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为出版《尤利西斯》“保驾护航”
2004年6月16日，上海及世界许多城市，都以不同方式举办了纪念《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诞生一百周年的活动。眼看人们对《尤利西斯》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依然保持着这么高的热情，不禁使我想起十年前萧乾夫妇翻译《尤利西斯》时的诸多轶闻趣事。其中萧乾为《尤利西斯》中文本的出版而热心“保驾护航”的故事，至今仍印象深刻。
所谓“保驾护航”，是指萧乾为使《尤利西斯》避免删节，在制造舆论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尤利西斯》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一度被西方某些国家视为“淫书”，不知是因为太难译还是担心内容，反正问世七十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中译本。当我向萧乾夫妇约译时，萧乾就向我提出，这是名著，要出就不能删节。我说这书国外早已平反了，我相信我们没必要再删。对我这样的答复，萧乾虽表示认可，但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些事情不是他同我做得了主的。后来我们商定，必须主动宣传《尤》绝非什么“淫书”，要通过大造舆论，使各方接受这个观点，保证《尤》得以全本出版。这就是萧乾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提出要“为《尤》稿保驾护航”的由来。
萧乾办事一向认真，说了一定做到。这期间，他一边译校书稿，一边积极造舆论，主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对《尤》最后的第十八章当时我没看过，心里没把握，曾设想要不要把这一章送给主管部门看一下。萧乾不赞成。在1993年4月6日来信中，他特地将《尤》的文学价值写了四大条，强调西方文坛早已肯定这本书不是“淫书”了。于是，他用写评论、介绍国外评介、接受专访和答记者问等多种形式，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宣传上述观点的文章三十余篇，为后来出现的“尤利西斯热”，确实起到了“开道护航”的作用。
其次，在制造舆论上萧乾不赞成我“处于守势”的那种态势，主张“更积极主动”。于是他与我设计了一组两人通信发表在《新民晚报》及《大公报》上。原信是这样的：
萧乾先生：
《尤利西斯》译稿进度如何？殊念。乔伊斯这部名著中文本的问世，可谓我国翻译界一件大事。欣闻您打算用这部译作来纪念您与文洁若结婚四十周年，更将是文坛一佳话。
前一阵有位朋友对我说，这本书第十八章有较多性心理的描写。明年出版中译本时，会不会被人借口“国情”而亮起红灯。对此，我特地查阅了我社出版的《外国争议作家作品大观》中有关《尤利西斯》争议的背景，了解了它从被禁到解禁的过程。我认为，早期英美部分人对这作品的某些偏见，早已由历史做了结论。如今实行对外开放的中国，不至于也不应该对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再来一次争议。对这个问题，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李景端
景端先生：
我生性疏懒。如今八十好几，更怕干重活。如果不是你来恳切怂恿，我是不会动手去译此书的。现在一边译，一边觉得这真是一个非补上不可的空白。（接着点出《尤》四条重要价值，见萧乾1993年4月6日来信）……
关于《尤》第十八章的问题，我曾写过一篇《一本书的平反》，记述美国法院两次审理的经过。最后的判词是：此书有令人作呕处，但不诲淫。我相信六十多年后，中国不会再为它开庭吧。
非常赞成同时出一部《尤》导读。我建议请北京外语学院陈恕教授负责，他是专攻爱尔兰文学的，前年还应邀赴都柏林访问过。我每次去看冰心大姐，必同他聊聊乔伊斯。他是大姐女儿吴青的丈夫。我又想起，听说《尤利西斯》已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如果真是这样，你那位朋友的顾虑就显得不必要了。
萧乾
这组通信双方的观点都很明确，就是想打消“朋友的顾虑”，用萧乾信中的话就是“压住阻力”。我记得当时社会上正为《废都》一书该不该禁议论纷纷，萧乾急于为《尤》的全文出版“保驾护航”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他在1993年9月24日信中，对此显得充满信心。
再次，《尤》上部刚出版，还是为了造舆论的需要，萧乾就张罗着约请评论家写书评。在他1994年6月10日及6月11日的两封信中，就列出了严文井、施蛰存等好几位评论家的名单，要我尽快寄样书去。
我不知道萧乾上述这些努力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我只知道在出版《尤利西斯》中文本的整个过程中，一直都是畅行无阻的。回想起来，那时我和萧乾确实都多虑了。出版主管部门对我们出版和宣传《尤利西斯》，不仅没有出现任何干涉，相反还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我们在北京举行“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时，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领导部门都派了负责人到会祝贺；译林版《尤利西斯》还荣获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历史事实表明，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今天，介绍和借鉴世界文学名著，汲取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这正是坚持先进文化方向的一种表现。尽管出版《尤利西斯》中文本这件事，本来无需萧乾“保驾护航”，但萧乾这种为传播世界优秀文化而不遗余力的责任心和主动精神，还是值得怀念和发扬的。
萧乾与金隄译《尤利西斯》的恩怨
世界文学名著《尤利西斯》自1922年问世以后，长期没有中译本。1993年底，金隄在台湾出版《尤》的上卷。1994年4月，萧乾与金隄同时在内地翻译出版了《尤》的上卷。1994年10月，萧乾与文洁若夫妇合译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率先出版，1996年，金隄译的全译本也接着上市。
早在1990年我约萧乾夫妇翻译《尤》时，本来打算一次出版全译本，但在1994年春节萧、文译本的上卷正在校对之时，萧乾看到了金隄在台湾出版的《尤》上卷本。经研究，萧、文认为自己的译本更易懂、更具有特色，不妨先出版听听反应，于是商定将上卷先行出版。于是，我国图书市场上，就出现了《尤利西斯》萧、文译的译林版，与金隄译的人民文学版，两种译本并存竞销的局面。
尽管当时有些报纸上出现过《〈尤利西斯〉译本南北大战》这样的标题，但实际上萧与金起初并无芥蒂。也许是萧乾的知名度高，有一阵媒体对萧、文译本的报道很多，加上初版发行量，萧文译本8万册，金隄译本2万册，这就使萧文译本在宣传气势和发行上明显超过了金隄译本。这时有采访过金隄的记者告诉萧乾，金隄认为自己研究和翻译《尤》比萧乾早，可现在人们只知道萧乾译《尤》，为此觉得很委屈。萧乾一听这话，连忙对这位记者说：“如果金隄前来我家，我会双手拥抱他。”
这以后，配合萧文译本又出版了《尤利西斯导读》一书。萧乾夫妇在上海为《尤》签名售书，当天不够卖还得发书票，接着译林社又在北京举办“乔伊斯与《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这许多活动进一步扩大了萧文译本的影响，也可能促使金隄从“委屈”发展为“不服气”。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受到了金隄的这种“怨气”。
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冯亦代曾撰文说，他尚未对过《尤》的原文，仅就中文而言，萧、文似强于金隄，还举例说，分明指尿液，萧译小便，金译小水，显然前者更易懂。后来金隄与我一起参加香港一次翻译研讨会，金在会上借题质问冯亦代，没对原文岂能评优劣？又说《本草纲目》中就有称尿液为“小水”的记载，自己寡闻何以怪人。与会人中有人觉得，怎能要求读者先熟悉李时珍的著作再来读《尤》！我对金针对萧文译本的一些批评虽持保留意见，但并未提出争辩，谁知金在会上还是有意不理我。看得出，他对萧乾有气也波及我了。
