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
斯密的价格理论建立在要素报酬率的假设之上。他用四章的篇幅阐述决定在任一既定时期内通常或平均报酬率水平的各种力量。他应用简单的需求和供给分析来达到这个目的，竭力对不同种类的要素报酬加以区别。
第八章讨论工资。工资是使用劳动要素所支付的报酬，由需要的阶级（企业家、农场主）付给出卖劳动力的人。工资由协商或合同决定，在平衡过程中雇主居于有利地位，因为当代法律只允许他们联合。但除此以外，双方讨价还价力量将自动受供求关系的影响。
工资率的高低，取决于可以获得的劳动供给和用以购买劳动的基金。斯密认为从长期看，工资的最低限度取决于维持生计的最低费用。这种维持生计工资是长期劳动价格，是自然或均衡工资率，他通过三种情况去说明。
（1）均衡状态。劳动的供求使劳动力得到均衡工资。只要人口和工资基金不变，即具备静止的均衡状态的条件。
（2）衰退状态。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实际工资降至维持生计工资以下，人口和工资基金均下降，直至收入和资本所能维持的水平。
（3）上升状态。工资基金增长，使工资率超过维持生计水平，此时人口增长。
三种情况说明同一基本原理：对人的需求也和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定会调节“人的生产”。
二
熊彼特写的“读者指南”为：
“第八至十一章完成了第一编自成一体的论证。虽然这种论证的轮廓被大量说明性事实所遮盖，而这些事实又常常迫使作者的论述脱离主题，但它还是很美的。这几章讨论的是‘什么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工资率和利润率以及什么情况‘支配’地租（第63页）。这几章总结和协调了18世纪的分配理论，把它传给了19世纪的经济学家，而19世纪的经济学家则感到从这几章起步较容易，因为亚当？斯密的学说很疏散，在许多方面都能加以发展。斯密身上的种种弱点凑在一起，反而使他当之无愧地居于领导地位。读者应该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论述工资问题的第八章，勾画出了工资基金说（第69页）和最低生活费用说（第67-68页）的雏形，这两种学说也许是斯密从杜尔阁和重农学派那里学来的，斯密的英国后继者们极为重视这两种学说。不仅如此，该章还包含有另一成分，而斯密的后继者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成分的重要性。这一成分隐藏在他的一句很精辟的话中，即：‘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着重号系熊彼特所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第73页）。虽然斯密讲的这句话的意图不十分清楚，但是这句话却是从完全不同于李嘉图的角度来说明工资问题的。”
劳动的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物属于劳动者。没有地主和雇主要求同他分享。
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劳动工资会随着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而提高。一切东西都会变得更加便宜。用较小量的劳动就能把它们生产出来。在这种状态下，等量劳动生产的商品自然会彼此交换；因此，较小量劳动的产物也可以买到它们。
但是，虽然所有的东西在实际上会变得更加便宜，许多东西在表面上比以前却会更贵一些，会交换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例如，让我们假设，在大多数的行业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到十倍，即一天的劳动能生产出相当于最初十倍的工作量；但在某一行业中劳动生产力只提高了一倍，即是说一天的劳动只能生产出最初二倍的工作量。用大多数行业中一天劳动的产物去交换某一行业中一天劳动的产物，前者的原始工作量的十倍只购买到后者的原始工作量的二倍。因此，后者的任何数量，例如一磅，似乎比以前要贵五倍。可是实际上，它要便宜一半。虽然要用其他货物五倍的数量去购买它，却只需有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生产它。因此，获取会比以前容易一半。
但是这种由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的原始状态，在初次实行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后，便不能继续下去。所以，远在劳动生产力作出更重大的改进以前，那种状态便已终止，它对劳动报酬或工资的影响如何，就不必进一步去追溯了。
土地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从劳动者所能从土地种植或收集的几乎全部产物中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构成了耕地劳动所得产物的第一次扣除。
种田的人很少能维持自己生活直到收获的时候。他的生活费用一般由雇主，即雇用他的农场主垫支；除非能分享劳动的产物，除非自己的资本能带着利润收回，否则农场主是不会雇用农业工人的。这种利润是从耕地劳动所得产物的第二次扣除。
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物，也同样要扣除利润。在所有的工艺和制造业中，大部分的工人都需要有一个雇主，去为他们提供工作原料，并在完工以前为他们垫支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分享工人劳动的产物，或分享他们在所提供的原料上增添的价值；这个份额就是他的利润。
诚然，有时候可能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工人，他有足够的资本去购买工作所需的原料，并在完工以前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既是雇主，又是工人，能享受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物，或在原料上所增添的全部价值。这包含了通常归两个不同的人所有的两种不同收入，即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
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欧洲各处，为雇主工作的工人有二十个，独立工人才有一个；而劳动的工资在到处都被理解为当劳动者是一个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人是另一个人时所说的工资。
