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迁，绰号鼓上蚤。这个绰号不大好理解，鼓上的跳蚤？什么意思？谈歌不明白了许多年。后来，有一个学问家告诉谈歌，这不是一般的鼓，是指架在衙门口的那种立着的鼓。你想啊，那鼓面多光滑啊。可是跳蚤能爬上去，活动自如，高兴了，还能在上边跳舞，还掉不下来。这得是一只什么样的跳蚤啊？这应该是一只具有特殊专长的跳蚤。它如果考大学，也得加分啊。由此说，鼓上蚤大概是称赞时迁的偷技高明的意思。专家一级的？或者说是跳蚤群体中的特种部队？
无须抬杠，时迁是个货真价实的小偷儿，也是一个偷窃技术高超的小偷儿，还应该说，时迁是当代小偷儿们需要顶礼膜拜的“劣祖劣宗”。
时迁还是个挺招人待见的小偷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读者阅读《水浒传》时，往往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心理，谈歌自己也觉得奇怪，觉得自己是不是神经不正常了。我怎么会待见一个小偷儿呢？可以想啊，如果我们在大街上被偷儿扒了钱包，或者说我们去商场买东西，出门一看，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已经不翼而飞了，我们还会喜欢小偷儿吗？你肯定不喜欢。要是硬让你喜欢，你得骂娘。可是为什么读罢《水浒传》，会喜欢时迁这个小偷儿呢？
这里边只有一个答案：时迁没有偷到我们自己头上。前几天，一个名叫张大明的朋友十分痛苦地（不是九分痛苦）告诉谈歌，他从前是很同情小偷儿的，穷嘛！更同情那些在街上被抓获，而遭群众暴打的小偷儿，为什么这样吗？不就是偷了你们的钱包吗，能有几个钱呢？何必这样暴打人家呢。如果有办法，谁愿意当小偷儿呢？小偷儿也是弱势群体嘛！这是张大明的一贯理论。可是这些日子，张大明对小偷儿是一点儿也不同情了，近乎恨得咬牙切齿，如果他在街上撞见了被抓获的小偷儿，他也会奋力挤进人群，狠狠打几下子便宜手呢。为什么？他也被偷了。那天，他的老母亲住院，需要住院押金。张大明在交费的时候，五千元的现金被时迁的后人偷去了。为此事，他的老母亲险些没能住上院，差点儿耽搁了。他能不恨吗？恨得五脏俱焚。真应了那句话了，事情不打到谁的头上，谁不知道难受。
偷窃是一个行当，谈歌相信，有了人类，就有了这种行为方式，而且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方式。自古以来，小偷儿就被人们责骂着。他们是不劳而获的具体实践者，他们是一群像蚊子一样偷偷摸摸的吸血者。但是也有这样一个事实不容忽略，即时迁这类人物，常常让人们看着高兴。为什么？他们总是偷富人嘛。似乎小偷儿也有了阶级性？是无产阶级行为？饥寒起盗心嘛，偷盗都是穷人的事儿。这么说是穷人的专利？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时迁为什么不偷穷人，穷人家里也没什么可偷的嘛（不过得提醒一句，穷人也丢东西，贼不走空，是老理儿。富人们有了看家护院的，有了保镖，贼们不容易得逞，着急了也找穷人下手。偷点儿是点儿。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的事儿并不乏见，谈歌的家里，一年丢了三辆自行车）。按照大众的理论，偷儿们应该去偷富人，去偷那些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们，让那些穷兮兮的人们看着听着也解气。活该！谁让你有钱呢。这种理解对吗？
不用回避，这里边有司空见惯的仇富心态在作祟。也就是说，穷人看着富人有钱，眼气。别说让时迁们偷窃了一回或者八回，就是你们家着了天火，也应该。谁让你们家有钱呢！这是当前一种常见的社会心态，不在谈歌这篇文章的讨论之内，不提。咱们接着说时迁。