其实金隄对萧乾“有气”，源于对当时萧乾的真实思想并不了解。他不仅不知道萧乾愿意“拥抱他”，还根本不知道萧乾夫妇为了他曾发生过的一场争执。萧文译本上卷出版前，在所附的“乔伊斯大事记”中，起初的原稿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编稿时，我觉得只译三章，分量太少，我把这一行删掉了。不料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洁若大姐同意我删掉，而萧乾不但反对删，还要求把“1981年金隄译过第二章”再加上去，强调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他连来两封信批评，甚至生气地用了表明我们“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眼看萧乾如此坚持，我被感动了。于是我承担了责任，并与洁若大姐取得共识，终于把“金隄译”那段删掉的文字又恢复了。这件事说明，那时萧乾对金隄是很尊重的，金隄对萧乾“有气”，可能出于误会。
不料随后事态又有发展。1996年春金隄几次在报上撰文或接受采访，把对萧文译本的批评公开化了。后来莫名其妙地刮起一股风，说什么“文洁若不懂英文，她是从日文本转译的”，“署萧乾合译，是用他的名气”，甚至还说“前八章很多地方萧乾是抄金隄的”等等。萧乾还在猜疑是何人如此污蔑之时，1996年金隄在天津也组织了一场《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据说会上出现了不少褒金隄、贬萧乾的声音。起初萧乾并未在意，可是1996年7月10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找过萧乾以后，萧乾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示“不会去拥抱”金隄了。我是从萧乾1996年7月11日给我来信中，才得悉原委的。萧乾来信如下——
（一）昨天香港《南华早报》驻京记者来我处，带来金隄的“朋友及支持者”（耶鲁大学教授）所写一文（估计是在金那天津研讨会上散发的）评萧文译本。实际上是完全站在金方面来攻击我们的译本。
洋教授所举之例，肯定均为金隄所提供。他不过借一洋教授之名，为他出出气。她曾出席了金译本的天津聚会。
首先，在介绍我们时，说萧乾只是一个二战记者，完全不提1939—1945年间，我在英就已研究乔伊斯。其间，还在剑桥王家学院专攻以乔伊斯为重点的英心理小说。对洁若，则只提她译日本文学，只字不提她译过英国凯瑟林·曼斯菲尔德等人的英文长作。尤其严重的，她毫无根据地（估计她并不懂中文）说我们参考了金的较早译本。其实，我们的译本先出一年，更有权利和资格这样估计他，但我们从未这么说过。而且书出之后，都公开供任何人阅读。他肯定看了我们的译本。他出得晚了一年，但我们并不据此即认为他“倚靠”（Reynolds原语）了我们的译本。
（二）《南华早报》要我的反应。我说：我们在序中就说我们是抛砖引玉，欢迎更新更好的译本问世。事实上，北京师大一位刘教授正在从事第三个译本。我们欢迎，绝不会因为他出得晚，就对他存敌意。相反，我们希望他既参考我们译本之长，也力避我们译本之短。人类整个文化就是这么前进的。
我们欢迎对译本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论。但如果写作者以某译本译者朋友的身份出来说话，而且讲的是一面之理，动机出于褒金隄、贬萧文，这样恶意的有成见的“评论”，我们认为不屑一理。
洋教授也许是乔伊斯研究家，但我估计她的中文理解力未必足以判断两个译本的译文。这种借洋人来帮腔逞能，盗名欺世，这与一个严肃学人的身份不甚相称。
（三）正因此，我不准备应战。因为：（1）这不是学术上相互探讨，而是一方假洋人权威来逞势欺压；（2）金隄最痛心的，也许正是《南华早报》文中所说，“萧文译本卖了十几万，而金译本只卖了四万。”他也许想借此挑起一场论战来弥补一下。我们并不准备合作。所以，（3）我们不打算作任何答复。如果翻译界有心人士愿客观而公正地比较，我们欢迎，并一定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改正。关键是，不是捧这个打那个，而是为了一个更好更完善的译本。我希望那样对第三个译本会有参考价值。
总之，我们是在为普及一部艰深而有价值的译本而努力。如果目标相同（而不是以个人权威自居），就有共同语言。三年前，我在对《光明日报》记者谈金隄时，曾表示十分友善，甚至说，如他进来我会拥抱他。但我错了。
我未料到他是如此倨傲，以乔伊斯为他一人的专利。书比他出得早就如此仇视。我不会去拥抱这样一个人。
此信请复制后退回给我。强烈建议译林，不要上当去正面反驳那位洋教授，但可以组织一篇公正的客观的评论。
面对如此攻击萧、文，我也很生气，说萧、文抄金隄的，简直胡扯。那些年，萧乾夫妇如何找资料，如何向国内外朋友讨教，翻译疑难怎么解决等过程，我全清楚，有些还是我经手。上卷萧乾是在自己译本已在校对时才看到金隄译本的，下卷萧、文比金隄早出版一年多，哪有先出的抄后出的。对这种不实之词，尽管萧乾很生气，但他还是保持克制。当我要撰文据实反驳时，1997年1月13日他再次致信我：“示悉。谢谢大文。我意《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关于《尤》或”乔“在学术上的探讨，当然宜永远继续下去。至于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
我一直认为，萧乾、文洁若以及金隄，对待《尤利西斯》的翻译都是严肃认真的，双方为填补这项重大的翻译空白，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两个译本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应该并存，而不应该排斥；有不同意见，可以友好讨论，切勿轻言不实之词而伤害了他人。如今萧乾已经离开我们，文洁若和金隄也已高龄，衷心希望彼此怀着宽容的心态，抛弃以往的恩怨，为文学翻译事业再作新的贡献。
杨绛与《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迄今已有多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就中译本而言，最早的当数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两卷本《魔侠传》。此后，还出版过傅东华、伍实、刘云、常枫等人多种不同形式和不同书名的译本，不过这些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直到1978年，才由杨绛第一次从西班牙文翻译出版了《堂吉诃德》（上、下两卷）。在这之后，又有冰晶、罗其精、陈伯吹、张世春及殷国义、陈建凯及郭先林、董燕生、屠孟超、刘京胜、孙家孟等多人，出版了《堂吉诃德》的全译本或缩写本。粗略统计，该书不同形式的中译本，迄今不下二十种之多，足见国人对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重视与喜爱。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在推动这部作品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堂吉诃德》杨绛译本，被我国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不过，随着《堂吉诃德》中译本越来越多，对不同译本的议论也随之增多。前一阵我曾听到一种议论，说杨绛译本是从英文本转译的，一对西班牙文就有不少误译。2002年5月，我去看望杨绛先生时谈起了这个“议论”。于是，杨先生向我讲述了她翻译《堂吉诃德》的一段故事。
1956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把翻译《堂吉诃德》的任务交给杨绛。她先找了英、法、德文五六种译本，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不知选哪种为好。为保证忠实，她决计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由此，她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她有很好的英、法文基础，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几年下来，她自认为，西班牙语的发音未必很准确，但翻译成中文还能胜任。就这样，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22年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而杨绛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更成为我国文坛的一桩佳话。
