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闻一多先生在昆明从事于唤起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抗议，因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所谋害的三周年纪念祭日。闻先生为了人民，贡献了他的宝贵的生命，他是属于人民的，永久的属于人民的。今天是北平解放后，清华成为人民的大学的第一个纪念祭日，比前两年的纪念哀悼会更有深刻的意义。我们这些迎接光明的人，想到为革命而牺牲的伟大的导师，应该如何的追念，尤其是清华大学的师生，不少是闻先生的朋友，不少是闻先生的学生，更该是亲切的深刻的哀悼。
闻先生生于一八九九年，被刺于一九四六年。在他短短的四十八年中，其中有九年在清华读书（一九一三—一九二二），有十四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一九三二—一九四六），差不多一半的年岁在我们的大学里生活。他担任过靠近他的家乡的武汉大学以及山东青岛大学的教授，但是时间很短。最长的时间是在母校服务。他是诗人、艺术家、文学批评者、文学史家，又是一位沉着的埋头伏案考订整理古代典籍的学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中最博学的、中西贯通的、同时又是思想前进的教授和导师。他同朱自清先生合作，支持了清华中国文学系。不幸在两三年间，闻先生被刺了，朱先生接着又病死了。这种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清华中文系尤其深刻的感觉着。
在闻先生被迫结束他的生命时，还在他的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是激于义愤，觉得责无旁贷地喊出了“我们要革命”的声音。假如政治上了轨道，他对人说，他愿意贡献他的一生在学术界、于文艺界。他的用功的程度，一般人所不能想像，他在书屋里，每天有十小时以上的工作。他的著作由清华中文系同人集体整理而由朱自清、吴晗、郭沫若、叶圣陶四位先生编辑，在开明书店出版。煌煌四巨册，共分八集，包括学术论著及讲演等，约计有一百万字。这不过是他已发表的，他生前已完稿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至今还没有付印。得到闻氏家属的许可，闻先生的手稿，借存在清华中国文学系里。我们编好号码及目录。在北平解放战争，清华园紧张的几晚，中文系同人集中在图书馆楼下，对于闻、朱两位先生的遗稿很谨慎地保护着。
闻先生的遗稿有二五五册，共分十二类。学术性的研究著作最多。一、神话类，是整理古代神话同古史的稿件，二、周易类，三、诗经类，四、庄子类，五、楚辞类，六、乐府类，七、唐诗类，八、文字学类，九、文学史类，十、杂文类，十一、新诗类，十二、杂类。他在我们的学校里担任过古代神话、周易、诗经等等的功课，每门功课有讲义、有著作。有的已经完稿，有的但有草创或零碎片段。闻先生的精力过人，终年在写作中，但是学术方面的著作所以不能更集中更完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教授至今还被要求着每年同时开几门功课的缘故。
这些学术性论著，要专门有一两人去整理编辑的话，也需要二三年才能搞得较完整。不幸中文系同人各有教书工作，只能抽空去做，又不幸朱先生病故了，主持乏人，而同人又要编朱先生全集。其中楚辞一二篇已先整理出来付《清华学报》。这些论著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全集以外的。
郭沫若先生在全集序上说，“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闻先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学者。他承继了清代朴学家的传统，他对于文字学、音韵学、古史都有独到的研究，因而他研究古代典籍、文化遗产，是十分内行，并且他参考了现代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诗学、文学史学，对于整理先秦一段文化史、文学史，是一位全才。以往没有这样一个人，以后恐怕也不易得到继承得理想的人。此外，他对于唐诗、唐代诗人的研究，也有极大的计划，可惜他中途夭折，没有完成他的学术方面的宏愿。
他在早年已经对于文字学、古代典籍、唐诗有兴味。在大学及美国留学时，从事文艺创作。他有爱国的热忱，所以读了外国文学，回头来整理和发扬中国自己的东西。但是由于他的天赋的艺术爱好，诗人的创造力，他不是死考据、死训诂，而有独特的创见，大胆的学说。在西南联大时，独立创立一派——新经学派。起初为正统派人所非议，后来为学者们所承认，尤其为现代青年人所接受。在现在这时代国内很少他这样的人才。他自己认为著作有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他想完成的最大的项目就是文化史、文学史专著，可惜他未能完成，而许多可贵的意见随着他的生命被摧残而葬送了。假定他不被暗杀，在国民党统治下，一则他不忍只安心于研究学术，二则受生活压迫，也难以完成。这是时代所造成的悲剧，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以后中文系同人的任务，就是肩负起先烈所交给我们的责任，完成他的遗愿。
（写于一九四九年七月，据手稿整理并加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