦可尚也。（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在封建社会里六代共世，二百余口人共食，家境并不宽裕，仅靠种田度日，一年收入只能维持当年所需，可是家中人人友爱，个个孝顺，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家庭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个年尊望重的家长。他的组织能力、运筹安排方式及权威竟是那样的得体，因而受到家庭里所有成员的尊敬和拥戴。这至少表明以下事实：首先，在封建社会制度里，家长制已深入人心。在家长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淀了人们对年长者的尊敬与爱戴。这样，家庭里的家长、家族里的族长，因其年高望重，自然成为家庭、家族里的核心，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其次，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人心是何等的淳厚善良，易于统治。人们除了最根本的衣食生存要求之外，似无更多的奢望。另外，这样六代同堂的例子，也表明中国古代社会人的生命不是很长的。假如每代人以最保守的二十年作为依据来推算，六代人则最高一辈超过百岁是可以肯定的。像这样六代同世，在中国古代社会里还是极罕见的。但是确非绝无仅有。在唐代高宗时期，还有比张诚家更典型的事例。《资治通鉴》卷二〇一载高宗麟德二年（665）：“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指高宗）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如果说六代同世已属罕见，则张公艺的九代共世恐怕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者了。张公艺在回答高宗问他用什么办法把九代人聚居于一处时所书的百多个“忍”字，确实包含着深切的体会。这忍字既是为人处世中绝对少不了的哲学道理，可也饱含着老人的辛酸与血泪。它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难以平衡的相互矛盾。当然，这则事例也表明那个时代各个阶层对年长者的尊重、爱戴、顺从和孝敬。如果没有对老年人的尊重，九世同堂是无论如何都维持不下去的。透过所谓六世、九世同堂所呈现出的和谐、友悌、孝顺的表面，人们不难感受到封建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种种矛盾冲突。这既体现了在封建大家庭里老年人的特殊意义与重要作用、崇高的威望与凝聚力，又揭示了长辈对晚辈的绝对权威与压抑。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府。这是一个集贵族、官僚、地主为一体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庞大家族，它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正是贾府的太夫人，八十多岁的史太君。这个封建大家族按照年龄、辈分以及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许多复杂的等级。作者曹雪芹在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对这种家族内部的等级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先看祭祀宗祠时的情景：
众人围随着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幔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居中悬着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影。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到阶上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内。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妻子，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于供桌前，方传于王夫人。王夫人传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下阶，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得无一隙空地。
祭祀宗祠是家族的神圣大事，也是家族内尊卑贵贱的等级表现最为鲜明的时刻。由曹雪芹的描写，可以看出，以贾母为首的老人在贾氏家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并拥有最大的权力。而贾府元宵夜宴的场面则是：
贾母归正坐，贾敬贾赦等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价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一面说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两旁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妇小厮丫环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坐。
元宵夜宴虽然远不及祭祖隆重严肃，属于贾氏家族内部的家宴，但仍然以贾母为中心，其次是贾敬贾赦等辈分年龄次一等的人物，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大家族内部权力等级结构的生动写照。在这样的大家族里，较年轻的一辈只能服从老一辈人的权威，至于更年轻的一代，那就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自主。在《红楼梦》的第九十六回中，贾宝玉的婚姻大事如何确定的过程，又是另一个生动的例证。
贾母叫贾政等人来商议宝玉的婚姻。说道：“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话与你说，不知你听不听？”说着，掉下泪来。贾政忙站起来说道：“老太太有话尽管吩咐，儿子怎敢不遵命呢。”贾母说要给宝玉选择宝钗成亲冲喜，以让宝玉病愈。贾政复站起来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想法儿疼孙子，做儿子的还敢违拗？老太太主意该怎么便怎么就是了。”贾政对贾母的安排，原不愿意，只是贾母做主，不敢违命，勉强赔笑说道：“老太太想的极是，也很妥当。”
可见贾政对宝玉在病中就与宝钗成婚一事，本来并不赞成，但贾母的话是不容下一辈辩驳的，不高兴也只能照着办，家族中老年人的权威之大由此可知。
中国古代社会中敬老养老风俗的形成，虽然封建统治者有意识、有目的地提倡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敬老养老是人道主义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体现，所以才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得到社会的承认与保持。
社会对老年人的敬重与爱戴，首先是因为这些年老长者曾经对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抚养子女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的努力理应受到后生子女及社会的尊重。此外，老年人的才能与智慧并不因其年老体衰而失去意义，相反，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老年人积累的经验和他们的生产技能还十分有用，完全可以对后来者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帮助。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生活，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鲁国，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在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孔子说了一段著名的话：
