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学术道德二三事
文洁若女士为出版《萧乾全集》，近日向我征集萧乾的信件。整理重读这批信件，深感萧乾不仅在文学、新闻、翻译等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他崇尚学术道德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缅怀与传承。从萧乾关于翻译《尤利西斯》一些信件中，我看到想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崇敬萧乾敢啃硬骨头、做真学问的精神。在“注水学问”、“学术造假”屡见不鲜之际，一位年逾八十、肾脏还有病的老人，真敢去啃翻译《尤利西斯》这样的硬骨头吗？起初不少人以为，萧乾不过是“挂挂名”罢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当我“蘑菇”萧乾接下译《尤》的任务后，他就表示：“既签了约，我就要对读者负责，豁上老命也得把它干好。”随后，他和文洁若天天清早五点就工作，除了译、校，还要书写大量函电向国内外查找资料，四年多中光卡片就做了七万多张，最后在书上加了六万多条注释。这种做真学问的刻苦精神，在他给我的多封信中都有反映。如1994年2月21日信中称：“我们二人连年三十及初一都在忙此稿，洁若还打过几个通宵。”从这些片言只语，人们不难想象老两口为译《尤》是何等的辛劳。对比那些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搞花架子的学术不正之风，萧乾以“豁命译天书”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崇尚学术道德的好榜样。
其次，我赞赏萧乾不重钱财、重在奉献的人生态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人也想多挣钱，这本属正常。只是有的文人看财过重，以致出格敛财，有损品格。当然也有许多文人境界更高，不仅不取不当得之财，有时连当得的也乐于放弃。萧乾可以算是后一种。约稿时我承诺过，凡买参考书、邮费、复印费、抄稿费等均可向出版社报销。可他在1993年3月30日之信中，以有几章译稿已收到别的刊物稿费为由，主动表示这些费用自己负担。此外，他还来信宣布将《尤利西斯》初版本稿酬捐给上海文史馆新创办的《世纪》杂志。这两件虽是小事，但反映出人生态度的一种境界。一个讲道德的人，也会在钱财上克己自律。但愿有更多的人，能从萧乾这些小事中得到某种启示。
还有，我敬佩萧乾尊重他人的学者风度。《尤利西斯》上部，萧文译本与金隄译本只相差几天同时上市；下部，萧文则比金隄的早一年出版。在萧文上部译本中，附有《乔伊斯大事记》。起初的原稿中，写有“1987年金隄译《尤利西斯》三章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编稿时，我觉得只译三章，分量很少，再说，没必要在我们的书里替别人做广告，于是我把这一行删掉了。没料到我这一草率之举，竟引发了萧乾老两口的一场争执。洁若大姐同意我删掉，而萧乾则坚持不能删，强调金先生译过三章，这是历史，必须承认。他连来两封信，甚至生气地用上了“表明我们无知”、“没有气度”、“狂妄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无视旁人劳动成果”等这些重话，最后声称“我坚持”，否则就“取消《大事记》”。眼看萧乾如此坚持，我被感动了。于是我承担了责任，并与文大姐取得共识，终于把“金隄译”那段删掉的文字又恢复了。从这件事我在想，都说“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但从萧乾对金隄的态度来看，足见未必人人都是这样。《尤利西斯》两个译本先后出版后，人们各有喜爱，出现不同的评价，这本来很正常。不料随后刮起一股风，说什么“文洁若不懂英文，她是从日文本转译的”，“署萧乾合译，是用他的名气”，甚至还说“前八章金隄在台湾地区先出，萧乾很多地方是抄金的”等等。有一次，我同金隄一起参加香港翻译研讨会，金在会上借反驳冯亦代（冯曾写文肯定萧文译本）含蓄地批评萧文译本，这使我隐约地感到来自金的敌意。当我把上述感受告诉萧乾时，他说：“别去听那些闲话，我说过，如果金隄进来，我会拥抱他。”
不过，萧乾1996年7月11日给我来信，又表示“不会去拥抱”了。我从信中得知，1996年金隄在天津组织了一个《尤利西斯》研讨会，有个洋教授在会上散发了一份材料，对萧乾夫妇及其译本进行很不客观的指责，并把这个材料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因为洋教授未必懂中文，萧乾判断那些“炮弹”肯定另有来源。他对借洋人之嘴来攻击甚为不满。对该文竟凭空说萧文“参考”了金隄译文这种属于诬蔑的指责，我也很生气。那些年，萧乾如何从国内国外又讨又买资料，如何通过在京及国外的洋人朋友向世界乔学专家讨教，如何向教会、天文台、医院等请教大量专业词语，如何向季羡林、金克木、杨宪益等一帮老朋友请教梵文、希腊文等一二十种外文等等，我不仅清楚，有些还是我经手。《尤利西斯》下部最难译，涉及那么多专业用词和那么多种外文，若不是凭着萧乾广泛社会关系的帮助，光靠萧乾一个人恐也难译出。下部萧文先出版一年，怎么能说先出的“参考”后出的。面对洋教授的指责，尽管萧乾觉得对方做法有点过分了，但他依然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他只是给我一个人写过信，仅仅表示“不会去拥抱”而已。除此之外，他不但自己“不准备应战”，而且“强烈建议译林不要去反驳”。后来我写出想为萧文译本正名的文章，萧乾在1997年1月13日的复信中，再次告诫我：“尤》事可以画个句号了。”“两个中译本问题，愚意以搁置为宜。”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不再提这件事了。
萧乾发表过一篇《翻译无专利，同行非冤家》的文章，我非常赞同。本来像《尤利西斯》这样的“天书”有多种译本进行不同的诠释，这是文学翻译繁荣的好现象。我一直认为萧文译本与金隄译本都是优秀的译本，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译本各有特色，何妨各行其道，让读者多一种选择。上述看旧信有感而发的话是对萧乾尊重历史、宽容待人的学者风度表示一种怀念吧。
杨宪益诗画像
走进外文书店，在中国文化名著众多的英译本中，人们常常会看到译者杨宪益、戴乃迭的名字。正是这对跨国夫妇数十年如一日，殚精竭虑地把中国优秀文化的精品熏译成英文传向世界熏又把一些重要的世界名著译成中文出版，为促进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宪益先生在中国文坛，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饱学学者，而且还是一位被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他的童年生活，求学经历，跨国婚姻，文革受屈，乃至把酒当茶，随口赋诗等等，都有许多可称道的故事。如今，人们一提起杨宪益，自然立即会联想到他在外文翻译和外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成就，以及被誉为“酒仙”的美名，因为这是构成杨宪益形象密不可分的两项特征。