对于有人所谓的“误译”，杨先生很平静地说，《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一版，是于1605年按照塞万提斯的手稿排印的，因为工人不注意原稿的标点、音符和缀字法，以致第二版时改易处多达3928处。后来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些改易未必准确，于是就出现了仍以第一版为蓝本而对其中许多错漏加以注释的“编注本”。这一来不同版本之间，有的地方就出现了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译者因版本差异而出现的不同译法，有待考证但并非“误译”。她是根据《西班牙古典丛书》最权威的“马林编注本”翻译的。马林是西班牙皇家学院有很高威望的塞万提斯专家，对某个词，他强调要按塞万提斯当时当地作何解析来理解，这难免同后来一般词典上的析义会有差异。1984年杨绛在重新校订《堂吉诃德》时，曾找来“阿巴叶—阿塞编注本”（1977）和“穆里留编注本”（1983）进行对比校勘，发现后两种版本的注释，也大多根据马林本，难怪穆里留也评价说，马林擅长解析塞万提斯时代的语言，他考订的精博，没有人赶得上。杨先生还告诉我，她的译文看似“死板”，但很注重忠实，对原文往往一句盯一句，只把长句拆为短句，再把短句重作安排，如有疑义，还要参阅英、法、德、西等多种文字的参考书，直至自信无误为止。她还说，她把翻译《堂吉诃德》中的体会，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失败的经验》的长文章发表，建议我找来看看。
随后，我真的认真拜读了这篇文章，深感这应该说是成功翻译经验的好文章，杨先生说它“失败”，不过是她的谦虚罢了。不过，我又听到过一种“议论”，说杨绛译本没有把卷首诗译出来，是不是那些诗太难译了？为了弄清缘由，我特意去信向杨先生讨教。她给我的回信中明确指出，断尾诗并不难译，她之所以未译，是她研究了塞万提斯写这些诗的背景及初衷后，认为这纯是故意模仿当时一些名人雅士借写诗来吹捧自己的“炒作”手法，其用意是借此讽刺和揭露那些名人骑士的虚伪和做作，而绝非塞万提斯有意自我吹捧。正是为了避免粗心读者对塞万提斯的误解，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译者的做法，也略去不译。在这里，不仅体现译者对原作内容的忠实负责，而且表明译者还对原作者思想的完整表达负责，能具有这种判断能力是不容易的。至于对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见仁见智，完全可以探讨。在我看来，它至少并不会影响对《堂吉诃德》正文的理解与欣赏。当然，如果能在译序中把上述略去不译的原委说明一下，那自然就更好了。
杨绛致李景端的信（节录）
我翻译的《堂吉诃德》里，没有翻译开卷十一首塞万提斯自撰的赞美诗。我不翻，是经过再三斟酌的。翻译这组诗的一位英语译者说：绝大多数译者不译这十一首开卷诗；这一组诗，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好，却和全书宗旨是协调的，而且《前言》里已提到了，不该略去。我亦深以为然。我细细读了塞万提斯的《前言》，又反复细读了那十一首诗，却觉得略去不译，也自有道理。
这里我且把作者《前言》的大意撮述如下。
作者要为《堂吉诃德》写一篇《前言》，他苦苦思索，不知如何下笔。他觉得实在没法儿写，干脆连这部作品都不想发表了。他的朋友见他为难，问他什么缘故。他说，写不出《前言》。他说，人家的书尽管毫无价值，卷首总有贵人名流吹吹捧捧的诗，书边书尾，还有卖弄学问的引证、注释、参考书目录等等；他全都没有。他只想写一个朴素的故事，不要这些花样。他多年默默无闻，这会儿出版一本干巴巴的书，怎能让一般读者接受呢？他的朋友笑他死心眼儿。吹吹捧捧的诗，不妨自己做几首，署上贵人名流的大名就行。引证、注释、参考书目录等等，都有很现成的办法，不成问题。而且这部旨在攻击骑士小说的创作，没有必要借重以上所说的种种点缀。作者需把故事写得生动逼真，文字流畅，能取悦各种读者，这才是要紧的。一番话说得作者茅塞顿开，决计按照这位高明朋友的指点来写《前言》，推出他那个朴素的故事。
读者读完这篇《前言》，准急切要读那生动逼真的故事了。可是作者虽然未有引证、注释、参考书目录等等点缀，却写了大量赞誉自己作品的诗：七十行断尾诗，四首十四行诗，又二十行断尾诗，又四首十四行诗。这组诗，原是讽刺性的摹仿——讽刺当代的名作家，借重贵人名流的赠诗“自我炒作”，他也摹仿着“自我炒作”一番，而且还加劲“炒”，做很多首诗。但这组诗诙谐不足，而略嫌沉闷，又加篇幅冗长繁多，读者如果老老实实地一首一首读，不免因乏味而扫兴，甚至放下书不读了。粗心的读者，还会把这组讽刺摹仿之作，看作塞万提斯歌颂自己作品的赞美诗，那就大大乖违作者的原意了。
拦在故事前面的这组诗移附卷末，但卷首诗不宜附在卷末，也不能塞进本文。这一组诗，原属《前言》为没有必要的点缀品，不属本文，略去也无损本文的完整。我觉得许多译者略去不译，自有道理。我也追随了他们的办法。是否有当，敬请专家们予以指教。断尾诗并不难译，因为我所根据的马林编注本在注释里把“断尾”都续上了。至于本文里的诗，无论难易，我都照模照样地翻译。塞万提斯的诗不是难译的诗。
附：杨绛“点烦”怎成“反面教材”？
今年是世界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全世界又掀起了一股《堂吉诃德》热，在我国，研究、评论《堂吉诃德》的各种声音也很热闹。不过，这当中也有一种声音很令人关注，那就是有文章严厉批评杨绛先生译的《堂吉诃德》。先是听说有人把杨绛译本“上纲”到什么“反面教材”，甚感惊讶，因为已经好多年没听到这种“文革”中常见的用语了，如今又有“反面教材”冒出来，自然不能不关注。于是特意找来董燕生先生口述的那篇文章拜读一番，读后的感慨是：学术评论切忌“扣帽子”。
董文有一段专谈他认为的杨绛译本的“错误”，最后结语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杨译本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至严重到成了“反面教材”，还上了大学课堂？杨绛曾将《堂吉诃德》中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这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败笔，也有人称它妙笔，并已有文章介绍过杨绛如此翻译的理由和根据。对于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本文只想就“反面教材”谈谈粗浅的看法。
董文中最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他的译本有83.9万字，而杨绛译本只有72万字，这少了的11万字，就是杨绛删节误译的证据。杨绛曾讲过，为了避免误解塞万提斯的原意，她参照欧洲有些译本，也有意不译《堂吉诃德》卷首那些自我吹捧的诗，但不至于少这么多字。为了弄清原委，我冒昧地打电话想向杨绛求证。她一听说这事就批评我：“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我说：“开展翻译评论要提倡好的学风，我只是对这种‘扣帽子’的做法不认同。”我知道无法说服老人全面作答，只挑“译本字数”这一问题绕着问，经过我的“软磨”，杨绛终于告诉我：“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说实话，我读的古文不多，对于《文史通义》、刘知几、点烦，都是第一次听说。于是在请教专家后得知，唐代刘知几著有《史通》，其中有一名篇《点烦》，主张对文章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后来著名史论家章学诚在所著的《文史通义》的《内篇》中，又重申了刘知几“点烦”的观点，强调在史学编纂中应予重视。这下明白了，原来杨绛把史学编纂中的“点烦”要求，扩展应用到译文的处理上了。我想，这种事恐怕只有杨绛这样中外文兼优的“两栖”学者才知道并主动加以应用。翻译是两种文字的转换，对待如何转换，译界向来存在争议。有的主张逐句逐字照译的“等值效应”；有的追求达意、神似；有的强调寻求外语与母语的最佳结合点，等等。特别是文学翻译不同于实用翻译，前者不仅要求实现文字的转换，更要求在转换中体现文学的内涵。杨绛为方便读者阅读着想，采用了“点烦”方式来传达和表现作品的文学内涵，这是她的选择。在翻译中使用“点烦”是否妥当，如同其他翻译争议一样，都属于翻译美学的不同理念，对这种学术问题，应该允许探讨和尝试。只是当初她不曾料到，这样的尝试竟成了被人指责“删节错译”的话柄，否则何苦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可是她毕竟这样做了，那么效果如何呢？