时迁这种手艺在梁山上凤毛麟角，属于特种技能。梁山泊的主体行为是“打砸抢”，还有劫道，或者是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实干。其实，这跟时迁的技术只是属于分工不同，偷偷摸摸也罢，明火执仗也罢，其实性质是一样的，一个是巧取，一个是硬夺，都是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把所有权拿过来。大方向是一致的。
自古以来，关于这种抢和偷的行为，还有一个宏大理论给予支持，叫做劫富济贫。这句话虽然流行了几千年，您可别太信以为真。这里边至少有两个疑问不好落实：
疑问之一，劫富济贫落实不到实处。你们劫了可是劫了，可是你们济贫了没有？别不是你们打着这个革命旗号，劫完之后，只顾你们自己下馆子、进歌厅、搓麻将、吃喝玩乐，挥霍一空。这里边没有人能证明你们周济了多少弱势群体。就算是你们把偷来的一百块钱，拿出一块两块来，救济了穷人，赢得一点儿社会赞誉，那剩下的呢？谁去查你们这个账本呢？你们有账本吗？整个梁山好汉都是打着这个旗号，理直气壮地宰了多少大户人家啊，可是他们又搞过什么慈善事业呢？从来也没有听说“梁山泊希望小学成立”的消息被报道过，从来没有听说过梁山好汉捐助灾区多少万美元或者人民币。时迁从事偷盗工作已经多年了，肯定是一个偷窃行业的老同志了，可书上也没写时迁偷了人家之后，有过赞助失学儿童或者帮扶孤寡老人之类的善举。读者千万别轻易相信劫富济贫这种谎话。民国年间，谈歌的家乡匪患猖獗，也都是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杀人越货。可没听老人们说过这些土匪救济过什么穷人。他们倒是总祸害穷人，抢粮抢钱还不说，见到哪个穷人家的闺女长得好看，也得抢走了。此是闲话，打住。
疑问之二，自古至今的时迁们，为什么总盯着人家富裕户下手呢？有本事你们也自己挣去啊。自古以来，国人看到时迁们做下这种事，往往交口称赞，其实是一种非常阴暗的心态。或许有人遗憾，那时还没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个法律。其实，就算是有了这个法律也没用，中国人也不会执行。这似乎不仅仅是中国人，应该是人类的劣根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小偷儿，也有劫道的。谈歌想，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古代和今天，对时迁这样的好汉，都应该抓去劳教。对屡教不改的，干脆判刑。
据报纸上讲，南美洲某个国家，对小偷儿有一款专门的法律，是从古代传下来的条款。抓住小偷儿一次，就剁去小偷儿一只手。抓住两次，就剁两只手。这款法律虽然残忍些，不人道，可是这般搞法，不仅治标，而且治本。小偷儿没有手了，他还偷个甚啊。据说，这个国家的小偷儿基本绝迹。
中国没有剁小偷儿手的做法。从古至今的做法是，抓住小偷儿就是打几下子，抓到公堂上，也就是把裤子扒下来，打屁股板子。据说先人们发明这种刑律的根据是，打屁股，是为了警告脸皮。可是管用吗？小偷儿要脸皮吗？现在更麻烦了，打也不行了，打坏了更不行。前些日子看电视，一个法制栏目，说有一个小偷儿偷了某人的自行车，某人去追，小偷儿被追得心慌气短，且慌不择路，一下子被迎面开来的汽车撞坏了，残了。得，被偷的某人被小偷儿告上了法庭，法庭还真就判了小偷儿有理，被偷的某人还得赔小偷儿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误什么工？偷盗的工作？）。这位某人大呼其冤。