杨宪益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及中古英、法文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在重庆与牛津同学、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 Yang）喜结良缘，1943年起就在当时的编译馆主持《资治通鉴》的英译工作。此后，他们夫妇又从南京到了北京。除了“文革”期间失去自由被迫辍笔之外，可谓倾毕生精力，不懈地用笔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设桥梁。在中译英方面，他们的主要译作有：《红楼梦》、《儒林外史》、《史记选》、《楚辞》、《老残游记》、《关汉卿杂剧》、《鲁迅作品选》以及南北朝小说、唐代传奇、宋明平话等等；在外译中方面，杨先生的主要译作有：荷马的《奥德修纪》、萧伯纳的《卖花女》以及法国史诗《罗兰之歌》等等。杨先生翻译的多是中外古典名著，这就要求，不仅外文功底要过硬，而且还要非常熟悉中外的古典文学。为了使中外作品从文字到思想达到最佳的转换，杨先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美学风格。他强调要重视翻译的历史距离，认为译者必须首先设身处地把自己置于原作者的那个时代，理解作者在作品中要表达的思想，而在下笔翻译时，又要把自己放在今天读者的地位，想着如何使他们充分理解前人的作品。依我看，杨先生所从事的文化交流，既体现中外的，又包含古今的，可见其翻译难度之大，而其贡献也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杨先生嗜酒成癖，已是人所共知。他曾戏言，他家的威士忌就是“苏格兰茶”，客人上门，往往以酒代茶。近日获悉，杨先生已遵医嘱戒酒多时，闻此真为他高兴。不过，他往昔那些饮酒故事，无疑将作为人生的回忆，留在友人美谈之中。除了翻译与饮酒，其实，还有一项也足以成为展现杨宪益形象的特征，那就是他的极富个性的诗作——杨先生自称的打油诗。
人们常说“诗言志”，这大多用来形容那些忧国忧民的大诗人。我不大懂诗，说不准杨先生的诗作是否也有“言志”的成分，但是我确信一点：杨先生的诗，任说“高雅”也好，“打油”也好，但说它是“诗画像”，那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因为那些诗，从多方面把杨先生为人的形象、性格、喜恶、情感都活脱脱地展示出来了。读着他的诗，就宛如在欣赏一幅幅生动、诙谐的人生速写画。
杨先生的诗是否如其人，得先看看他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他自称从小就“不老实”，按时髦的说法就是有点“另类”。例如，他曾把父亲的美酒拿去喂金鱼；小时候家里请的家庭教师叫“徐剑生”，后来作对联时他竟别出心裁地对之曰：“快枪毙”；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也是不贪自足，悠然自得，嬉笑自嘲，把酒自乐。黄苗子先生曾赋诗这样评价他：“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总之，重情、洒脱、辛辣、幽默、风趣，这些大概都可算是杨先生性格中的特色。那么他笔下的诗作，又给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首先，表现了笑对人生顺逆，但又充满了自信的乐观情绪。这在他的《祝酒辞》及《谢酒辞》这两首姊妹诗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前首写道：“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后一首写道：“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两首虽然每句只变动一两个字，但意境却完全不同，特别是“大事不糊涂”这一句，针对前一句“难得是糊涂”，正可谓是杨老那种“淡看红尘，把酒不惊”心态的极妙写照。对待人间的是非、得失及恩怨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处世情操。对此，杨先生在诗中是这样自我表白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这些朴实的诗句，确实勾勒出了杨先生为人的总体画像。
其次，假借嬉笑打趣，展示了自己对人生纷纭现象的感悟。最典型的有《体检》这样一首：“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需早戒烟，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诗中有的是正话反说，有的看似歪言诳语，实则借题发挥。作者正是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语境，点出“只因世界不平安”这句伏笔。又如，杨先生借“天葬”这个题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样一些诗句：“早应火化臭皮囊，省得青蝇吊客忙”，“亡身不必赊骸骨，辞世何须问鬼神”，“人世寿夭终有数，何须留影祭殊方”。这里讲的虽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人生“何须留影”的一种超脱感悟。在我看来，杨先生诗中的反话也好、打趣也好，都是出自他那种独有的洒脱感悟。
第三，运用自嘲戏语，来发泄自己的情感。人生总是会碰到不尽如意的事，有时还会遭遇重大的磨难。面对厄运、挫折或者委屈，有些人难免发发牢骚，责怪他人或埋怨环境，这本也是人之常情。而杨先生却是采用自嘲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感，这在他的诗作中屡屡可见。他曾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银翘集》，并解释说：“我的打油诗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他的自嘲诗很多，都挺风趣，例如，“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这既是自嘲，又是感慨；既是自责，又是自慰。有一次，有人以“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样的诗句赞誉他，而他却回之曰：“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其中既有自嘲的一贯诗风，同时也表现了老人自谦的美德。再看他的《冬虫三咏》中的《咏龟》：“冬龟不动不呜呼，免触霉头体自舒，或竟被人当废物，一朝扫进化灰炉。”这首貌似“打油”的诗，人们可以做多种想象和理解。在我看来，这依然是诗作者以“废物”自嘲、借物表情的一种诙谐寓意。
第四，舞文弄墨，嬉笑自嘲，终究难掩一个“情”字。杨先生的诗，尽管有上述种种貌似“另类”的表现，但综观整个诗作的基调，应该说，诗作者是很重情义的。最明显的当然是他在爱妻戴乃迭仙逝后的缅怀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互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戴乃迭先走了，如今杨先生同女儿迁居到一个汽车开不进的小胡同里，辍笔谢客。他又借着住地的环境，用以下的诗句抒发着此时此景的心情：“来时仓促别匆匆，五路邻居一梦中。宾馆去春辞故宅，小楼昨夜又东风。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篷。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青史青山可并抛，结庐人境暂逍遥。外宾争访金丝巷，游客群来银锭桥。路北故居今姓宋，街西王府改姓曹。自惭不是风筝匠，莫与天公试比高。”诗里既有对往事的回首，也有对亲人乃至邻居的怀念，更有对世事沧桑的感叹。从这些寓情于诗的佳作中，杨宪益先生的形象，岂不跃然眼前！
永远追求完美的傅雷