我约请了一位资深的西班牙语学者，对“点烦”过的杨绛译本做点分析比较。他告诉我：
（1）杨绛绝非任意“点烦”，只点掉累赘的叙述，绝不有损人物形象，遇到不该精简的，一个字都不省。书中大量的诗歌，包括十四行诗、“应景诗”、“歌儿”、“铺张诗”等，她都逐句逐行译出，一行不增一行不减。如第27章有一首很文雅的诗，杨绛不仅逐行译出，而且对应原文，把长句译成长句，短句译成短句，原诗结尾一个单词的，她也正巧译成两个汉字，既符合原诗内容和形式，又合辙押韵。
（2）杨绛中文好，为适合中文阅读习惯，她在理解了原文意思之后，有时将段落句式加以更换重组，或把长句拆成短句，或把外文中的倒装句、插入语等句式去掉，再按中文语法重作调整；已经表明了因果关系的，在下文中就省去许多重复的交代。这样，原段（句）的意思全都表达出来了，而文字却精练了许多。
（3）塞万提斯讲故事和用词，常常十分冗长啰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以《堂吉诃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33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35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33章的标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4）杨绛译文的洗练，还可以从另一本书名《小癞子》的译法得到佐证。按照原文直译，这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鼻祖可译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而杨绛考虑到，《新约·路加福音》里有个赖皮花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赖皮花子或流氓混混。我国古代的口语中，就称无赖为“癞子”，这和拉撒路意义是相同的，为了简明顺口，她便把该书书名译作《小癞子》。由此可见，杨绛译书可谓惜字如金。讲究文字精练，这正是她追求的翻译风格。
这些虽是这位学者的“一家之言”，但至少表明，对杨绛译本，毕竟也有资深的西班牙语学者叫好。既然存在不同评价，应当允许学术争鸣，何必匆忙扣上“反面教材”这顶帽子呢？对于这种现象，我还有几点联想：
第一，杨绛是第一位从西班牙文翻译《堂吉诃德》的译者，开路需要披荆斩棘，其艰难无疑要大大超过后来的重译者。平地造房比起重新装修所面对的难题显然更多，有些地方前者或许不如后者考虑得周全，这不难理解。就比如，杨绛译书大部分是处于“文革”期间，那时资料、工具书条件都极差，如果有的地方值得商榷，完全可以指出来。文学翻译并没有固定模式，要允许有不同的诠释。杨绛用“点烦”来精练译文，这属于她的翻译观。只要态度是严谨的，各人不同的译法，无妨各行其道，由读者去评判选择。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杨译本中有的地方译得不妥，乃至真的“错译”了，那也只是理解上的差异，绝不显示学术态度的草率，怎么够得上“反面教材”？古今翻译家中，有谁敢说他的译本中找不出任何瑕疵？何况杨绛曾因翻译《堂吉诃德》的成就，荣获西班牙国王勋章，在国内，杨绛译本也得过“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莫非这些都错了？现今世界的文艺、传媒界都在提倡“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和受众的认可，在我国众多《堂吉诃德》的中译本中，倘若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成了“反面教材”，那么广大读者有理由要问，“正面教材”在哪里？该由什么人来“当裁判”？
第三，翻译需要批评，译界呼唤健康理性的评论。翻译无专利，名家可以批评，但要以理服人；对于学术性是非，要提倡理性讨论；对异己的观点，要学会宽容，切忌简单“扣帽子”。有时我真有点费解：坊间那么多货真价实的劣质翻译及粗制滥造的翻译图书，何以未见更多的人去查去批，却对一位95岁高龄的勤奋低调学者如此“上纲扣帽子”，这显然不利于翻译批评的健康发展。至于把尚无定论的所谓“反面教材”，就拿到大学课堂上去，这是否有欠客观，显得偏激了一点呢？
叶君健与《安徒生童话》
世界文学名著《安徒生童话》传入我国已经八十多年了。早在1919年，周作人就在《新青年》杂志当年1月号上，译载了安徒生著名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1942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林兰、张近芬合译的《旅伴》；在这之后，也先后出版过茅盾、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陈敬容等多人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中的不同篇目。不过，上述这些译文，都是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的。我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经过多年对安徒生的系统研究，自五十年代初开始陆续出版从丹麦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安徒生童话》单篇，并于1955年合起来先出版了选集，后又于1983年出版了全集。建国以来在各种《安徒生童话》的中译本中，可以说影响最大，评价最高，版本、版次和印数最多的，当属叶君健的译本。这个译本以其高质量的译文，不仅在中国持久受到广泛的好评与欢迎，而且在丹麦也备受媒体的称赞。叶君健还因为翻译这部作品的贡献，荣获丹麦女王玛加丽特二世授给的“丹麦国旗勋章”。因为安徒生也曾荣获过这个勋章，这样一来，安徒生与叶君健就成为作者与译者因同样的作品获得同样勋章的唯一先例，在世界文坛留下了一桩佳话。
关于叶君健荣获勋章的由来，他在1992年2月3日给我的信中曾简要做了介绍。信中特别提到，丹麦的大报纸对叶君健的中译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安徒生童话》八十多种文字的译本中，中译本“是水平最高的译本”，因为“只有中国的译本把他（安徒生）当作一个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译林出版社在出版叶君健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之前，作为出版者，我再次细读了他的译本，深感丹麦媒体的评论非常准确中肯。我深切体会到，叶译本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安徒生融入于童话中的诗情完美地译出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叶君健在给我的信中还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安徒生的译者，都没有获得过丹麦的奖励。我在丹麦访问时，丹文化部长也特指出了这一点。”由此足见丹麦方面对《安徒生童话》中译本评价之高。那么叶君健何以会获得如此殊荣呢？
先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特色来看。安徒生所写的童话，不像以往的童话那样多是根据民间故事整理出来的。安徒生写童话之前已经是个作家，他是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及对生活的感受，有意图地创作童话的，不仅写给孩子看，而且也要给大人“提供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在安徒生童话中，作者是怀着满腔的热情，表达对人间的爱，对人的尊严及人类进步的赞颂。在他的笔下，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往往蠢得可爱，虚荣得可爱，使人们在滑稽笑料中悟出善与恶、美与丑，从而达到歌颂爱及高尚理想的目的。这种体现在歌颂中的诗情，用叶君健的话来说，正是安徒生童话的“灵魂”。