普通所说的劳动工资，在到处都依存于双方通常所订的合同，双方的利益决不是相同的。工人渴望得到的要尽可能多，而雇主则渴望付给的要尽可能少。前者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提高劳动工资；后者亦倾向于联合起来，以降低劳动工资。
然而，不难预料，在普通情况下，哪一方在争执中居于有利地位，能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条件。雇主人数较少，能更加容易地联合起来；此外，法律和政府机关至少是不禁止他们的联合，却禁止工人的联合。我们没有任何由议会通过的法律，反对联合起来去降低工资的价格；但却有许多法律反对联合起来去提高这种价格。在所有这类争议中，雇主们能撑持得更加长久。一个地主、一个农场主、一个制造业者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一个工人，普通也能靠已经拥有的资本生活一两年。而没有工作，许多工人就不能维持一星期，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更少有人能度过一年。从长远来说，雇主不能没有工人也像工人不能没有雇主一样，但是前一种必要性却不是那么迫切。
据说，我们虽然常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很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但是如果有人信以为真，认为雇主并不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真相，又不懂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的、然而又是经常的和融洽的联合，不许把劳动工资提高到各种实际比率以上。违反这种联合在到处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行为，一个雇主在他的邻人和其他雇主的心目中都要受到谴责。诚然，我们很少听到这种联合，因为这是一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通常的、也可以说是自然的状态。雇主们有时也参加特别的联合，去把劳动工资甚至降到这种比率之下。这些联合总是不声不响地偷偷地进行的，直到行动的时刻，此时工人们就毫无抵抗地屈服；他们有时是这样做的，自己虽然感到切肤之痛，别人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这种联合常常受到工人们的对抗的防御性的联合的抵制；有时没有这种挑衅，他们也自动联合起来，以提高自己劳动的价格。他们通常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物价格昂贵；有时是雇主们从他们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然而不管他们的联合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他们总是闹得满城风雨。为了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他们总是大叫大嚷，有时使用最惊人的暴力。他们是绝望的，像绝望的人那样荒唐地放纵地行动；他们要么就饿死，要么就得威胁雇主们立即接受他们的要求。在这种场合，雇主们在这一方也同样大叫大嚷，从来不停止向官吏们高声呼救，要求严格执行那些已经通过的严厉对待仆人、工人和工匠的法律。因此，工人们从这种喧嚣联合的暴行中很少得到什么好处；部分地由于官吏们的干预，部分地由于雇主们的异乎寻常的镇定，部分地由于大多数工人为了目前的生存不得不屈服，这种暴行只落得以工人领袖遭受惩罚或毁灭而告终。
但是，尽管雇主们在同自己工人的争议中一般处于优势，却有一个一定的比率，即使是最低贱的那种劳动的普通工资，也似乎不可能在长时期内降到这个比率以下。
一个人总得靠工作来维持生活。他的工资至少要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工资甚至还必须多一些；否则他就不可能赡养家庭，而这类工人的种族就不可能维持到下一代。因此之故，坎梯隆先生似乎认为，最低贱的那种普通劳工所赚得的，无论何处至少必须双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费，以便他们都能抚养两个子女；至于他的妻子的劳动的报酬，由于必需她来照顾孩子，认为只要足以维持她的生存就行。但是，根据计算，生下的儿童有一半在成年以前就要死亡。因此，根据这种算法，最穷的劳工也必须企图至少生育四个子女，以便其中两个有活到那种年纪的同等机会。但是四个儿童的必要生活费用被认为几乎等于一个成人的生活费用。同一个作者说，一个健壮的奴隶的劳动，值他的生活费用的两倍；他认为，一个最低劣的劳工的劳动，所值不可能比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更少。说到这里，看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赡养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合在一起，即使是最低级的那种普通劳动，也必须赚得比恰恰足以维持他们自己生存的要多一些；但是多多少，是按照上面所说的比例还是其他的比例，我就不去负责决定了。
可是，有某些情况有时使工人处于有利地位，他们能将工资提到大大超出这个比率；这个比率显然只是符合普通人道主义的最低工资。
当任何一国对靠工资生活的人，即对各种工人、工匠、仆人的需求不断增长，当每一年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更大时，工人就没有必要去联合起来以提高自己的工资。人手缺乏使雇主们彼此竞争，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得到工人，这样就自行打破了雇主们阻止增加工资的自然联合。
很显然，对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增长，必然同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增长成比例。这类基金可分两种：第一，超过生活费所必需的收入；第二，超过雇主们自己使用所必需的资本。
当地主、年金领取人或有钱的人的收入超过他认为足以维持自己家庭的需要时，他就把剩余的全部或一部分用来维持一个或更多的家庭仆役。增加这个剩余，他自然就会增加这种仆役的人数。
当一个独立工人，如织布匠或制鞋匠，拥有的资本比足以购买自己工作的原料及维持自己直到出售货物的需要更多时，他自然会用这种剩余去雇用一个或更多的工匠，以便从他们的工作获利。增加这种剩余，自然就会增加他的工匠人数。