傅敏在评论傅雷时说：“父亲一生都在追求‘perfect’（完美）。”傅雷确实是位完美主义者，随便什么事，一到他手里，都要做得好上加好，待人、处事、写文章、搞翻译，悉概如此。这种凡事出奇认真的态度，有很多故事。例如，50年代文化部茅盾部长主持召开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不怕得罪人，上了万言书，列举文学译作中种种错译不当之处，当时有人质疑他提供的材料，他很快能指出错在哪本书哪一页哪一段，原来他平时非常关心和研究别人的译作，材料都有根有据。至于对自己的译作，那更是要千锤百炼，尽善尽美。傅雷译书极端负责的态度表现在：第一，刻苦锻炼翻译基本功。他的法文基础本已相当扎实，在译《幻灭》时虽已53岁，他还是先把全书七百五十余页法文中的一千一百多个生词挑出来，每天发狠温习三四百个，并以此与儿子傅聪日练钢琴相勉励。为丰富中文词汇，他很重视研究古汉语，还亲自给傅敏讲授《曹刿论战》等许多古文名篇。第二，强调热爱原著，吃透原著。他说：“测验（与原著）‘适应’与否的第一个尺度，是对原作是否热爱，因为感情与了解是互为因果的。”“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移译。”第三，搜集资料，做好研究。为译巴尔扎克作品，他请法国朋友Etiemble买来一大批巴尔扎克研究材料，并做了大量笔记，以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为译好《高老头》中的土语，他特意买了厚达五千余页的《国语词典》，潜心研究南北方言的差异。第四，坚持先试译。他说：“要有理解原作的‘适应力’，若达不到，即使试译了几万字，也得‘报废’，毫不可惜。”第五，自挑毛病，永不满意。他在译《贝姨》中发现把蓝衣译成绿衣，注也错了，大惊失色，连忙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做自我批评；译《高老头》曾反复推敲，三次重译；已被人们公认为优秀译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自己仍不满意，以至“后来连看都不敢看，还要把第一次的译本烧掉”（均引自傅敏语）。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傅雷先生译德高尚，学识渊博，堪当译界的楷模。
眼光敏锐的施咸荣
如今走进书店，翻译书花花绿绿，琳琅满目，可是能勾起急切购买欲望的却实在很少。这不禁引发我的一份感慨：翻译家该译什么，不该或不必译什么，是否也该多一些取舍？由此我想起了一位眼光敏锐、选材自有主见的翻译家，他就是生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编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的施咸荣先生（1927—1993）。他一生翻译了《土生子》、《斯巴达克思》、《屠场》、《等待戈多》、《麦田里的守望者》、《穷人富人》、《战争风云》（合译）等作品四十多种、数百万字；发表有关英美文化的文章六十余篇。这些当然可贵，但更难得的是，他在翻译选材上具有较敏锐的眼光，译什么不译什么，自有主见。我就亲历过几件事。
1979年初，因为《译林》创刊号选稿，我想约他译一篇马克·吐温的中篇作品。他先问我：“这本刊物宗旨是什么？”我答：“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窗口要对准当今的世界。”他刚同陈原等一行访问英国归来，看到彼时的英国与我们所想象的大不一样。他说办刊物，时效性很重要。马克·吐温作品可以介绍，但年代毕竟远了些，你们应该更多译介英美当代的新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今日真实的西方世界。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些话，确实令人开窍。这次他虽然拒绝了我的约稿，但却送给了我一份珍贵礼物：坚定了我以译介西方当代作品为主的办刊信念。
1983年春他来苏州开会，那时他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公开出版，很受欢迎。此书描写美国有反叛思想的年轻人，厌恶旧的传统，与现实格格不入，对未来又缺乏信心，于是出现了各种反叛、出格的行为。我问他何以选择翻译这样的作品，他说，60年代初期，他参与了供内部发行的西方当代作品“黄皮书”（封面均用黄色）的翻译工作。那时大家对西方文坛所知极少，译什么书，主要由译者自己选。他平时很注意学习，经常上北京图书馆借书看书，对英美当代社会和文化情况“还算了解一些”。他认为，对美国的认识，不能老停留在“纸老虎”这种印象上，有必要让领导和更多的人了解更加真实的美国。而《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是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
“禁锢那么多年，选译这种书，你就没有压力？”我问。
“有是有，但搞翻译就好比在中外文化之间架桥，帮人跨桥沟通了，架桥人担当一点算不了什么。这本书在美国很有影响，战后年轻人的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国也会受影响。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中国读者批判地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多少起一点警示的作用。”
通过这次谈话，我对他当年选译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缘由及勇气，多了一点理解，但也没太在意。直到该书越来越畅销，我后来在北京才又与他议到了这个话题。
“翻译时你想到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没有，不过我认为它会受到重视。1963年因是内部发行，加上此书价值尚未被人所知，因此反响并不大。直到改革开放，80年代该书得以公开发行以后才真正受到关注。我觉得，经受长期禁锢、特别是曾被‘文革’中的‘否定一切’毒害过的年轻一代，也许对传统也产生过怀疑，他们从这本书当中，仿佛获得了某种宣泄的机会。尽管还有疑问，有争论，但这本书对许多人的思想似乎都有所触动。既然读者爱看，说明我选得没错。”
1983至1986年，漓江出版社三年就发行《麦田里的守望者》6.2万册；1996至2004年，译林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累计印刷35万册。历史已经证明，施咸荣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成功的。
他的翻译成就当然不仅这一本书，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翻译选材具有开放和敏锐的眼光，而这又植根于他对当代世界文化信息的充分掌握。对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来讲，这一点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初识王蒙的幽默
王蒙是当今大名鼎鼎的作家，当过文化部部长，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我想象中，这样的“大人物”多半是不苟言笑、颇显威严的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2000年12月我同他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典礼时，虽然同住在一家宾馆，但始终同他很少攀谈。一晃眼三年过去了，2003年12月，为出席这个文学奖第二届的颁奖典礼，我同王蒙夫妇又在香港相聚，还是一起下榻在帝都酒店。也许是第二次相聚，也算是熟人了，因此，在一起乘车、用餐、开会间歇时闲聊的话也就多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王蒙的性格，同我先前所想象的大不一样。
王蒙说话非常简练，从不拖泥带水。他概括能力很强，常常语出惊人，一下子就讲到了问题的实质，而且语言诙谐，极富幽默感。这次同时被邀出席这个颁奖典礼并担任讲座主讲的，还有来自港台的余光中、白先勇、刘以鬯、董桥、林文月、彭镜禧、金圣华、齐邦媛等多位学者。因为白先勇有好几篇散文被收入香港的中学语文课本，因此他在香港学生中的名气最大。每逢白先勇主讲，讲完后找他签名的中学生，尤其是女中学生，简直是围得水泄不通。见此情景，有一次我笑着问王蒙：“您遇到过这么多人找您签名吗？”他笑答：“我哪有他长得漂亮。”这看似玩笑的一句话，既幽默，又深沉。事后我再回味，这句信口而出的话，其实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答得真妙。