再从叶君健的译本来看，他能够领会到上面讲的这个“灵魂”绝非是偶然的。对此我不由想起了一段往事。1983年春，叶君健应我的邀请，南下苏州出席首届全国英语翻译征文比赛的复评评委会。一天晚上聊天中我问他：“世界文学名著那么多，您怎么想起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译安徒生童话？”他说：安徒生父母是鞋匠和洗衣工，从小家境贫寒没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文学有一颗赤诚和执著的心。我也是出身寒门，走上文学道路也经历了艰难坎坷的历程，类似的身世，使我在读安徒生作品时，仿佛能较容易地体察出他观察社会及生活的那种感受。当然，真正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童话的艺术感染力。安徒生童话，既有美丽的幻想，更有深邃的内涵；他运用童话的形式，同情穷人，颂扬劳动，并不失夸张地揭露上层社会的丑恶及陋习，使人们在苦笑之中产生联想。如1844年发表的《丑小鸭》，深含寓意地昭示人们：受到歧视、讪笑、凌辱的丑小鸭，原来是最美、最善良的天鹅。安徒生童话中总是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情。正是这种幻想童话、道德讽刺、诗歌语言三者结合的诗情，激起了我的共鸣及喜爱，促使我下决心去研究和翻译。这一席话，当年听来并不怎么在意，如今回想起来，恰好为叶君健所以能成功翻译《安徒生童话》做了很好的注释。
叶君健的翻译观中有个强调译者对原著的“再解释”。因为他没有局限于把安徒生当作只是讲故事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位诗人、哲学家，并在“再解释”中解读出蕴含在童话中的“诗情”，又凭借他对安徒生思想及艺术的系统研究，以及自己扎实的中外文功底，终于能在中译本中再现出原著的这种诗情。叶君健曾说过：“我一进入安徒生童话人物的生活和感情中去，我的感情也就立时活跃起来了。”由此可见，正是有了译者与原作者的相同感受，有了译者与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沟通，才使叶君健的《安徒生童话》中译本获得这么高的荣誉。这里不妨节录他在《光荣的荆棘路》这篇童话中的一段译文：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世纪，同时在光荣的荆棘路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来鼓起我们的勇气，给予我们安慰，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却超越时代，走向永恒。这是来自童话的文字，但更像诗的语言，留给了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尽管丹麦政府规定，获得“丹麦国旗勋章”的外国人，去世后必须将该勋章送还丹麦，但是，叶君健为翻译《安徒生童话》所作出的贡献，无疑将在中国及丹麦的文坛永远放射光芒。
季羡林自谦“作家票友”
近闻友人谈起，在作家协会酝酿新领导人人选时，曾有人想提名季羡林先生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候选人。季老听了连忙谢绝，说：“我是个教书匠，叫我教授，我理直气壮接受，脸不会红；若叫我作家，我会脸红，因为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号，假若一定要把我拉进去，我也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作家票友。”听了季老的这番话，联系季老的为人，不禁使我敬佩与感慨交集，要为“作家票友”一说，议论几句。
首先我敬佩季老的谦逊美德。据了解，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如今健在的5位中，3位久病，季老是两位身体稍好者之一，这一点，本已显示季老学术身份之可贵。更让人们崇敬的，还是季老那等身的著作，季老一生，“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已出版文集多达24卷，其中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译本，是世界迄今除英文之外唯一的外文译本。这些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称季老为作家都不为过，而他却自谦“我会脸红”。是故作姿态吗？非也。我联想起一件事：1995年春，萧乾夫妇把他们译的《尤利西斯》中译本送给季老征询意见，季老读后在回信中说：“感谢你们送我的《尤利西斯》。我当年在清华读书时，在Modern Novels这门课上，读过这一部天书。考试虽及格，而实没有读懂。今天看你们的译文，恍然大悟。因此我的感谢绝非套话。”尽管萧乾告诉过我，在译《尤利西斯》中，有些涉及梵文的典故曾得益于季老的帮助，但我相信季老承认当年“没有读懂”，这既是对待学术的诚实态度，更是一种谦逊的美德。季老正是以实际行动实践着“务必谦虚谨慎”的要求。
季老的谦逊，贵在他有自知之明，自我认知很清醒。他非常反感“学术泰斗”、“一代宗师”、“学贯中西”等这类对他的赞美之词。在《悼沈从文先生》一文中，他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又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2002年2月17日在一次与网友的对话中，他更敞开心扉坦言：“对媒体赞誉我的文章，基本都不看，他们把我说得太好了。其实我没什么了不起，我自己确实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于我的文章，能吸收百分之六十就不少了，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水分，我自己的毛病多得很。”还说：“称我‘国学大师’，其实我主要研究了一些东方文化，对于国学，也只学了一点，离‘大师’还差得远。”一个人敢于这样解剖自己，面对赞誉能保持清醒，确是难能可贵的。
更值得称颂的是，季老不仅把自己定位为“作家票友”，就是对待“票友”这项工作，他也从不降低标准，同样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拿写散文来说，他从17岁就开始写，几十年笔耕不辍，终于写出6卷、180万字的散文集，其中如《留德十年》、《牛棚杂忆》、《二月兰》等，都已成为我国散文的名篇。钟敬文先生生前曾这样评论他：“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而且还引录季老散文中的两句名句：“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紫气直冲霄汉”，认为不仅文笔优雅，而且写出了作者的人格。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仅就散文这个领域的成就，季老就不愧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作家，即使如他自谦是“作家票友”，那也可谓是德艺双馨的一流票友了。
反观时下社会，作家这个称号仿佛有点贬值乃至异化了。君不见，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动笔，就可以出书当“作家”。还有凭赞助当“作家”的，借“名人录”自封“作家”的，热衷炒作挤进“著名”行列的，靠抄袭偷当“作家”、再打着“作家”旗号蒙人的，以及借写作抖他人隐私、泄个人私愤的，如此等等。尽管这股不正之风只是少数人所为，有些原本就是作家圈外的投机分子，但上述行为无疑都玷污了作家的神圣称号。但愿季羡林先生“甘当票友”的学术风范和谦逊美德，能给人们以警示和启迪，加强道德建设，共同营造反对沽名钓誉、崇尚克己奉献的良好社会风气。
杨宪益轶事趣闻
“酒仙”戒酒
翻译家杨宪益毕生爱喝酒早已闻名，以致被誉当代“酒仙”。这一雅号典出何处？有说是吴祖光起的；有说因他家早年挂一对联：“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妨一醉成酒仙。”因而得名。其实无需考证，就凭他既爱酒，又爱写古诗，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经历坎坷却始终笑对人生，戴顶“酒仙”的帽，尺寸正合适。不过前不久风闻他戒酒了。“酒仙”会戒酒吗？不少人似信非信。之后我专程上他家探望，在想问的诸多问题中，自然也包括是否真戒酒了。
那天同去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等几位朋友，正好杨老的小女儿及洋女婿也在家。杨老虽届九十高龄，但思维清楚，谈吐自如。他女儿说，杨老现在除了走路有点困难，其他都很正常。言谈中我们得知，两年前，杨老中风后，右手没握力，行走也不便，加上又患有胰腺毛病，终于遵医嘱，下决心坚决戒酒。从客厅里确实不见酒瓶酒具，看来是动真格了。对此，我打趣地问他：“真戒酒啦？”“真的。”“有没有偷喝？”“绝对没有！”看杨老答得那么坚定，我又笑问：“您喝了一辈子酒，现在觉得喝酒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我进一步问：“如今戒掉了，对以往喝酒觉得后悔吗？”“一点不后悔。”听此言，我笑了。我乐他答得好。虽已戒酒，但依然笃信喝酒有好处，不后悔，这才配称“酒仙”。看他在抽烟，又问：“打算戒烟吗？”他答：“坚决不戒。”别人告诉我，他住院时推着轮椅去买烟。这话我信。杨老有句诗写道：“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可见酒烟对他的重要性了。