因此，对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脱离它而增长。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对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需求，自然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并且不可能脱离它而增长。
不是国民财富的实际大小，而是它的不断增长，引起劳动工资的上升。因此，不是在最富的国家，而是在最兴旺发达或者说致富最快的国家，劳动工资最高。英格兰现今肯定是比北美任何地区更富的国家。可是，北美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任何地区更高，在纽约地区，普通工人每天赚美币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币二先令；造船木工，十先令六便士，外加一品脱酒值英币六便士，共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建房木工和泥瓦匠，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工人，五先令，约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这些价格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据说在其他各殖民地，工资也和在纽约一样高。在北美各处，食物的价格比在英格兰低得多。在那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饥荒的事。在最坏的季节，他们总是足够维持自己，虽然输出较少。因此，如果劳动的货币价格比在母国各处都高，劳动的真实价格，即给予劳动者的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支配能力，一定是比例更高。
但是，虽然北美还不如英格兰那么富有，它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富裕。任何一国繁荣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志，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长。在大不列颠，以及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据说在将近500年中居民未能增加一倍。而在北美的不列颠殖民地，已经发现居民人数在20年或25年之内增加了一倍。在现时，这种增加主要不是由于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由于本地人口的大量繁殖。据说，活到老年的人常常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有50个到100个，有时更多。劳动的报酬在那里如此丰厚，以致子女众多的家庭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是父母富裕和幸运的泉源。在离开父母以前，每个儿童的劳动，根据计算，能给他们带来净100镑的收入。一个带着四五个子女的年轻寡妇，在欧洲的中层或下层人民中，再婚的机会很少，而在北美却常常有人求婚，认为是一笔财产。儿童的价值，对婚姻是最大的鼓励。因此，我们对北美人民一般早婚就不觉奇怪了。尽管早婚使人口大量增长，在北美却继续抱怨人手稀少。对劳工的需求，用来维持他们的基金，似乎比能够找到的劳工人数增长更快。
虽然一国的财富可能巨大，但它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决不能预期劳动工资在那里会很高。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即它的居民的收入和资本，可能数目最大；但是如果它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那么每年雇用的劳工人数就能很容易地供给次年所需的工人人数，甚至还能超过。不可能感到人手稀缺，雇主们也不可能为争雇工人而彼此抬高价钱。反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会自行增殖，超过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经常稀少，工人不得不竞相降价，以求有工可做。如果在这种国家，劳动工资曾经高于劳工本人的生活费，并使他能赡养家庭，那么，劳工的竞争和雇主的利益不久就会使它降到与普通人道标准相符的最低比率。中国是长期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多年前访问过它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与现今旅行家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中国或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许达到的充分富裕程度。旅行家们的记载在许多其他方面虽有不同，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劳动的工资很低，工人感到难于养活一家人。如果整天在地里干活，到晚上能购得少量大米，那他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状况可能更糟。他们不像在欧洲那样，悠闲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而是背着本行业的工具，沿街不断地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乞求工作那样。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穷国家的人民。在广州附近，普通都说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家庭在陆地没有房屋，经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他们感到在那里衣食之资极为贫乏，渴望捞起欧洲船只所抛下的最脏的垃圾。任何腐臭的肉，例如死狗或死猫，虽已腐烂发臭，他们也十分喜欢，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喜欢最卫生的食物那样。婚姻在中国受到鼓励，不是由于可以从儿童身上获利，而是由于有摧毁儿童的自由。在所有的大城市，每晚都有几个婴儿被抛弃在街头，或是像小狗一样溺死在水中。做这种可怕的事情甚至说是公开的职业，许多人赖以谋生。