至于王蒙有关文学的讲座，那更是谈笑风生，生动有趣。试举一例：当讲到在当今到处追求经济利益的社会中如何看待文学的作用时，王蒙说，同样是追求爱情，阿Q见到那个“尼姑”，只会说“我想跟你困觉”，而换作徐志摩，他就会说“我像一片云向你飘来”，这就是文学的语言。这种深入浅出的比喻，说得听众哈哈大笑。还有一次，讲到端正作家的创作心态这一点非常重要，接着他列举了想一举成名的、受过委屈的、有心报复的、鸣不平的、当社会裁判的、探窥隐私的等等十多种不同的创作心态，听了令人觉得很新鲜。会后我夸他想得这么细致，并问他：“现在有些女作家，公开声称自己是用身体来写作，这又算是什么心态？”还没等王蒙回答，正好站在一旁的余光中先生却插话说：“这只有体态，没有心态。”瞧！文人原来都是这么幽默。后来在车上我问王蒙夫人崔大姐：“王蒙同志在家里也这样喜欢说笑吗？”大姐答：“也这样，所以孩子们都不怕他。”王蒙也已七十多了，但一点不显老，乐观、风趣，这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拒绝张扬低调为人——近访杨绛
除在书信、电话中联系外，已经有好多年没见到杨绛先生了。2002年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杨先生接受拜访的首肯，于是有了一次同杨先生长达个把小时的畅谈，而且深有感触。
进了房门，室内的摆设同二十多年前我初次拜访钱锺书先生时几乎没什么变化。眼前的杨绛先生，步履灵活，眼明耳聪，讲话简洁清晰，绝对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算我幸运，赶上老人今天兴致很好，不仅十分健谈，而且记性特好，讲起老朋友和多少年前的往事，她竟连有些原话和细节都回忆得一清二楚。杨先生的造诣、成就、品格，人们不难列举出许多条，可是留给我印象最突出的，却是她一向拒绝张扬、低调为人的可贵风范。
身为钱锺书的亲密伴侣，局外人总以为，杨绛难免会沾上钱锺书的光。那天的闲聊，不经意竟从这个问题聊起。杨先生既谦逊又很确定地说：“钱锺书是学者，我不算学者，我从不攀附他。”讲到这里，老人回忆起一件往事，她对我说：“你的《波涛上的足迹》一书中说，1980年《译林》通过戈宝权请锺书当编委，锺书提出要一并请我也当编委才接受。不是这样。事实是戈宝权提出要把杨绛一起请。锺书向来很理解我，从来不会借他的势来‘照顾’我，我也不会领情，即使是当编委这种小事也是这样。”一席话，既使我因当年对她的误解而感到惭愧，更令我对她这种不趋时附势的品格感到敬佩。
那几天报纸正报道《堂吉诃德》在国外被誉为世界最佳小说，作为该书最早从原文翻译的中译本译者，杨绛自然功不可没。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闲话”，说什么杨绛不懂西班牙文，中译本是从英文转译的，对照原文有不少误译等语。因为前几天，她曾向我口授关于重视翻译质量的一篇短文，于是我也不揣冒昧告诉她这个闲话。她很平静地说：“闲话’可以理解，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笔译与口译的区别。搞文学翻译的人，如能说流利的外语当然更好，不会说，也并不妨碍笔下译出流畅的中文。我曾自学过西班牙文，虽然口语不行，但把《堂吉诃德》从西班牙文笔译为中文，自问还能胜任。而且在翻译中，我曾参考了西班牙最权威的‘马林编注本’及英、法国等学者的相关注释，因此，对译文的处理是有根据的。”对杨先生的这番见解，我深有同感。在我多年从事翻译出版工作的实践中，确实遇见过这样的译者：说得一口流利外语，可是译出的书稿，却是文法不通，病句连篇。足见对文学翻译家，确有它不同的专业要求。
那天，杨先生还向我讲述了她翻译《堂吉诃德》的起因。她说，大约是1956年，领导上给了她一个任务，随她选《堂吉诃德》的任何文字版本译成中文。她随即找了五六种英、法文本，仔细比较，发现有的句子，不同版本有不同表述，不知道该选哪个为好。再三考虑，为了准确起见，她决计从西班牙原文翻译，由此，开始了她艰苦自学西班牙文的漫长历程。这个故事令我既感到新鲜，又不胜敬佩，为翻译一部名著专门去自学一门外语，而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这实在堪称译界的一段佳话。我随即向她进言，应该把她翻译《堂吉诃德》的经过和经验加以发表。她说，西班牙文长句多，在中文中如何处理这类长句，她曾比较过三种不同的译法，最后才确定了既忠实原文又兼顾中文表达习惯的方式，并为此写了一篇《失败的经验》。分明是成功的实践，不仅不自我吹嘘，反而自谦是“失败”经验，杨先生低调处事，由此可见。
起身告辞时我又问杨先生，香港有项文学大奖想请她出任评委，还没等我说完，她就毫不犹豫地说：“谢谢，我从来不做这种事，也从不参加这类活动。我不是名人，更不喜欢张扬，我只做自己能做的事。”凭我对她的了解，这绝非客气话，确是她为人处世的一贯作风。时下有的文人，一心追名逐利，不遗余力作秀甚至炒作，而杨绛先生，造诣这么深，却从不自视为名人，一贯拒绝张扬，甘于低调为人，这种淡泊功利的崇高境界，是值得尊敬的。
王佐良凭借真诚赢得尊敬
今年，是王佐良先生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在人们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教育家、散文家和诗歌翻译家，他的这些成就无疑值得尊敬，不过，从我与王佐良交往的切身感受中，觉得他更令人怀念和尊敬的，乃是他待人处世那份难能可贵的真诚。
王佐良1935年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与许国璋、吴景荣曾被誉为新中国的“三大英语权威”。他为新中国英语教育和英语翻译所作出的贡献，已有不少文章做过回忆和论述，对此，我在感同身受之余，还想专文谈谈王佐良为人真诚的一面。
虽受“正统”教育，却不墨守成规。1980年春《译林》创刊后不久，我慕名找到王佐良想请他出任编委。起初以为，他出身牛津大学，又长期从事英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于《译林》以介绍外国健康的通俗文学为主这个定位未必会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坦言，他个人虽然喜欢古典文学，但是不能以自己的爱好要求别人。“文革”害得许多人都不看书了，多登一些好看的通俗文学，能把人们吸引过来看书，这就了不起。他答应当编委，但有个要求，希望刊物也留出一些版面刊登外国诗歌。这一席既中肯又坦诚的谈话，真令我受宠若惊。对比当时另一位外国文学界权威对初生《译林》所采取的“告状”和打击态度，使我更增添了对王佐良的崇敬。1986年秋，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说他虽然不大看足球比赛，但读了《译林》上介绍法国足球球星普拉蒂尼的人物传记，增加了许多足球知识，文章也有趣，读了既可解乏，又是享受，希望多登类似作品。我相信王佐良不是在敷衍我，这是他出自真情的实话，充分表明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守旧。
治学严谨，学术上不容半点浮夸。在追逐名利的社会风气下，确有文人不做真学问，而是热衷拉人情、搞浮夸、淡忘学术道德的现象。但从王佐良身上，人们看到的却是与此完全相对立的表现。我就亲历过这样两件“小事”。1987年，我和卞之琳、王佐良等好几位译界学者赴香港出席“当代翻译研讨会”，回来后，我写了一篇会议通讯。在会上，因为卞之琳是用中文讲，而王佐良是用英文讲，王佐良的报告显然要比卞之琳的受到更热烈的欢迎。为了表现内地学者报告的效果，我在通讯中写了“王佐良教授所作的主旨报告，获得与会人热烈的欢迎”。他发现后相当严肃地要我更正，他说，卞先生是在大会讲，他只是在分组会上讲；卞先生讲了“五四”以来中国的诗歌翻译，他只是讲近些年部分英诗中译情况，所以做主旨报告的，只能写卞之琳而不能写他。我说不过是两个字嘛，他说，违反事实，两个字也不行，后来我只好予以更正。还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著的《英国诗史》书稿，压在一家老出版社快两年了，有点着急。我笑说：“您跟他们社长那么熟，打个电话催一下，还怕他不出？”他说：“越是熟人，我越不想靠关系来出书。我出的书，全凭它的学术价值。”看他这么自信，我就进言：“把书稿给我看看，好吗？”他爽快回答：“行。但你绝不要碍于我的人情。书好你就出，不好还退给我，我不会怪你。”后来我看了书稿，果然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于是很快由译林社出版了，后来还荣获了“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一等奖。由此可见王佐良做人做学问都讲究实在，绝不图虚名。
