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工业化
遵循列宁的思想和苏俄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只要是处在和平时期，在过渡时期就应该以经济建设作为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和最主要的任务。而在整个经济建设中又必须以工业化为首要任务，这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的要求。关于工业化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古老的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当代西方的现代化学者公认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是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重要提示。落后国家无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新工业，实现工业化，都是“生命攸关的问题”，而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来说这一问题更为重要。恩格斯在1888年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大民族没有自己的工业都不能生存。”1892年他指出：“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么，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不可能直接论述社会主义工业化，但他们高度重视机器大工业的思想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
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结束国内战争、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对实现工业化做了大量深刻的论述。首先，大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是社会主义惟一的经济基础。1918年4月29日，列宁指出：“只有这些物质条件，即大机器工业、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国家里要学会这件事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能的。”1921年3月，他指出：“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而从生产力状况的观点来看，即按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来看，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推广，是社会主义惟一的经济基础。”1921年5月他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我们在俄国，对于这一点比以前知道得具体多了。”
其次，没有现代大工业，就不能成为独立国家，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列宁认为：“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没有现代大工业，社会主义国家就难以独立，就不会有最后胜利，这是因为它们的对立面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三，大工业要建立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必须使工业现代化。“我们必须使工业更现代化，也就是说要向电气化过渡。”“因为不实行电气化，要振兴工业是不可能的。”他赞赏这句题词“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党和人民加快了苏联工业化的步伐，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尤其是把工业化作为苏联经济建设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他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化的标志下进行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共为苏联的工业化制定了总路线、基本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到1937年即十月革命后20年，苏共和苏联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落后的半工业半农业国变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使苏联的总产值由沙俄时代的世界第五位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一直保持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地位。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苏联的工业化也有严重的缺陷，这就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严重损害了农业和农民，造成了长期的产业结构畸形和粗放型增长，一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根本改善，并且是苏联解体的多种原因之一。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总的来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工业化是高度重视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工业化作了大量论述，其中刘少奇的论述尤为突出。早在1948年8月他就提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搞中国工业化。”1951年2月他提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宣部起草并经毛泽东审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印发出版。《宣传提纲》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概念，放弃原定的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此后，社会主义工业化一直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内容。1952年，经过三年恢复和发展，中国工农业总产量和总产值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现代工业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7%上升到27%。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的工业发展尽管经历了几次起落，平均增长速度仍然比较高，达到11.2%，也就是说工业化的进展是显著的，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1980年比1952年增长26倍多。1979-2000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明显快于194-1978年间平均7.3%的速度；也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年均2.5%和发展中国家年均5%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04亿元，农业增加值为14212亿元，农业产值约占总产值的15.9%，就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看，我国离工业化已很近，离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标准之一——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15%以下也不远；但我国农村人口在2002年4月占总人口的63%，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国的工业化目标仍未实现，离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标准之一——非农业人口占70%以上，仍有相当长的距离。根据我国学者的最新统计，到1998年底，我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化实现程度是73%，在109个国家中排63位，现代化的第二阶段信息化，在109个国家中排55位。
（二）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探索
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农业的试验。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权就制定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给农民平均分配土地，把农业发展水平高的田庄改造为国营农场或农业公社，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农奴制。但“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不仅在工业中不成功，更为严重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的余粮收集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1921年春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符合农民的利益，适应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促进了苏俄农业的发展及走向现代化。1925年苏俄的农业先于工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较快地发展直到1929年上半年。1929年下半年，斯大林和苏共抛弃了新经济政策，掀起了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严惩破坏了农业。1934年全盘集体化运动基本完成，集体农庄成为苏联的基本农业制度。这种制度为苏联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不能促进农业发展。在这种世界上首创的“大锅饭”农业制度下，农业的机械化、化肥化和电力化等科技水平有很大提高，甚至一度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但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到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沙皇时代1913年的最高水平。直到苏联解体时，其农业问题一直没有成功的解决。
在我国，新中国建立后前29年的农业发展是非常曲折的。1949年，占中国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耕地的约75%，占农村人口90%多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只占有约25%的耕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当时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只占全国人口的26.7%。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据统计，全国经土改被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共7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6.5%，得益农民约3亿人，占农村人口的60%70%，他们单是免交地租一项每年即达700亿斤粮食。经过土改，农村各阶层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土改，劳动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1950-1952年，各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7.8%、9.4%和15.2%。在广大农村实行土改的同时，在城市工矿、交通、建筑、搬运等企业中，开展了反对封建把头、恶霸等压迫剥削的民主改革运动。
1953年开始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进行得比较稳步和基本健康。1955年7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大大助长了原已存在的“左”倾情绪，很快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原定在15年内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只用3年多就完成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已脱离了农业生产力水平，正是在推行高级社的1956年，农业生产的增长率开始下降，牲畜有所减少。1958年下半年在已经脱离生产力水平的高级社基础上，一哄而起，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农村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农业发展，造成1958-1961年全国性的困难局面。1960年同1957相比，全国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2.7%，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20%，原本就很低的食油消费量下降23%，猪肉消费下降71%；城镇职工的生活水平下降约30%。
面对危局，党中央又开始1959年被中断了的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1960年8月底李富春和周恩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八字方针”。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最后修订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了积极作用。“农业六十条”的实质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重大变更，以恢复和发展遭到极大破坏的农业生产。实行“农业六十条”，从1963-1965年中国农业得到了明显恢复。1965年棉花产量达到209.8万吨，比1957年增长27.9%；粮食达到3891亿斤，接近但仍未达到1957年的3901亿斤。从1958年到1965年的八年中粮食竟未增长1斤，可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农业的危害之大！十年“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财政收入损失极大，但由于搞“以粮为纲”，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苦撑危局，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下，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步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然而，棉花产量只达到205.5万吨，比1965年的209.8万吨减少了4.3万吨，11年未增长1斤，这是以“阶级斗争”和“以粮为纲”的严重消极后果之一。
（三）新时期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经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我们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逐步确立了以现代化建设为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基本理论，为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建立了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使农业发展有了合理的制度。工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在建立之中。在20余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论经济理论或者实践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国际舆论誉为“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被党的“十五大”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其中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纲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纲领根据中国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这一纲领规定了中国在21世纪中叶前50多年的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分配方式、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要求和目的，初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中最基本的诸多难题。
在邓小平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9404亿元，按汇率法计算，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0美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约占16%，第二产业约占44%，第三产业约占40%。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206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的GNP为41122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人均GNP为3291美元，居世界第128位。不论按汇率还是按PPP计算，中国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发生阶段性变化的重要标志。
根据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非常积极的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麦迪森认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美国维持在3%，中国将在2015年-2020年成为占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强经济国。只要处理好稳定、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处理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教科文发展的关系，中国在2050年前在人均收入方面成为世界中等国家，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