杨宪益真的戒酒了，这当然是一桩生活小事。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酒对杨老而言，绝非随兴消遣的饮料。诗人黄苗子说过，杨宪益一手好诗，除他的天分外，还靠酒精泡出来。常说酒能壮胆，杨老许多针砭世风的诗，言词辛辣，入木三分，我猜想恐怕也是借助酒兴抒发的。请看批评文坛不正之风这一首：“作家闹得一团糟，你炒废都我炒骚。不怕强人三板斧，只愁暗算一金镖。秦琼财尽辞骠马，杨志穷疯市宝刀。幸喜文章标百万，当今企业重英豪。”把文坛“向钱看”的歪风都批了。在《戏答严文井兄送蛤蚧酒》诗中有一句：“久经考验金刚体，何用催情玉女方。”杨老自注说，“久经”者“酒精”也。历经“酒精”考验的他，喝酒竟喝出了毅力，你瞧，一说戒酒，还真的戒掉了。
杨宪益乔迁陋巷自风流
听说杨宪益新近搬了家，在时下什么都时兴“与国际接轨”的潮流下，原以为他的新居肯定是一所现代化的豪宅，谁知去了后令人大跌眼镜。那天，我在什刹海北面转悠了好一阵，才找到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金丝胡同。眼前的景象一下子同50年前，我考进清华初次来到北京时所见到的胡同印象重叠起来：窄路、矮房、平顶、小门、灰墙、不通汽车、一切静悄悄……我实在难以想象，在如此“原始”的陋巷，竟然隐居着一位曾将《红楼梦》、《史记》、《儒林外史》等数百万字中国名著译成英文的名士。
这个新居，是杨宪老的女儿买下一间旧平房改建的，总面积恐怕不过七八十平方米。因为这个地段只许盖平房，所以他们只好造了个假二楼以增加使用空间。曾娶了位洋太太、身边还同住着一位洋女婿、毕生同洋文打交道的杨宪老，在其新居中却看不到半点洋味。那种朴实的装饰和充满书香味的氛围，不仅显示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而且似乎也透出一种清高自赏的雅士风采。
闲聊中我问他，怎么想起花百把万住到这么僻陋的地方？他说自己至今还是无房户，这房子是女儿买的，别看小，挺实用。我说，连小车都开不进，那你怎么存车，来客的车又往哪儿停？他笑答，嗨，我现在足不出户还用什么车。女儿女婿骑自行车出门，既可锻炼又符合环保。车开不进，正好不麻烦别人来，这样岂不更清静。就这么几句即兴的问答，仿佛已把老人如今那种隐归凡舍、与世无争的心态勾勒了出来。
客厅里挂有多幅字画，不过，最显眼的还是那幅他和戴乃迭年轻时的合影。照片中的杨宪益英俊潇洒，而碧眼金发的乃迭更显得楚楚动人。这一对跨国情侣，经历了中国近八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他们用爱情的笔，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谱写了许多光辉的篇章，而他们毕生相濡以沫的传奇经历，更为中国译坛和文坛留下了令人崇敬的佳话。想到这里，我对他说，趁你现在思维、记忆都好，应该把你同乃迭相处一生的故事写下来，最好能写成一部电视剧。他若有所思地说，写是应该写，但我老了，写不动了。我又说，何不找李辉来写。他答李辉正在写他的小传。说着他拿出一本他在国外自费印刷的英文本自传，签名之后赠送给我。我早听说过这本英文自传的故事，惜未谋面，今天得到他面赠，自然欣喜不已。抬头间，我看到墙上挂有一副王士襄书赠给他的对联，写的是：“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正赞叹这副对联比喻得好，他插话说，我自己也写了一副，原先是并排挂着的，我写的是：“南北圣贤冒充名士不甘寂寞自作风流”。我无意猜测两副对联何所指，是真名士还是“冒充名士”，我想自有公论，倒是“自风流”这一点，冠在杨宪益头上恐怕不会过分吧。
一副对联旧话重提
不久前定居美国的巫宁坤回国探亲访友，我们见面时谈的最多的自然是老朋友们的近况。当他向我出示在北京与老友杨宪益的合影时，我看到照片上他们身后挂有一副对联，我就问他，现在上联头两个字，是“自古”还是“从古”？巫答没注意，反问我这当中有什么典故？我说当年我因这副对联“闯过祸”，说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大约五年前春天，我去杨宪益新居拜访，见客厅中有一副对联：“自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觉得很好，就拿笔记下来。杨老见我对它感兴趣，主动介绍说，原先他自己也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旁边。我连忙问怎么写的，杨老就念给我听：“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谁知我把“难比”错听成“南北”，并在随后见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这个错听的对联。接着引出了别人两篇文章，说法都不一样，这就出现了杨家对联的不同版本。于是我去信向杨老求证，不久收到了杨老这样的回信：
景端兄：
谢谢你的信及剪纸，由于我的王世襄赠联，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抱歉之至。这副赠联说来话长，抄来抄去，错写两三个字，没有多大关系。总的情况如下：
若干年前，上海一位朋友，著名的年轻记者陆灏送给我一张肖像画，画的是我，旁边还有几个字是“是真名士自风流”，夸奖实在不敢当。我记得当时朋友丁聪兄也给我画了一张漫画，我因想起陆灏那张画，就写了一首打油诗：“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后来我妹妹敏如也看见“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张画，她就用古诗“自古圣贤皆寂寞”给我凑了一副对联，又请王世襄兄写成送给我。因为“自古”的“自”同下联重复，我就建议改成“从古”。这副对联把我说成不但名士，而且比作圣贤，我当然更不敢当，我就在另一张朋友给我画的镜框上写了几句：“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这都是自己讽刺自己的话。你听错头两个字把“难比”写成“南北”，好像是我又在讽刺别人了，这当然不是我的原意，不过我认为也不必更正。谢谢你的文章，给我作宣传。有空来京，希望来玩。
祝好
弟杨宪益
2001年9月9日
看了信，才知道是因为我错听两个字闯了祸，把意思全变了。尽管杨老很大度，叫我“不必更正”，但我还是连忙再撰文在报上予以修正。因为照片上字迹看不清楚，老巫说，早知这个故事，那我一定把它抄下来给你。其实抄不抄并不重要，今天旧话重提，一是想说，杨宪益中文、英文、希腊文都精通，无愧当“名士”；他爱喝酒，会吟诗，幽默风趣，算得上“自风流”。但他仍自谦“冒充名士”，“自作风流”，这无疑是一种谦虚的美德。二是感慨，如今有些人一有点小名气，就趾高气扬，老虎屁股摸不得，受不了一丁点批评和委屈，反观杨宪益，分明是我错听闯祸，他却大度宽厚，不仅没有半点指责，反而安慰我“抄来抄去，错写两三个字，没有多大关系”。像杨宪益这样身为名人，却自视为“糟老头”的谦虚精神，以及心胸坦荡、宽厚待人的气度，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弘扬的。
杨宪益与出版的缘分
许多人都知道杨宪益是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其实，他跟编辑、出版还挺有缘分，也该算是位资深出版家。近读杨老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我粗略排了一下：早在1943年，他就在当时的国立编译馆任职，既搞翻译，也搞编辑；1946年，这个“编译馆”，就成为后来的出版总署的前身。1952年起，杨宪益进入北京外文出版社，虽然主要从事翻译，但也做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工作。真正使他成为一名出版工作者的，是1979年至1986年间，他一面负责《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工作，一面亲自策划、组织外文本“熊猫丛书”的出版。这套书出有几十种，80年代海外销路很好，像《老北京故事》《芙蓉镇》《新凤霞回忆录》等，当年都很有影响。这以后，杨老还当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古希腊、拉丁文分部的主编，1989年，又作为中国出版家代表团成员出访西班牙。就凭上述这些经历，说杨宪益在不同年代与出版有过不解之缘，称之为出版家，我看应该没有疑问。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最近我看到杨老写的批评出版界不正之风的一首诗：“出版繁荣印刷忙，秘闻艳史色琳琅。公家自有防风洞，垃圾今成聚宝箱。老总无聊卖书号，官僚只管盖图章。苍天蔽目黄天漫，何必多余说扫黄。”我在想，能写出这样诗的人，一是要对出版界很了解，二是要对出版界很有感情。因为了解，所以才能击中要害；出于关切，才不惜语重痛斥。当我了解了杨宪益与出版的缘分，并从中领悟到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深切情感，我仿佛揣摩到了他写这首诗时的心情。以前听人说，杨宪益嗜酒但从不糊涂，对此我算是有了更深的理解。