谈歌看过这个节目之后，实在不理解了，法律如何会这样？据说这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那今后在街上见了小偷儿还抓不抓了？如果抓，那还动手不动手？如果不动手，追上小偷儿就得跟小偷儿和风细雨地慢慢商量，讲大道理：兄弟啊，您就别偷了，偷东西多不道德啊。或者说，兄弟啊，咱们商量商量，您甭偷我了，我的日子过得也不宽裕啊。大概小偷儿不会听。那只好动手抓，可万一失了手，把小偷儿的身体伤了，那还得赔偿？体现了人本主义，是否有些纵容偷窃的嫌疑？谈歌不知道现行的某些法律是根据什么制定的，有人说是按照西方的法律精神制定的。如此说，小偷儿还真是浑身是理了？那么街上的歹徒的个人权力是不是也得保护啊？如果被某个见义勇为者出手重了些，歹徒出现了些身体上的伤害，那见义勇为者是不是也要赔偿歹徒的身体损失呢？如此的法律条款，是否违背了法律的基本要义呢？打住！这也是题外话，也不应该在本文的讨论之列。咱们接着讨论时迁。
好吃懒做，是偷儿行为的原始动力。小偷儿的行为，就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具体实施。无论怎么样，小偷儿是不应该被人喜欢的。还是文章开头的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时迁呢？除了我们上边给出的理由：时迁没有偷到自己的头上，人们有仇富的心态，我们还有别的什么潜意识吗？有。那就是国人看看热闹的心态。如此说，只要小偷儿没有偷到我的头上，我是一个富人也罢，我是一个穷人也罢，好了，如果遇见小偷儿偷人的钱包，这种好戏，谁都愿意看一眼的。看热闹是没有阶级性的啊。看吧，反正不用买票。
国人喜欢看热闹。于是，历朝历代，街上的看客从来就不缺少。鲁迅先生曾经痛斥过这种顽劣的国风，可是至今此风不见消。读一部《水浒传》，当这位时迁出场后，读者们不都是兴高采烈地看这位技术高超的小偷儿的偷窃表演吗？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再重新看一回热闹，看看时迁是如何表演的。
时迁第一次露面，是在翠屏山，他偶然遇到了杨雄和石秀杀人，这二位杀人之后想去梁山入伙。时迁当时正在盗墓（这位小偷儿是全活儿，不仅偷活人，还偷死人），他大概也没盗着什么值钱的东西，便也要跟杨雄石秀一起去梁山入伙，想去过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幸福生活。于是，三人结伴而行。半路饿了，三个人就进酒店吃饭（祝家庄开的酒店），时迁嘴馋了，想吃肉，可人家店里的肉都卖完了。如果只是杨雄、石秀，这事也就完了。掌柜的，来盘宫保鸡丁。什么？没有？红烧肉有吗？也没有？没有就算了。我们凑合着吃点素菜吧。给我们炒个萝卜丝吧。两个人吃完了，嘴一抹，算账走人，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一系列麻烦事。可是有了时迁，事儿就多了。酒店没有肉了，可是时迁还馋着呢，不是没有肉吗？我自己动手。他偷了人家后院的一只公鸡来下酒，让店家发现了，生气了。我们这只公鸡是不卖的，我们是留着报时的（公鸡打鸣。那时候还没有时英钟电子表）。你们得赔我们。时迁骂，吃就吃了，还赔个屁啊。这就跟店家打了起来。其实杨雄与石秀未必就愿意打这一架，他们还急着赶路上梁山呢。可是时迁已经惹下麻烦了，脱不了身啊，那就一块打吧。如果把时迁放下，他们两个人跑了，也显得太不义气了不是？他们一边打，一边还吹牛，说他们三个人就是梁山好汉。书读至此，谈歌心里有点儿瞧不起这三位，这么干实在有点儿那个了，你们不是还没有去梁山正式报考吗？再者就算你们去报考了，人家还得面试笔试呢，你们考上考不上还两说着呢。怎么现在就打着人家的招牌出来吹啊？