可是，中国虽然或许是处于停滞状态，却似乎并未走向倒退。它的城市没有一处为自己的居民所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以后就没有听其荒芜。因此，每年必然继续完成同样多或差不多的劳动，从而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没有明显减少。因此，最低一级的劳动者，尽管生活资料十分贫乏，一定能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种族，使通常的人数保持不变。
但在预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显然下降的国家。情况就会不同。在各类不同的职业中，每年对仆役和工人的需求会比前一年少。许多在上层阶级成长的人在他们自己的职业中找不到工作，会乐于在最低级的营生中找事做。最下级的营生不仅充斥了它自己的工人，而且也有所有其他阶级的人流入，对就业的竞争会十分剧烈，使劳动工资降低到劳动者生活资料十分贫乏的最可怜的地步。即使按这种苛刻条件，许多人也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就挨饿，要么就靠乞讨度日，要么或许就去干穷凶极恶的勾当。匮乏、饥荒、死亡会立即在那个阶级中流行，从那里扩展到所有的上层阶级，直到该国的居民人数减少到残存的收入和资本可以容易维持的程度，其他的收入和资本均已被苛政和灾难摧毁了。这或许差不多是孟加拉以及东印度某些其他英格兰殖民地的现状。在一个人口已经大量减少而土地肥沃的国家，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如果每年还有三四十万人饿死，我们可以肯定说，那里用于维持劳动贫民的基金一定在迅速减少。保护和治理北美的不列颠宪法与压迫和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在本质上的区别，通过这些国家的不同现状或许可以得到最好的说明。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反之，劳动贫民的生活资料贫乏是停滞状态的自然征兆，而他们的饥饿状态则是迅速倒退的自然征兆。
在大不列颠，现时的劳动工资显然比使劳动者能赡养一个家庭所必需的要多。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找证据，不必去对可以这样做的最低数目进行繁琐的靠不住的计算。有许多明白的征兆，可以说明劳动工资在这个国家没有一处是受这种与普通人道标准相符的最低比率支配的。
第一，在大不列颠的差不多所有地方，即使是在最低的那种劳动中，也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的。然而由于燃料开支巨大，一个家庭的维持费在冬季最高。当支出最低时工资却是最高，显然工资不是受这种开支的必要性支配的，而是受工作的数量和认定的价值支配的。诚然可以说，一个劳动者应当储蓄夏季工资的一部分以应付冬季的开支，因此，他的全年所得并未超过全年维持家庭所必需的数目。可是，一个奴隶，或是一个绝对依赖我们才能生活的人，也不会受到这种对待。他每天的生活资料会同他每天的需要成比例。
第二，在大不列颠，劳动的工资并不随着食物的价格波动。食物的价格到处都是一年与一年不同，常常是一月与一月不同。但在许多地方，劳动的货币工资有时候半个世纪都保持不变。因此，如果在这些地方物价腾贵时，劳动贫民尚能赡养家庭，那么在东西比较丰富的时候他们一定过得很舒适，而在物价极其低廉的时候，生活一定很优裕。近十年来食物价格高昂，在这个王国的许多地区并未伴有劳动价格的显著提高。的确，在有些地方有所提高，但那可能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长，而不是由于食物价格的上涨。
第三，就不同年度说，食物价格的变动比劳动工资的变动大；而就不同地区说，劳动工资的变动则比食物价格的变动大。在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面包和肉类的价格一般相同或大体相同。这些以及其他大部分零售的东西（按劳动贫民购买一切东西的方式），在大城市同在边远地区一样便宜或者更便宜些，其理由我将有机会在下面说明。但是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工资，却常常比几英里以外高出1/4或1/5，即高20%或25%。在伦敦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每天18便士。隔几英里远的地方，它就降到14至15便士。爱丁堡及其附近的价格为10便士。隔几英里它就降到8便士，这是苏格兰低地大部分地区一般劳动的普通价格，在那里比在英格兰的变化要少得多。这种价格上的差异似乎总是不足以驱使一个人从一个教区移居另一个教区，却必然会使体积最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往另一个教区，甚至从国内或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往另一个角落，因而不久就会使它们降到大体相同的水平。尽管常常说到人性善变，不能始终如一，凭经验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似乎显然是安土重迁的。因此，如果劳动贫民能在劳动价格最低的地区赡养家庭，那他们在劳动价格最高的地方就能过富裕的生活。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化不仅在地点或时间上不与食物价格的变化相一致，而且常常相反。
谷物是普通人民的食品，它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贵，前者从后者每年得到大量的供应。苏格兰购入谷物，英格兰供应谷物，谷物在苏格兰的售价一定比在英格兰贵，而同一质量的谷物，英格兰的谷物则不可能比进入市场进行竞争的苏格兰谷物售价更高。谷物的质量主要依存于它在磨坊磨粉的数量，在这方面英格兰的谷物优于苏格兰的，虽然从表面上看，从与它的体积大小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来看，英格兰的谷物是贵一些；但从实际上来看，从它的质量上来看，甚或只从它的重量上来看，英格兰的谷物一般都要便宜些。反之，劳动的价格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贵。因此，如果劳动贫民能在联合王国的这一地区即苏格兰赡养家庭，那么在另一地区即英格兰一定可以过富裕生活。诚然，燕麦面是苏格兰普通人民的大部分最好的食物，比起他们在英格兰的同一等级人民的食物来要差得多。可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并不是他们工资不同的原因，而是工资不同的结果；虽然出于一种奇怪的误解，我常常听到把它说成是原因。一个人富而他的邻居穷，并不是因为他出门坐车而邻居走路，而是因为他富才备得起马车，因为邻居穷才不得不走路。