黄宗英钻英语学翻译
耄耋之年钻英语
黄宗英擅长演戏和写报告文学，而且成就显著，这已是人所共知。如今，到了将近八十的耄耋之年，人们也许没有料到，她在与病痛顽强斗争的同时，竟钻研起英语来了。
在那段因防“非典”人们都守在家里的时间，我突然收到宗英大姐一封信，她说我同翻译出版界熟悉，要我替她买一本《朗文英汉双解图解词典》（2002年最新版），信中特意强调，要英汉双解，为的是查一个词还能顺带复习一大段英文；要有图解的，是因为看了图有助于激起自己以往对英文单词的记忆。想到她如此高龄，还这么热心学习英文，内心确实十分敬佩。我先到外文书店遍寻辞书柜，没找到英汉、双解、图解三者兼备的，请书店上电脑查，也没有。后来托商务印书馆一位朋友代查，直到向香港朗文出版公司才查到，这部词典的最新版，香港刚刚才发行，内地还没有卖。我连忙把这结果向宗英大姐通报，并问她若真是急需，将托香港朋友代买。她说别麻烦人家，手边旧版的还将就能用。这件事我没办成，但由此却知道了她正在复习英文。随后，我给她寄去了几本英文刊物《英语新世纪》，这本充满时尚英语、装帧新潮的杂志她很喜欢，来信时不仅认真点评，信中还不时插用一些英文，末了还关照我把该英文杂志的光盘补寄给她。这一来，更证实了她在古稀之年真的钻研起英文来了。
宗英大姐年轻时当然学过英文，只是后来那么长的岁月同外语不大沾边，怎能不忘记？如今这把年纪，身体又不太好，怎么想到又捡起英文来了呢？近日，我去高碑店她的新居看望她时，少不了要问起这个问题。她告诉我，自从她去西藏因不适应高原环境使大脑留下病以后，有一阵子时间记忆力严重衰退，许多熟悉的人、事、字仿佛一下子全想不起来了，那种感觉可真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使记忆力尽快恢复起来，她尝试了好多种办法，钻英文就是其中之一。她每天听英语广播，复习单词和例句，注意由此及彼的联想，照她自己说，把钻英文“当作恢复记忆力的保健操”。说也奇怪，她自己治疗记忆力衰退的这一“发明”还确实收到了效果。那天同她聊天，见她思维清晰，谈吐自如，不仅对她自己、赵丹、冯亦代等往事记得一清二楚，中午陪她吃西餐时，连早年上海西餐馆罗宋汤的特色，她都还能讲出道道来。
这种“英文操”坚持练下来，她的英文水平明显大有长进。我注意到，她的书柜上、茶几上摆着好多种英文杂志和工具书，就连同我聊天，也不时会夹着一两句英文。
后来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促使宗英大姐耄耋之年还下决心去钻英文？只是为了恢复记忆的需要？当然不全是。少年时代她就广泛读过《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天方夜谭》、《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年轻时也常在舞台上演出安徒生童话的话剧，早就受过外国文化的熏陶，及至后来嫁给了翻译家冯亦代，更少不了接触与翻译相关的事。这些背景，无疑都会成为她力图钻研英文的因素。但是，驱使她以如此顽强的毅力去攻英文并能坚持下来的决定因素，那还是她身上固有的那种对知识渴求的精神。太早的事就不说了，68岁那年，她去美国探亲，就曾特意在洛杉矶一家老人中心专学英文；73岁那年，她又进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系当了一年级的旁听生。从她弃影从文，去西藏，下深圳，嫁北京，角色不断在变，但活到老、学到老的这种精神始终没有变，正是这种精神支撑和激励着她，满头银发啃单词，忍着病痛查词典。
在我看来，黄宗英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她的“甜姐儿”，她的“梅表姐”，她的“小木屋”，还应该包括她的“老来钻英文”。
与翻译的缘分
当过电影明星、报告文学作家的黄宗英，后来成了翻译家冯亦代的夫人，从此，她结识了翻译界不少新朋友，接触的翻译作品和翻译界的事也多了；近些年，她还热心倡议在现代文学馆中专设文学翻译馆，这些无疑都表明了她同翻译的一种缘分。最近了解到，这种缘分其实可以追溯到70年前，那就是她同著名翻译家宋淇的一段交往。
春节前夕，我收到宗英大姐寄来的一张带有电脑制像的年历，上面还题有“依然有着当年心情的我”的字样。这张玉照，衣着时髦，楚楚动人，尽显当年“甜姐儿”的风采。后来有一次我笑问她，怎么想起选出这么一张时髦玉照印在年历。于是，她向我讲述了一段她与宋淇的交往。
宋淇何许人芽他原名林以亮，浙江吴兴人，其父宋春舫是现代著名戏剧家、藏书家，家道富裕。宋淇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与傅雷、钱锺书、张爱玲过从甚密。1948年移居香港后，写剧本、研究《红楼梦》，但更多的是搞翻译：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并主持出版中译英刊物《译丛》，出版了《林以亮论翻译》、《文学与翻译》、《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等多种翻译著作。1996年去世后，其亲属又出资委托《中国翻译》杂志设立“宋淇翻译研究论文纪念奖”。《中国翻译词典》中称他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剧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黄佐临主持的剧团被迫解散，石挥、黄宗江、黄宗英等一批艺人都窝在家里。后来黄宗江等人组织了一个“美艺国华剧团”，排演过包括杨绛写的剧本《弄假成真》等多台新话剧，给当时沉寂的上海滩剧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活动的后台支持者，就是当时风华正茂的宋淇。那时宋淇家世富，英文好，在文化圈里朋友又多，同夏衍、钱锺书、傅雷等都有来往，对戏剧更是热心支持。当时剧团排戏、演出遇到什么难题，多半都是宋淇出面设法解决。据黄宗英回忆，当时环境很艰难，宋淇就强调演员要搞好形象，重视宣传。他经常在“良友照相馆”同演员们聚会，鼓动他们拍广告、上橱窗、壮声势。黄宗英这张时髦玉照，就是在宋淇的极力鼓动下照的。当时黄宗英才19岁，宋淇对她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从此，黄宗英真的打扮起来了，拍照所需的服装，也由宋淇全包了。现在看来，黄宗英得以享有“甜姐儿”的美号，这当中还有宋淇的一份鼓动之功呢。70年前黄宗英就同早年的翻译家宋淇沾上边，她肯定不会料到，几十年之后，她又跟翻译结上缘，成了翻译家冯亦代的夫人，这大概就是一种缘分吧。
王蒙、余光中情系华文文学
在学英语、用电脑、玩手机、发短信、高消费等这些时尚，日益成为时下不少青年人追逐的生活目标时，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有些人会打字却写不好中文；有些人会用“伊妹儿”却写不通一封求职信；有些人只知歌星、球星却不知屈原、曹雪芹何许人。如果放眼全球这个大视野，那么英语和西方文化，更是越来越牛气。面对这种态势，许多有识之士不禁大声呼喊：绝不可让古老美丽的中华文字沦为弱势文字；绝不可让优美丰富的华文文学枯萎凋零。在这片呼喊声中，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呼喊的人也格外引人注目。这个“声音”，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呼喊的人，其中就包括了王蒙、余光中和金圣华。作为这个奖的特邀顾问，我对这些华文名家振兴华文文学的热情深感敬佩。