不摆权威架子，自视平凡。在英语教育界、翻译界，王佐良都数得上是响当当的大人物，谁知1993年他和老伴差点煤气中毒要了命。身为北外副院长，早该住上有暖气的新房了，怎么还会煤气中毒？趁在京，我约了梅绍武、屠珍夫妇驱车去清华园他家探望。王佐良住的还是老清华的旧式平房，冬天还靠烧煤炉取暖。我问他怎么还住这种房子，他笑答，北外那边宿舍很紧，他老伴又在清华工作，老房子住惯了就凑合着住吧。在生活上满足于低标准的“凑合”，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却自视平凡的一种境界。还有一次在香港，正巧我与王佐良同住一个房间，因此有了面对面接触他的机会。那次会议伙食费是发给各人自己掌握，每到用餐，王佐良从不带我上比较贵的饭馆，还说，找个干净、方便的吃处就行。在那不起眼的小饭馆里，人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就是周游过许多国家、中英文都精通的大学者。
王佐良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学术风范和人格品德，将永远铭记在后人的心中。
一位既浪漫又严谨的诗人——为赵瑞蕻速写
博学、慈祥的赵瑞蕻教授，既是诗人、散文家，又是翻译家、评论家，在他身上体现着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现代学者的品格。例如，他重视中国文化传统，但并不复古；他吸收外来文化，但绝不崇外；他致力创新，但从不跟风。这些，从他的作品及他的为人，都可以得到证明。虽然我与他同住南京，但隔行如隔山，平日接触并不多。不过有两点，我对他却是印象极深的。
一是他的浪漫思路。也许他是诗人，思绪经常处于兴奋、幻想的状态，因此，想象力确实很丰富。早在1979年我刚创办《译林》杂志时，有次向他讨教办刊主意。原以为他这种科班出身的正统教授，观点难免偏向保守，哪知道他的一番见解，在当时显然颇富浪漫色彩。他笑着说，有了多种多样物质营养，身体才会健康，办杂志，就要向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营养。美国的《读者文摘》受欢迎，就因为它的内容相当广泛，你敢不敢也办一本这样的杂志？在二十多年前他这样问我，在当时我只能认为他太“浪漫”，不切实际。谁知，后来国内文摘类报刊大量涌现，表明他的这种“浪漫”还真有点超前性呢！
二是他的严谨态度。赵老虽然想象力丰富，但是，他治学、办事态度却是十分严谨的。他是我国《红与黑》一书首位译者，尽管后来出现了十多种中译本，但我都认为不尽如人意。于是我就约他重新再把该书译一遍，展示他对这部名著的诠释。我原以为，已有这么多译本问世，重译起来大概不费事，谁知每次向他索稿，他都回答还在逐句逐字推敲修改，在没有改得满意之前，他宁可不出版。面对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我虽有点着急，但更引起我的崇敬。就这样，他在去世时仍未完成这部译著的重译，这于他、于我，乃至于读者，无疑是一桩憾事，但他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值得怀念的精神，这就是：做学问，办事情，就得要一丝不苟。
在赵瑞蕻教授离开我们一年多之际，仅以这两笔速写，勾画我心中的一幅图像，作为我对赵老的怀念。
体坛元老马约翰的健身观
重访厦门鼓浪屿，那里的日光岩、菽庄花园、钢琴博物馆等景致处处引人入胜，不过，最吸引我注意并浮想联翩的，却是竖立在岛上人民体育场门前的马约翰半胸塑像。凝视着老人慈祥的笑容，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清华园。
清华校友和体育教育界人士，恐怕没有不知道马约翰的。他，1882年生于鼓浪屿，191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两度留美，从1914年起直到1966年去世，一直在清华大学教授体育。他还担任过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曾是我国体育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清华向来有重视体育课的传统，这无疑与马约翰长期坚持“健身与励志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分不开。我认识马约翰是在我考入清华经济系的1951年。那时，下午4点至5点，图书馆、教室全关门，逼着同学去运动。一到操场，准会看到一位身穿白色衣裤、系着黑领结的白发老人，忙碌地在向学生做指导或示范。别人告诉我，这就是闻名清华园的马约翰。后来有件事，促使我同马约翰来了个面对面的接触。
那时北京高校开展“劳动卫国制”体育锻炼，其中有一项指标要求跑完三千米才算及格。我当时因发现有“窦性心搏过速”征候，怕跑不了这么远，于是上门找马约翰申请免测。原以为他会详细问我的身体状况，哪知他向我大讲体育锻炼与意志锻炼的关系。他说，跑不跑三千米，锻炼的不仅是体力，更是你的意志；我教你们体育，不仅为了健身，更是磨炼你们刻苦、忍耐、敢拼的毅力。接着他向我讲了以往清华有个规定，体育不及格的不能出国。还举了吴宓为例，说当年吴宓就因为跳远不及格，被扣下一年补考过关后才出国。任凭我怎么“蘑菇”，他就是不松口。我知道没门了，但又不死心，就来个迂回，提出可否以游泳三百米来代替，不知他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同意了。
后来上体育室内课时，马约翰又向我们强调了他倡导的体育运动的目的，大意是：（1）健壮身体；（2）培养高尚品德；（3）磨炼奋斗到底的意志；（4）发扬互助友爱精神；（5）永葆清华传统。当时对他讲的这些确实并没在意，后来对他体育育人的事迹听得多了，才对他的那套“健身励志”的体育观慢慢有所领悟和敬仰。我在想，在马约翰的训导下，梁实秋进清华时游泳不及格，毕业时已是泳池的健儿了；钱伟长曾跑出13秒4的成绩，荣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百米跨栏的季军；梁思成不仅会踢足球，而且还是爬杆高手。这些清华学子后来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无疑也受惠于马约翰“健身励志”的熏陶。在造就一代代清华优秀学子的树人伟业中，马约翰教授功不可没。
五十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马约翰何以会“开恩”同意我以游泳代替长跑，大概这多少也达到了他要求“励志”的用意。假如历史能重演，那我绝不会向他求情，一定会拼着命去长跑，因为他的“健身励志”观，不仅教育了我，而且使我永志在心。
走出国门的梅兰芳
10月22日是梅兰芳先生诞辰110周年。也许因为我是从事外国文化翻译出版工作，所以对梅先生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同样杰出的贡献感触尤深。
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曾把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概括为“梅氏体系”，并将它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布莱希特的表演体系，共同作为三大戏剧观来评述。作为戏剧圈外人，我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梅兰芳的艺术贡献绝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国内，他的影响早已越过国门，走向世界，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对此，人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感受到。