在上个世纪中，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的谷物比在本世纪贵。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它的证据对苏格兰来说比对英格兰来说更具有决定性。在苏格兰，它是由政府档案来证明的，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对每一县的各种谷物的价格进行宣誓评估。如果这种直接证据还需要有任何旁证来加以确认的话，我可以说，法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欧洲大部分其他地区的情况或许也是如此。在法国方面，有着极为明确的证据。如果说在联合王国这两个地区谷物的价格上世纪比本世纪略为贵些是肯定的事实，那么劳动更贱一些也同样是肯定的事实。因此，如果劳动贫民那时能赡养家庭，那么他们现在一定是日子容易过些。在上个世纪，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普通劳动的通常日工资是夏季六便士，冬季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和西部各岛仍继续支付差不多相同的工资，一星期三先令。在苏格兰低地的大部分地区，普通劳动的最通常的工资现在是每天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在毗连英格兰的各县（或许是由于这种邻近的关系），是十便士，有时是一先令；还有在少数其他地方，最近对劳动的需求大为增长，如格拉斯哥、卡隆、艾尔郡等地，情形也是一样。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改进，在英格兰开始得比在苏格兰早得多。对劳动的需求，从而劳动的价格，必然随着这种改进而增长。因而，在上个世纪也像在本世纪一样，劳动工资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高。从那时以来，工资已大为增长，不过由于在不同地区所支付的工资变化较大，很难确定究竟是多少。1614年，一个步兵的饷银像现时一样，每天八便士。在初次规定这个数目时，当然会考虑到普通劳动者的通常工资，步兵普通是从这类人中抽调来的。在查尔斯二世时代写书的最高法院院长海尔斯计算，一个劳工家庭的必要开支，包括父母、两个能做些事情的子女和两个不能做事的子女，是每星期十先令，即一年26镑。如果他们不能凭劳动赚得此数，他认为他们就必须去乞讨、去偷来凑足。他似乎十分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格雷戈里？金先生在政治算术方面的技能是达夫南博士所极力称赞的，他在1688年计算，劳动者和外仆的普通收入，每个家庭每年为15镑，他假定一个家庭平均说来包括三个半人。因此，他的计算表面看来虽有不同，在实际上却与海尔斯法官的计算非常接近。两人都认为，这种家庭每星期的开支大约是每人20便士。在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和支出自那时以来已大为增长；有的地方增加得多一些，有的地方少一些；但所增加的，不及最近刊布的关于现今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多。必须指出，劳动工资在任何地方都是难于确切断定的，因为在同一地方对同一种劳动常常支付不同的价格，不仅要看工人的不同能力，还要看雇主是慷慨还是吝啬。在工资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只能确定什么是最普通的工资经验似乎表明，法律从来不能对工资作出适当的规定，虽然常常企图要这样做。
在本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者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或许比它的货币价格增长的比例更大。不仅谷物已经略为便宜，而且成为勤劳贫民惬意和卫生的食物其许多也变得大为低廉。例如土豆在王国的大部分地区价格比在三四十年前便宜一半。萝卜、胡萝卜、卷心菜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些东西过去只有用锄头才能种植，现在普通都用犁来种植。所有各种蔬菜都更加便宜。大不列颠消费的大部分苹果甚至洋葱，上个世纪都是从佛兰德进口的。亚麻和呢绒粗制业的大大改进，使劳动者能得到价格较廉和质地较好的衣服；粗金属制造的大大改进，使他们能得到较低廉的和较好的劳动工具，以及许多惬意的和便利的家用器具。肥皂、盐、蜡烛、皮革和酵母酒的确已经变得大为昂贵，主要是由于对它们课征的税捐。可是，劳动贫民，必须消费的这些东西的数量很小，它们的价格上涨可以为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下落所抵消而有余。普遍抱怨的奢侈之风已经波及最下层的人民，劳动贫民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前使他们感到满意的食物、衣着和住所，这就可以使我们深信，不仅是劳动的货币工资，而且是劳动的真实报酬已经增加了。
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应当看做对社会有好处呢，还是没有好处？答案似乎一看起来就是十分明白的。仆役、劳动者和各种工人占每一个巨大的政治社会的人口多数。大部分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决不能看做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当绝大部分成员贫穷困苦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确实是兴旺发达和幸福的。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自己也能分得自己劳动产物的一部分，以便能得到勉强过得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时，那才算得是公平。
贫穷无疑不会鼓励人们结婚，但并不能永远阻止人们结婚。它甚至似乎是有利于生育后代。一个苏格兰高地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生育20多个子女，而一个娇生惯养的胖太太常常一个不生，一般也就是生两三个。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常见的不孕症，在下流社会的妇女中极不常见。女性的豪华奢侈或许可以燃起享乐的情欲，却似乎总是削弱生育的能力，常常是完全摧毁这种能力。