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意思是说，孔子到三十岁开始自立，四十岁开始透彻了解社会与人生，五十岁的时候，自觉认识到上天对自己的工作赋予的崇高使命，到了六十岁，对别人的话都能听得进去而不逆耳，七十岁的时候，凡是心里想做的事情，做起来都合乎准则，不会偏颇失误。孔子的话，虽然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在经验和智慧方面比青年人占有更大的优势，更容易达到自己理想的写照，因而成为千古名言。
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虽然明显地不如青壮年，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还能做一些轻微的劳动，如料理家务、照看孩子等。但老年人可以为社会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他们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智慧。战国时，秦国攻赵，赵国求救于齐，而齐国出兵的条件是以赵太后的幼子长安君作为人质。太后不肯，大臣纷纷进谏，太后对左右宣布说：“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由于太后的固执己见，赵国面临着覆亡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老臣触龙求见太后，以巧妙的方式开导太后，为长安君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着想，使太后终于欣然赞成以长安君为人质，换得了齐国的援兵，解除了困难。（《战国策》）
唐代武则天时的老臣张柬之，也为时人所重。武则天曾问宰相狄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说：“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武后说：“欲用为将相。”狄仁杰回答说：“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当时张柬之已七十多岁，武后于是擢升柬之为洛州司马。过了好几天，武后又要狄仁杰推荐人才，仁杰说：“前不久推荐的张柬之，不是还没有任用吗？”武后回答说：“已经提拔了。”仁杰回答说：“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张柬之的才干与狄仁杰等人的大力推荐，他终于在七十多岁时担任宰相之职，并且在武则天病重时发动宫廷政变，使唐中宗复辟，为唐王朝立了大功。（《资治通鉴·则天后久视元年》）唐代的另一位著名医学家孙思邈，九十多岁还视听不衰，神采甚茂，著《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两本医典，总结唐代以前的医学临床经验和理论，对中国医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当时人称他为“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旧唐书·孙思邈传》）他一直活到一百零一岁才去世。这样的老人，自然是受到社会的爱戴与尊敬的。
西周时的姜太公吕尚，更是古代有名的老年政治家与军事家。传说他一生穷困，曾经“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仍然郁郁不得志。直到七十岁时，西去周地，垂钓于渭水之滨。周文王出猎，遇吕尚于渭水之阳，认为这是一个异人，向他请教，一谈之下，文王十分喜悦，说道：“我的先君太公曾告诉我，上天会派遣圣人来到周地，周国会因此而兴盛。想来您就是这个圣人，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用自己的车马载着吕尚回到周都，而吕尚从此也得到“太公望”的称号。
周文王以隆重的礼节拜吕尚为师，与他商议如何振兴周国和倾覆商朝。据说，吕尚为周文王策划了许多奇谋密计，使天下三分之二都归于周的版图。文王逝后，又辅佐武王灭商，开创了周王朝的新纪元，成为周的大功臣，并被封于齐地为王，成为齐国的始祖。（《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一生的事业与成就，都是在七十古稀之年以后才取得的，他是中国古代老年人智慧与计谋的化身，“后世之言兵者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中，老年人在家庭、家族以至于整个社会都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呢？
首先，这种情况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特点的农业社会中，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它周期性很强，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因而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生产活动。而经验的积累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的，在这方面，老年人自然占有较大的优势。此外，在农业社会中，老年人一般是土地、房舍等家庭财产的所有者，子女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对家庭财产没有支配的权利。这种情况也增加了老人在家族中的权威。
其次，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对老年人在家族中的权威也起了强化的作用。宗法制度从先秦时期的诸侯分封制度演变而来。在宗法制度下，家族的嫡长子世代相传，继承家族的地位和财产，负责本族的祭祀活动，称为“大宗”。而次子则另立门户，成为新的宗族的祖先，称为“小宗”。这些不同家族的最高权威称为“宗子”或“族长”，当然由家族中辈分最高，年龄最大，又有一定能力的老年人担任，家族其他成员对“宗子”完全服从。正如宋代苏轼所说：“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则为之加服；犯之，则以其服坐。贫贱不敢轻，而富贵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丧葬必赴。此非有所难行也。”（苏轼《苏东坡应诏集·策别十三》）这种严密的家族宗法制度，自然使老年人对家族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力。
再次，是由于儒家敬老养老思想的强大影响与历代封建王朝与士大夫的大力提倡。从汉代起，大量的《孝子传》、《列女传》的编纂，一次又一次对老人进行物质救济与荣誉奖励，而各种尊老敬老礼仪的举行，也使老年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巩固与提高。相反，历代王朝的法律中对不肖子孙的严厉惩罚与官吏的教化，民间舆论对不肖子孙和不尊敬老人的后辈的谴责，又使那些敢于对老年人的地位和权威挑战的少数人，在强大的法律与道德力量、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成为社会的唾弃者。这样，也使老人在家庭、家族与社会中的崇高地位难以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