首先，梅兰芳可谓我国接触过外国文艺家最多的一位艺术家。梅兰芳一生三次访日，三次访苏，特别是1930年访美演出，更是轰动大洋彼岸。在这些出访的活动中，他相当广泛地结识了外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此广泛的涉外交往，不仅使一大批外国人士通过梅兰芳认识了中国文化，而且也大大扩大了梅兰芳自己在世界的影响。
其次，梅兰芳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和感染了不同阶层的外国人。现在的“追星族”，多发生在少男少女身上，而70年前梅兰芳在外国所受到的欢迎，那可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有。这种热烈的欢迎至少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一是极为隆重。例如，1930年访美，由旧金山市长小卢尔夫陪同乘坐敞篷车，沿途受到群众夹道欢迎；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还特地授给梅兰芳文学博士荣誉学位。1935年访苏，苏方更是专程派船到上海来迎接他。如此隆重程度，实属罕见。二是倾倒一批人。在纽约百老汇连演三周，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曾因出演莎剧中的朱丽叶和麦克白夫人而闻名的英国女明星坎贝尔夫人，时年已65岁，正好在纽约拍戏，竟着迷似的连看了六场梅兰芳的演出；《蝴蝶夫人》剧作者、著名戏剧家贝拉斯科，虽也已77岁高龄，仍抱病执意要去观看并会晤梅兰芳。及至为祝贺演出成功而召开的盛大宴会，与会人竟多达五千人。三是确实促进了文化交流。例如，《世界报》评论文章说，我们常花费许多钱使舞台上呈现实景，而一名中国演员登场，只消一抬腿，就迈过了想象中的门槛，相比之下，那样强调实景真是多么原始而幼稚啊！而梅兰芳也汲取了外国艺术中不少好的东西。他在参观了盖地斯运用灯光来转换舞台场景气氛后，深受启发，回国后在排演《生死恨》中“纺车”那一场时，就采用台上暗黑，只用聚光灯的一柱强光照射纺车，借以增强含景。在今天，这些手法太平常了，而在70年前，那可是一种创新啊！
再次，“梅学”正日益受到海内外研究界的关注。尽管梅兰芳已逝世多年，但人们对他表演艺术的传承与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而且正在形成一种有独特命题的研究项目——“梅学”。早在二十多年前，戏剧家黄宗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中国戏剧课时，就提出了“梅学”（Meiology）这个概念，并就其含义做了明确诠释。这以后，不仅在国内，即使在国外，“梅学”的研究都很受关注。美国加州大学的米·理查逊，曾将《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译成英文，并以《梅兰芳两出名剧研究》为题作为硕士论文。巴黎第三大学乔治·巴纽教授曾发表过《梅兰芳——西方舞台的诉讼案和理想国》的长篇论文，认为“梅兰芳是西方演员梦想的一种表演方法的有形证据”，“戏剧可以通过有形的身体来表现无形”。此外，日本的田登志子、伊藤绰彦，瑞典的克莱贝尔格等学者，也都发表过有关“梅学”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更有中国留学生在外国大学与洋教授一起做“梅学”研究，例如留法的傅秋敏、留德的俞唯洁，在“梅学”研究上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梅学”研究在国外受到重视，这正是梅兰芳走出国门、赢得世界荣誉的又一明证。
梅绍武中外戏剧俱潜心
一听说梅绍武旧症复发，心里就有种凶多吉少的预感，病情拖延期间，虽然期盼吉人天相，早占勿药，但奇迹并未出现，噩耗终于传来，绍武走了。屠珍告诉我，绍武初病时还念叨过我，说交这样的朋友值。其实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他说的，因为我从绍武身上看到和感受到了许多令我景仰的品德。遥望西去的故人，桩桩往事历历在目。
梅绍武（1928—2005）祖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戏剧研究家。凡是认识绍武的人，相信都会同意我对绍武的这两句评价：他是一位忠厚的学者，他又是一位谦逊的名人。
我是在1978年广州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上认识绍武的。起初听说他是梅兰芳先生的公子，仿佛是多了一层神秘感，可是看他的谈吐，听他的发言，却是再普通不过。那时刚开始对外开放，人们对外国文化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学所知甚少，而绍武，却凭借他长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他的勤奋钻研，所以他的发言既新鲜又实在，什么纳博科夫、尤金·奥尼尔，什么荒诞派戏剧、百老汇戏剧，对我都是很陌生的名词。一天晚上，我找上他的房间去请教，尽管素昧平生，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讲了近一个钟头，并由此开启了我们两人二十多年日益密切的友谊。《译林》创刊后，绍武对《译林》杂志以及后来的译林出版社，一向十分关心。每逢《译林》缺稿，大如专评，小至名词解释，一找绍武，准是有求必应。《译林》开笔会，绍武、屠珍夫妇更是每会必到。1980年初《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人“打棍子”的时候，绍武夫妇可谓是《译林》的铁杆支持者，尽管他们学的研究的都是英美高雅文学，但他们并不排斥通俗文学，退休后自己也翻译起侦察小说来了。不图虚名，为人厚道，做学问实在，这几句话放在绍武身上，应该是最贴切不过了。
梅绍武不像葆玖和葆玥那样继承乃父的衣钵走上京剧表演的道路，而是学英文，搞翻译，成了一名著译甚丰的外国戏剧研究专家。据我所知，在我国戏剧界，对外国戏剧很有研究的人，以及在我国翻译界，对中国传统戏剧非常了解的人，两者为数都极少，而梅绍武恰恰是既潜心研究外国戏剧又对中国京剧和昆曲非常了解的一位戏剧“两栖”学者。有一件小事，似可反映绍武对西方戏剧研究的超前眼光。80年代初，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访问北京，负责接待的曹禺同志急于了解米勒的情况，但因“文革”多年的禁锢，寻找相关资料十分困难，对米勒的新作所知更少。后来经人相告找到梅绍武，并获得绍武几年前就写过的评介米勒的文章。米勒对中国在多年前竟已有人在研究自己甚感惊讶，后来在与黄佐临会晤时，他还特别表示了对梅绍武的仰慕。梅绍武在英美戏剧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除了翻译过奥尼尔的《月照不幸人》、阿瑟·米勒的《美国时钟》等二十多本西方剧作以外，还主审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英美部分。他参与翻译的《马克思与世界文学》，对研究世界文学理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他出版的专著《西园拾锦》，其中许多文章都显示了他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戏剧的精辟见解。
绍武不仅熟悉西方戏剧，又因他“梅公子”的特殊身份，使他非常关心京剧并潜心研究之，以至在梨园界也成为一位研究中国戏曲的行家。他撰写的人物传记《我的父亲梅兰芳》，以及电视剧脚本和画册《梅兰芳》等书，都涉及大量京剧发展的史实，他出任过“梅兰芳纪念馆”馆长和“梅兰芳研究会”会长。他还潜心研究和弘扬梅派艺术，阐述和宣传梅兰芳关于“移步而不换形”的表演主张，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为推动“梅学”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梨园界，他被人尊称为“五哥”而备受崇敬。