但是贫穷虽然不能阻止生育，却极其不利于抚养儿童。幼嫩的植物出生了，但出生在寒冷的土壤中和严峻的气候里，不久就会枯萎和死亡。我常常听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个生育20个子女的母亲没有两个能活着，是常见的事。有几个经验丰富的军官告诉我，在他们部队出生的士兵子女远远不能补充本部队的士兵人数，甚至从来不能为它提供吹鼓手。可是，在军营附近能见到别处所见不到的大量的可爱的儿童。看来他们很少能活到十三四岁。在有些地方，一半的出生小孩不满四岁就死去；许多地方不满七岁；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不满九岁或十岁。可是，这样高的死亡率到处主要是在普通人民的儿童中看到，他们没有能力像处境较好的人那样去抚养儿童。虽然他们结婚后一般能比上流社会的人更能生育子女，他们的子女能活到成年的却比例较小。在弃儿养育院中，在由教会慈善堂抚养的儿童中，死亡率比在普通人民的儿童中更高。
每一种动物都自然而然地与他们的生活资料成比例地繁殖，超过了这个比例没有一种能够繁殖。然而在文明社会中，只有在下层人民中才因生活资料的贫乏而限制了人类的进一步繁殖；其途径就是摧毁他们的多育婚姻所生下的大多数子女。
丰厚的劳动报酬使他们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供应，从而能养活更多的子女，这样自然就会拓宽和扩大上述限度。还有一点值得指出，上述限度的放宽程度必然会同对劳动需求所要求的程度尽可能地保持相同的比例。如果这种需求不断增长，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生殖，使他们能用不断增加的人口去供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如果劳动报酬在任何时候比为此目的所需要的更少，人手缺乏不久就会使之提高；如其在任何时候比所需要的更多，人口过度繁殖就会使之降到这个必要的比率。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量不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量过多，不久均会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情况所要求的适当比率。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对人口的需求也像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调节着人口的生产；当其进展太慢时使之加快，当其进展太快时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正是这种需求调节和决定繁殖的状态；它使得繁殖在北美迅速进行，在欧洲缓慢而逐渐地进行，在中国完全停止进行。
据说，一个奴隶的损耗使他的主人遭受损失；但是一个自由佣工的损耗则是使他自己遭受损失。可是，后者的损耗也像前者的损耗一样，使他的雇主遭受损失。支付给工匠和各种佣工的工资，必须使他们能按照社会需求的增加、减少或停滞，维持工匠和佣工的人数。但是，虽然自由佣工的损耗同样也使雇主遭受损失，一般却比奴隶使他遭受的损失少。由于替代和修补的基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奴隶的损耗方面，普通是由漫不经心的主人或疏忽大意的监工经管的，而在自由人方面，用于同一目的的基金则是由自由人自己经管的。富人持家中一般流行的杂乱无章自然也会浸入对前者的经管，而穷人的严格节约和精打细算自然也会在后者的经管中得到贯彻。在这两种不同的经管下，同一目的一定会要求不同程度的支出去达到。因此，从不同时代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会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终归要价格低廉一些。即使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些普通劳动工资非常高的地方，发现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劳动的丰厚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劳动的丰厚报酬的抱怨，就是对最大的公共繁荣必然产生的因果关系的惋惜。
或许应当指出，正是在进步状态中，即不是在社会已经达到极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它不断变得更加富裕的时候，劳动贫民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是最幸福最舒适的。在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时，生活艰苦；处于衰落状态时，生活悲惨。进步的状态对社会所有各阶层的人民实际上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和心满意足的状态。停滞的状态是枯燥无味的，衰落的状态是令人悲伤的。
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人口繁殖，又增进普通人民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对勤勉的激励；勤勉也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品质一样，越受到鼓励就越增进。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加劳动者的体力；改善生活状况的美妙希望，或许在丰衣足食中终其一生，这会促使他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工资高的地方我们总是看到工人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加积极、更加勤劳、更加敏捷；例如，在英格兰就比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市周围就比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有些工人如果能在四天之内赚到一星期的生活费，那三天就不工作。