早在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有鉴于在全球华文青年中弘扬中文及华文文学的重要性，决定发起设立“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确定以全球在读的华文大学生为对象，分短篇小说、散文、文学翻译三组开展征文竞赛。为加强该奖的权威性，吸引更多的华文青年参赛，该奖除规定有较丰富的奖励外，还刻意聘请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华文名家出任决审评判。他们是：内地的王蒙、余秋雨、杨宪益及已故的柯灵，台湾的余光中、林文月、齐邦媛、鼓镜禧，香港的刘以鬯、董桥以及来自美国的白先勇、高克毅等知名学者。当世纪之交这项活动一在媒体及互联网上公布，立即得到海内外华文大学生的热烈响应。2000年第一届的参赛者多达二千四百余人，2003年第二届虽受到“非典”影响，参赛者还有一千七百人，后经学历资格甄别，正式参赛的仍有一千四百人。其来源地除内地外，还遍及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大洋洲和欧美许多国家。评审分初审、复审、决审三个阶段：先是由中文大学专业教师分组初审，继而由文学奖筹委会资深教授集中交叉复审，最后约请分布海内外的名家评判，通过电话会议的方式进行决审。为了规避评审过程中任何人为的感情色彩，所有应征稿件一律隐去地区、学校及姓名，只保留数字代号，直到决审定出名次之后，才显露参赛人的真实身份，这样就确保了评奖的公正与透明。
经过如此严格认真的评审，第一届有五十一人获奖，第二届有四十九人获奖；在两届三组的十九名冠、亚、季军当中，内地十二人，香港地区五人，台湾地区一人，马来西亚一人。这种只知参赛人代号评审出来的结果，似乎也正好反映了现今使用华文的语言地图。这个文学奖虽然才举办两届，但已显示出良好的效果，不少青年人从中激发了对华文文学的热情。例如获第一届散文组冠军的麦树坚等三名香港大学生，都在获奖后三年中出版了个人的文学专集。海内外其他多名获奖者，有的当了华文教师或文学编辑，有的则立志攻读文学或翻译的研究生，他们都把自己的青春同华文文学结上了缘。在追名逐利成为时尚的今天，选择文学无异选择了寂寞。但正是美丽的中文和充满魅力的华文文学，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华文青年，驱使他们甘于寂寞，默默耕耘，积极加入振兴华文文学的行列。
这两届文学奖的成功，当然有赖众多热心人士的共同呼喊，但其中有三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一位是大陆著名作家王蒙。王蒙先生的文学成就，已经众所皆知；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对华文文学的精辟见解，以及对于在华文青年中振兴华文文学的饱满热情。这些年他潜心写作、讲学，时间很紧，但一经金圣华约请他出任这项文学奖的决审评判，立即笑答：“很乐意‘打工’。”身为两届决审评判，他不仅认真看稿、评稿，而且还亲莅颁奖会做弘扬华文文学的学术报告。他高度赞扬华文青年热爱文学的热情，他说：“中文是什么？他就是我们华人的家园，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忧愁和我们的寄托。看到来自马来西亚的中文小说，读到香港大学生漂亮的散文，读到从世界各地来的应征作品，我不禁感到，我们的先贤王国维、陈寅恪所担忧的中华文华的衰微局面，也许会在这一代或下一两代的时间里得到根本的转变。”针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有人质疑文学作用的看法，他强调说：“写作是为了什么？写作，是为了表达，为了交流，为了建筑心灵之间的桥梁。写作，又是为了记忆，为了挽留：当一切都烟消云散以后，还会有几行文字留下来，成为生命的见证、历史的见证。”在谈到文学的重要意义时，他更风趣地举例说：“同样是追求爱情，阿Q见到那个尼姑，只会说‘我想跟你困觉’，结果挨了骂。要是换了徐志摩，他就会说‘我会像一片云向你飘来’，这就是文学的语言。”类似上述这种既深刻又幽默的讲话，对青年听众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其次一位是台湾著名作家、诗人余光中。余光中先生对中华文化可谓情有独钟，他那首闻名遐迩的诗歌《乡愁》，既反映了他对祖国大地的深情眷恋，又表达了他对中华文化始终如一的情结。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他对旨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这项文学奖，何以如此热心支持。由于他中英文及中外文学的造诣都很深，因此他先后出任文学翻译组及散文组的决审评判，两届文学翻译的英文版本也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同王蒙一样，余光中做报告也是妙语连珠，余味无穷。他一再强调：“发展中华文化，自然要重视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也许他是诗人、散文家，因此特别钟爱这两种体裁。他说：“散文是一切文体之根：小说、戏剧、批评，甚至哲学、历史等等，都脱离不了散文。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和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韵：它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他还从一个有独到见解的角度，论述了文学艺术的作用。他说：“我有个观念，科学是忙出来的，文艺是‘闲’出来的。科学家追求效率，艺术家追求美与理想，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态。‘闲’不是偷懒，而是让心灵从容不迫地发展，像花开那样，不能用化肥催它开。所以你必须要追求人文的价值。”又说：“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太快，而心灵的发展太慢，这一快一慢就造成了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文危机。……如果没有心灵控制机器，机器会造成更大的混乱。这个灵感是来自人文的，而人文精神，是来自文化的。”最后他更语重心长地说：“对于全体华人赖以联系的华文来讲，语言是我们的命脉，围绕着我们的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同心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半径就是我们的华文。半径有多长，华文就有多长。内地及台湾、香港两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要齐心协力共同为发展中华文化的‘同心圆’而努力。”
还有一位不能不提到，那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前副院长、翻译系讲座教授金圣华博士。她是这项文学奖的筹委会主席。笔者作为该奖的特邀顾问，深切感受到，从制定评奖办法、招募赞助和协办机构、筹集巨额资金、延聘名家评判、开展征稿宣传、安排三轮评审，直到揭晓颁奖、组织学术讲座，最后还要编辑出书，这一系列工作既艰辛又繁琐，如果没有金圣华博士的敬业精神，以及筹委会全体人员的配合，那是绝对完不成的。众所周知，能否募集到足够的经费，无疑是首要的关键，而这个奖各方面的要求又相当高。就以奖金的规定为例，三组冠、亚、季军分别为二万港元（第二届又再多加五千元）、一万五千元、一万元；一等奖一千元；二等奖及鼓励奖则分别奖励专业图书；一等奖以上的外地获奖者，还可免费赴香港领奖。作为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学竞赛活动，这可算是迄今奖金最高的一项文学奖了。此外再加上宣传、发动、三轮评审、隆重颁奖、邀请名家评判的差旅费等等，其经费可不是个小数目。正是这位金圣华博士，怀着振兴华文文学的满腔热情，凭其不倦的努力，终于在刘尚俭先生等众多热心人士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筹集评奖经费的任务。为了能请到这么多位海内外一流的专家当决审评判，她更是费尽心思，不遗余力，终于把它办成了迄今评委阵容最强的一项青年文学奖。回顾这个奖的成功，当然有赖于诸多因素，但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得力于金圣华博士的精心组织。难怪中文大学文学院现任院长罗炳良，在题辞中称赞她是这个奖的“工程师”、“行动总司令”，这确是一点都不过分。在两届的颁奖大会上，王蒙、余光中、白先勇等海内外专家学者都呼吁，希望把这项青年文学奖，发展为更有权威的世界华文文学奖，并希望香港中文大学、特别是金圣华博士，为促成这项盛举的实现继续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