对待这些光环，绍武一向低调，从不张扬。有两件小事对我印象很深。1987年他与我一起去香港出席“当代翻译研讨会”，闭幕当晚会餐时，他同我一起坐在不显眼的边桌上。也许是知道了他是内地著名翻译家，又是梅兰芳先生的公子，所以有人过来邀请他移到中央一排嘉宾桌那里上座，他执意不肯去，我劝他也不听，只好作罢。后来，我在《中华读书报》策划“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专栏，要介绍绍武的翻译成就，他一再说“翻译太难，我还在学”，后来就用了这句话做标题，因为这正是绍武为人谦逊的写照。
还有一件最近的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戈迪默去年发起出版一本讲故事的书，精选全世界精彩的短篇小说，并把该书的出版和版税收入全部捐献给艾滋病患者。此举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热烈响应，译林出版社也参与了这项义举，在买下该书中文版权后，为了多捐献一点，要求译者义务翻译该书。绍武虽已患病，但一听说这是公益事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翻译尼日利亚作家齐努阿·阿契贝的一篇短篇小说《糖娃娃》的任务，屠珍也义务另译了一篇，两人都如期交了稿。没想到这篇没有稿费的译作，竟给梅绍武的翻译生涯画上了句号。绍武走了，但载着他的爱心与风范的这篇绝笔译作，将永远留给关爱他的广大读者。
梅家“五嫂”
在当今京剧界，有一位很令人瞩目的人物，不是圈内人却胜似圈内人。她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儿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梅绍武的夫人屠珍。因为梅绍武在梅家排行老五，于是，大凡梅兰芳先生的弟子和圈内人士，均昵称屠珍为“五嫂”。
屠珍本来与京剧毫不沾边，长期从事外语教学之余，积极投身英美文学的翻译，先后出版过英国格林的《炸弹宴》，威斯克的《根》，希尔顿的《鸳梦重温》，美国奥茨的《如愿以偿》，奥康纳的《好人难寻》，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等等译作四十余种、二百多万字，称得上是一位成果卓著的文学翻译家。
不过，屠珍毕竟是嫁到梅家成了梅兰芳先生的儿媳妇，由此，她不可避免地要涉足梨园界，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屠珍一不会唱京剧，二也没演过戏，那么，她在这个圈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首先，屠珍是梅家大家庭中一位精明又能干的管事人。梅家人多事多，在梅兰芳先生逝世后，身为“五嫂”的屠珍，就是婆婆福芝芳女士处理家务事的得力助手。特别是“文革”以后，诸如查询梅家被抄收藏品，建立北京梅兰芳纪念馆，成立梅兰芳研究会，支持梅先生故乡泰州建立梅兰芳纪念馆，帮助征集展品，以及后来张罗复建梅兰芳故居等等，无不得益于屠珍积极的谋划与推动，使她成了处理梅家事务的一位关键人物，以至不少人都知道，涉及梅家的事，找“五嫂”准没错。
其次，屠珍是推动京剧事业一位有力的热心人。尽管从小起伴随她的多是西洋文化，但是她对京剧这一国粹一直很欣赏，成了梅家媳妇后，在推动京剧事业的发展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她意识到，梅葆玖具备传承和发扬梅派京剧艺术的诸多条件，于是，充分利用“五嫂”在梅家及京剧圈内享有的尊敬，创造必要条件，尽量让葆玖多演出，勤亮相。套用一句时髦话，当年“五嫂”在“包装”梅葆玖上是出过大力的。不仅如此，屠珍还利用她人头熟、人缘好的独特条件，为发展京剧事业办了不少实事。比如，邀请到周扬、冯牧出任梅兰芳研究会前后两任会长，还请到姜椿芳出任秘书长，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对于推动京剧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很有利的。在屠珍的谋划及参与下，还先后举办了三届梅兰芳京剧纪念演出，对于弘扬梅派艺术、宣传京剧、培养新秀，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第三，屠珍可算是一位京剧“学术票友”。梅家“五嫂”的身份，长期接受京剧的熏陶，使得屠珍渐渐成了京剧学术上的内行。她不会唱京剧，但她懂京剧；她没演过京剧，但她研究过京剧。她当然不是舞台上的京剧“表演票友”，但是她可以成为理解京剧的“学术票友”。她策划和参与了《梅兰芳传》、《梅兰芳画册》等图书的编撰工作；在梅兰芳百年诞辰之际，她成了《梅兰芳京剧艺术》电影文献片和《梅兰芳》电视剧的制片人及编剧之一；如今，她还当上梅兰芳研究会秘书长。这些，都是需要有较深的京剧艺术修养才能完成的。
屠珍既是英文教授，又是梅家“五嫂”；既是西方文化的翻译家，又是弘扬东方京剧的热心人。她交替地变换着这不同的两种角色，并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成就了优异的业绩。面对主业与副业，洋文与国粹，事业与家庭，“五嫂”巧妙兼顾，游刃有余，也堪称难能可贵了。
致力文化交流的吴富恒
2002年盛夏的济南，原民盟中央常委、山东大学前校长吴富恒那跳动了九十载的心脏，停止了。老人身体一向很好，只因不慎跌了一跤就致不治，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人更添伤感与怀念。
在人们的眼里，吴富恒无疑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后先在云南大学执教。抗战胜利后，他除了在烟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英文报副主编以外，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无论是当教授、系主任，还是当教务长、校长，他都以自己的知识和心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吴富恒更称得上是一位致力中外文化交流的热心使者。
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吴富恒就敏锐地意识到，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是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早在1978年，他就约请了冯亦代、董乐山、施咸荣、董衡巽等英语界学者，商讨如何开展美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在他的发起下，1979年秋天在烟台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美国文学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吴富恒当选首任会长。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别国文学研究社团，当时在海内外学术界颇受关注。正是在吴富恒的热心推动下，对于美国文学尤其是以往所知甚少的当代美国文学，在翻译出版、信息交流、学术评论等方面都大大加强了，还创办了由吴富恒担任主编的《美国文学》杂志。这些学术活动，自然也引起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重视。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根据出席烟台会议人员的名单，主动向他们寄赠中文本《交流》杂志；美国国会图书馆把中文《美国文学》列为馆藏刊物；美国哈桑教授来济南举办了文学讲座；弗兰德教授则专程到厦门参加了美国文学研究会的第四次年会。