然而，这决不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反之，当工人通过计件工资得到丰厚报偿时，常常操劳过度，在几年之内损伤了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在伦敦，以及在某些其他地方，据说一个精力充沛的木匠不能维持到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许多其他行业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如像在制造业中，甚至在工资比普通高的农村劳动中，工人一般也是如此。几乎每一类工匠，由于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中操劳过度，常患某种职业病。拉穆志尼（Ramuzzini）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医生，曾经写了一部有关这种疾病的专门著作。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算做是我们中间最勤勉的人。但是当士兵们从事某种具体工作并且通过计件得到丰厚报酬时，他们的军官们常常不得不为参加工作的人规定每天赚得的钱按支付的比率不得超过一定的数目。在作出这种规定以前，相互竞争和多得的欲望常常促使他们工作过度，以致因劳累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常常有人高声抱怨，一个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是另外三天偷懒的真正原因。一连几天从事大量的劳动（不论是脑力方面的还是体力方面的）以后，大多数人都渴望放松一下，这种欲望如果不受到强力或某种巨大的必要性限制，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本性的要求，必须用某种恣纵去满足，有时只是悠闲自得，有时则需有娱乐和消遣。如果不依从，后果常常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或迟或早几乎总是要带来特殊的职业病。如果雇主们总是听从理智和人道的命令，他们常常就会使自己的许多工人操劳适度而不是过于兴奋。我相信可以发现，在每一种行业中，适度工作因而能经常工作的人，不仅能使他的健康保持得最长久，而且在一年之中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有人认为，在物价贱的年份，工人们一般比通常更懒惰，而在物价贵的年份则更勤勉。因此得出结论说，生活资料丰富会使他们的勤勉放松，而生活资料贫乏则会使之加速。比普通略为丰富一些会使某些工人偷懒，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说这会影响到大多数人，说人们在营养不良时会比在营养充足时一般要工作得更好些，说人们在沮丧气馁时会比在兴高采烈时一般要工作得更好些，说人们在常常害病时会比在常常健康时一般要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应当指出，饥荒的年份，在普通人民中常常是疾病和死亡的年份，这不能不使他们劳动的产物减少。
在丰富的年份，佣工们常常离开他们的雇主，去碰碰运气，看凭自己的勤勉能赢得多少生活资料。但是同样的食物价格低廉也增加了预定用于佣工维持费的基金，因而鼓励雇主们，特别是农场主，去雇用更多的佣工。在这种场合，农场主期望用自己的谷物多维持几个劳动佣工，会比将其在市场低价出售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佣工的需求增加了，而答应供给这种需求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劳动价格常常在物价贱的年份上升。
在缺乏的年份，生活资料的取得既困难而又不确定，使所有这样的人急于回到雇主那里去。但是食物价格昂贵减少了预定用于维持佣工的基金，促使雇主们宁愿减少而不是增加现有雇工的人数。在物价贵的年份，贫穷的独立工人也常常消耗了用来为自己备办工作原料的少量资本，因而变成谋取衣食的雇工。工作岗位少而想要得到的人多；许多人愿按低于普通的条件去得到它，因而在物价贵的年份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常常下降。
因此，所有各种雇主在物价贵的年份比在物价贱的年份，常常能从他们的佣工得到更大的好处，发现他们比以前更加温顺，更加服从。因此，他们自然称赞物价贵的年份更有利于生产。此外，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阶级，还有另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贵的年份。地主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食物的价格。可是，设想人们在为自已工作时会比在为他人工作时一般要工作得少些，那是最荒谬不过的了。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甚至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帮工一般更为勤勉。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全部产品，而后者则要和雇主分享这种产品。前者处于自己的分离独立状态，较少受不良同伴的引诱，这种同伴在大工厂中常常败坏他人的道德。独立工人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不论做多做少工资和维持费都是一样的佣工来，优越性可能更大一些。物价贱的年份会提高独立工人对帮工和各种佣工的比例，而物价贵的年份则会降低这种比例。
麦桑斯（Messance）先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在圣艾蒂安选举中担任税收官，他企图通过比较在三种不同的制造业中所生产的货物的数量和价值，来表明穷人在物价贱的年份比在物价贵的年份能做更多的工作：一种是在埃尔伯夫进行的粗毛织业；一种是麻织业，一种是丝织业，均在卢昂的整个地区进行。根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来的报告，所有这三种制造业中生产的货物的数量和价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一般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大；在物价最低的年份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最大，在物价最高的年份，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最小。这三种制造业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它们的产物虽然一年与一年略有不同，但是整个说来，却既没有后退，也没有前进。