如果你们想报考国家公务员，你们还没有进考场呢，就在外边说你们是国家干部，这行吗？这有点儿招摇撞骗的味道了。打就打了，吹牛就吹牛了，你们跑了不就完事了吗？还把人家的酒店放火烧了。事情到此，祝家庄肯定不依了。人家追了上来，把时迁捉走了。杨雄和石秀还算义气，总觉得不能把时迁扔下不管啊，就托鬼脸儿杜兴找独龙冈的庄主李应去说情，央求祝家庄把时迁放了。李应也是个热脸汉子，就大包大揽地答应了。他亲自去了，谁知道祝家庄生了真气了，就不放人，就是不给李应面子。李应脸上不挂，也跟祝家庄打了一架，还负了伤，也翻脸了。两个村子多少年建立起来的友好睦邻关系，为了一个小偷儿，至此也断交了。杨雄、石秀也赶紧上梁山去求救。您说这么一个小偷儿惹了多大的麻烦吧。
写到此处，也真是替时迁先生感慨啊，时迁先生真是生不逢时嘛，这件事如果放在当今的社会，大概就不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杨雄、石秀一定会找律师，先把祝家庄告上法庭再说。不就是偷吃了你们一只鸡嘛，你们就能把时迁私下给关押了，这叫什么？这是非法拘禁。你们肯定也动手打人了，验验时先生身上有伤没有？有伤，这就更不对了，你们这叫故意伤害。官司打到法院，祝家庄肯定得输啊，还得赔偿时迁先生的精神损失，医药费、营养费更得掏。如果时迁再耍开了赖皮，躺在医院里死活不肯出来，今天喊脑袋疼，明天嚷嚷屁股疼，祝家庄就真算是沾上了，那医疗费还不得掏老鼻子了啊。
可那时候似乎不讲这种法律，祝家庄关押时迁完全是正当防卫。谁让你偷我们的鸡吃了？我们祝家庄的鸡是你能随便偷的吗？你时迁的牙长齐了吗？你配偷着吃吗？那是一只什么鸡？那是我们酒店的报时器。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也是活该。你还冒充梁山泊的土匪，这罪过就更大了。杀了你也不屈啊。
可不是嘛，想想上边这些事，不都是时迁惹的祸吗？起因就是为了吃人家一只鸡。值得吗？晁盖一听就来气了，他差点儿喊人把杨雄和石秀推出去杀了。你们还要不要脸啊？你们是一帮什么烂人啊？偷人家鸡，还打架。还打着我们梁山的旗号。梁山能收你们这种下三烂的人物吗？《水浒传》里，晁盖从来没有刁难过哪一个来投奔梁山的人，对杨雄、石秀大发光火，这似乎是第一次，也足见这种偷鸡摸狗不要脸的事在当时多么不招人待见啊。这事放谁身上也得生气，偷人家的东西，还冒充是梁山好汉，这要是传扬出去，不丢大人了啊。梁山泊作为一个挂牌上市的企业，当然要注意企业形象了。
所以说，是时迁引发了梁山与祝家庄这场战争。
还有一种说法，宋江审时度势，利用了时迁这次偷鸡事件，他早就想着攻打祝家庄了。一则，宋江刚刚上山不久，当了第二把手，还寸功未建呢，他想表现表现，做点儿事情树立一下自己的群众威信。二则，谈歌猜测梁山一时招工太多，拖欠工资的事情也是有的。逮住祝家庄这样一个小康村，不得狠狠宰一家伙啊。给大家伙发发奖金，鼓励一下大家的积极性嘛。于是，梁山也就将错就错，时迁就是我们的人，怎么了？不就吃了你们一只鸡吗？一只破鸡能值几个钱啊？你们就随便抓人。这一架算是打定了。打！
从来战争都需要借口。时迁给梁山泊送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祝家庄战役结束之后，时迁正式上了梁山，还是挺受重用的。每逢大的行动，总是让他先去探路，他有偷鸡摸狗的技术嘛。他最后死在了征方腊的战役中。死了也就对了，他不死也真是个麻烦事儿。想啊，作为一个小偷儿，回到朝里，皇上封他当什么官啊？不给他个官儿当吧，他还是立了功了。给他官当吧，可他还是个小偷儿啊。他那贼性能改吗？他敢天天偷国库。
替皇上想想，皇上也为难。没法儿安排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