与此同时，冯亦代、毕朔望、施咸荣等一批美国文学研究学者，也应邀先后访问了美国，中美间的文学交流日益活跃起来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美国文学一流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中译本；我国学者对美国文学历史的演变，以及对各种思潮、流派和趋势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顾这些喜人的局面，人们不能不想到作为“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创始人的吴富恒所起的开拓作用，同时也更加怀念这位不倦地致力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不少人也许还不知道，吴富恒不但是位教育家、英美文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诗论家。他对诗歌写作特别是诗歌翻译还颇有研究。他强调译诗要注重格律与隐喻的组合，重视即景生情，情景对应，为此还出版了《译诗琐言》和《诗与真实》两本书。由此更足见他学识的渊博。吴富恒走了，但他的人品和精神，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怀念。
听白先勇侃昆曲
2003年年末，我应邀去香港出席“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典礼，有幸同白先勇、余光中等颁奖嘉宾同住一家宾馆。同余光中已见过多次，是熟人了。但对白先勇，虽神交已久，却是首次晤面。因为白先勇曾在香港上过学，其作品又被收进香港的中学课本，所以他在香港青年中的知名度相当高，每在公众的聚会露面，少不了有一大帮年轻人找他又是签名又是合影。身为一名高雅文学的作家，也会拥有如此激情的“追星族”，倒真使我有点惊讶。说也巧，遇到乘车或在宴席上，白先生常常同我紧邻相坐。他幼年曾随乃父白崇禧住在南京雍园一号，一听说我来自南京，骤然平添了一份乡情。近几年他多次来过南京，对南京的迅猛变化倍加赞誉。在一次闲聊中，我问他最喜欢南京的什么？他脱口而答：昆曲。我又一次感到惊讶。记不清是在旁的哪一位插话说：“李先生你还不知道，白先生可是个地道的昆曲迷。”我由惊讶变为好奇，心想找个机会探究一下白先勇成为昆曲迷的原因。
有次我同他共坐在大堂等车，我先问：“白先生认识南京的张继青吗？”他笑答：“何止认识，我是她的戏迷。每逢她演昆曲，在上海也好，在台北也好，只要我在，必定要去看。”“你是外文系毕业，又长期住在美国，接触的多是西洋文化，怎么会对昆曲如此一往情深？”我问。“原因有多方面，但最主要的还是被昆曲本身巨大的魅力所吸引，”他深情地说，“昆曲是百戏之祖，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流传至今的许多剧种，如京剧、越剧、苏剧、甬剧、黄梅戏等等，都受过昆曲的影响。以前北京人常说‘听’京剧，似乎重在‘听’，而一些地方戏曲，民间色彩多一些，唱词等艺术性显得有点粗糙。唯有昆曲，唱词优雅，曲调婉转，许多唱词，其文字之优美，简直就是耐人吟诵的好赋。加上昆曲演员的服饰、动作、台步，即所谓唱念做舞都有它独特的讲究，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综合艺术，叫人百看不厌。”我真没料到白先勇会钟情昆曲到了这种地步。我作为身居昆曲故乡的一个昆曲外行，面对他这么高的评价，竟不知说些什么与之交流，对此，我不禁暗感惭愧。随后我又问：“昆山你去过吗？”“没有。”因为不久前我才去过昆山，这一下我找到对话的话题了。我说：“昆山是昆曲的发源地，那里建有一座昆曲博物馆，不仅展示昆曲的历史，还时常演出昆曲的折子，交流切磋昆曲的艺术，下次你回内地，我陪你去昆山看看。”他欣然点头。
有时我在想，白先勇何以与昆曲那么投缘？说出于兴趣，恐不尽然。后来读了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孤恋花》、《台北人》等作品，从他的笔下揣摩他的心灵，隐约觉得白的身世和经历，也许从性格上把他塑造成一个有非常悲悯情怀的人。小说家施叔青曾形容白先勇“年轻的时候，像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无非也是说他很重情感。白先勇心灵中的这种重情，与昆曲中展现的抒情，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我不敢妄评，但白先勇酷爱昆曲，却是不争的事实。
初识龙应台
我认识台湾女作家龙应台，还是在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之前。
1994年，我要去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行前，萧乾特意给了我龙应台家的电话号，说她就住在法兰克福附近，这人很有个性，你不妨去看看她。此前我对她真是一点都不了解，经萧乾这么一说，我连忙找来龙应台的《野火集》看了一遍，特别是读了诸如《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类重击千百年来中国人某些积弊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此人偏激、倔强、锋芒四射、敢想敢说。对于一位有这样性格的女作家，不禁增强了我想认识一下她的愿望。
到了法兰克福同她通电话之后，才知道她住在克龙贝格镇上，从法兰克福乘火车要近两小时才能到。听说我是萧乾的朋友，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上她的家去做客，并指点我应如何乘车。那天，我应约乘着德国很舒适的火车来到克龙贝格镇，一看时间还早，就先去镇上转转。这里是丘陵地带，一幢幢不同风格的别墅，高低不等地隐蔽在葱郁的绿树中。镇子不大，但是清洁、安静、难得见到人。我私下琢磨，这么一个“好斗”的人，竟选了如此悠闲的地方。在电话亭给她打了个电话，没多久她驾车来接我上她家。
我同她是第一次见面，我也不是作家圈子里的人，原以为初次谈话会很拘谨，实际上交谈得非常轻松随便。跟我见到的那些有身份的港台女士没什么两样，斯文、华贵、轻声慢语，一点儿都不像是“爱生气”、“好吵架”的人。我是搞外国文学的，开始主要请教她当今德国文学的情况，她讲了一些，并说她在海德堡大学不是教文学，但喜欢文学，而且还时常写些随笔和杂文。也许是聊了一阵下来我的拘谨感已经跑掉了，也就有点冒失地问她：“为什么你的文章中，更多的是不安、忧虑、慷慨激昂乃至批评不已？”她沉思了一会儿，说：“因为我关切，我才忧虑。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我经常观察它，看到了问题，我就忍不住要说它。许多不合理的事，时间久了，看惯了，麻木了，总得有人对它喝一声。”“那你现在离开台湾住在德国，你怎么再去观察和针砭时政？”“在德国，我看到有不满意的事，也一样写文章。”“你最想写的是哪方面的问题？”“不公平。”这时有人端上了点心，我一边吃着一边问她：“你文章中的这些见解，你先生赞同吗？”“他是搞经济的，我们家他有他的书，我有我的书，各人做各人的事。”我邀请她去图书博览会上中国馆看看内地出版的书，她说有时间一定会去。她驾车送我去车站途中突然问我，怎么让萧乾还住那么小的房子，我说已经几次要萧乾搬住新房，是萧乾自己嫌麻烦不肯搬。她说原来是这样。
此后几年，我虽没有同她再见过面，但一直在读她陆续发表的文章。知道她一如故态，以一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招来不少新加坡人的“笔伐”；又因一篇《啊，上海男人》被一些人误读，引起了上海男人的不满，乃至有人要对她“声讨”。李登辉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被披露后，她发表《致李登辉的公开信》，严厉谴责李登辉的悲情意识和亲日情绪。这一切使得龙应台被有些人称作“龙旋风”、“女斗士”。可是，就在这种时刻，传来了一个令我困惑的消息：龙应台回台北当市文化局局长了。一向以文化批评者自居的作家龙应台，还会以锋利的笔锋指向身任局长的台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