苏格兰的麻织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业，都是正在发展的制造业，每年生产虽然略有变化，但是数量和价值两方面一般都在增长。可是，通过考察它们已经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我没有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同每年物价的贵贱有任何明显的关联。1740年是巨大的缺乏年份，两种制造业确实看起来生产下降很大。但在另一个巨大的缺乏年份，1756年，苏格兰的制造业却比在普通年份进展更大。在美洲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约克郡的制造业确实生产下降了，直到1766年，产量才上升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及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年，嗣后一直不断增长。
所有向远方出售产品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其说依存于其所在国的各年物价的贵贱，不如说依存于影响消费国需求的各种情况：依存于和平或战争；依存于其他竞争性制造业的繁荣或衰落；依存于主要消费者的高兴或不高兴。此外，可能在价贱年份完成的大部分特殊工作，从来不进入制造业和公共登记册。离开雇主的男佣工变成了独立劳动者。妇女回到父母身边，普通从事纺织，为自己和家人添置衣服。甚至独立工人也并不总是为向公众出售而工作，而是受雇于一些邻人，从事家用制造。因此，他们的劳动产品常常不列入公共登记册中，这些登记册公布的记录有时十分夸张，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常常据以虚幻地宣称这个最大帝国是如何的繁荣或衰落。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仅不和食物价格的变动总是一致，而且常常完全相反，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食物的价格对劳动的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劳动的需求；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依其是增加、不变或减少，即是要求人口增加、不变或减少，决定着必须向劳动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就是由购买这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决定的。所以，虽然在食物价格低的地方有时劳动的货币价格很高，但是如果食物价格高而需求保持不变，劳动的货币价格还会更高。
正是由于在突然的和特殊的丰富年份对劳动的需求增长、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缺乏年份对劳动的需求减少，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上升，有时下降。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丰富年份，许多产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以雇用比上年所雇数目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个特别数目的工人不能总是雇到。因此，不能雇到更多工人的雇主彼此竞出高价，以求雇到他们，这有时就提高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
在突然的和特殊的缺乏年份，情形恰好相反。预定用于雇用工人的基金比上一年少。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彼此竞相削价以求得到工作，这就有时降低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1740年是特别缺乏的一年，许多人愿意但求生存而工作。以后几年是丰富的年份，比较难于雇到劳动者和佣工。
价贵之年的匮乏，通过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而食物的高价则倾向于提高劳动的价格。反之，价贱之年的丰富，通过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劳动的价格，而食物的廉价则倾向于降低劳动的价格。在食物价格的普通变化中，两种对立的原因似乎彼此抵消；这或许是劳动工资比起食物价格来，在到处都是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部分原因。
劳动工资的增长必然提高许多商品的价格（这是因为这种价格中所包含的工资部分提高了），从而倾向于减少它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消费。可是提高劳动工资的同一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倾向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使较少量的劳动能生产较大量的产品。雇用大量劳工的资本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极力将工作做适当的划分和分配，使之能生产出数量可能最大的产品。为了同样的原因，他力图向工人提供他自己或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一个工场的劳动者中所发生的事情，出于同一原因，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中也会发生。工人的数目越多，他们就更加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职业和工种。有更多的头脑用于发明完成每一种工作的最适当的机器，这就更有可能实现这种发明。因此，许多商品由于这种改进，能比以前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从而劳动价格的提高会被劳动数量的减少所抵消而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