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举贤不避亲，这一点也颇有古贤之风。圣历元年（698）八月，武则天命宰相各推荐一人为尚书郎。狄仁杰举荐了他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事以来颇为称职，武则天十分高兴地说：“卿的这个举动可以与祁奚相匹美！”又，《唐会要》卷53《杂录》记此事在圣历三年，今不取。这个典故出自《左传》，说晋国中军尉祁奚年老请求辞职，晋君问他谁可继任其职。祁奚推荐了解狐，这是他的仇人，将要任命时，解狐却亡故了。于是晋君又请他另举荐一人，回答说祁午可以胜任此职。祁午是他的儿子，晋君遂任命祁午为中军尉，后来证明祁奚的荐举并非出于私心，祁午的确是该职的很好人选。人们称祁奚举其仇不沽名钓誉，举其子不畏惧闲言，能识才举贤。武则天将狄仁杰与古人祁奚相比，是对他的最好赞誉。
《资治通鉴》卷207载：“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狄仁杰举荐的人才所能知道姓名的除以上数人外，还有窦怀贞、袁恕己等人，其余已不可考知了。
狄仁杰所推荐的人大都是与自己志同道合者，以上数人除窦怀贞外，无一不是后来的政变策划者，是他们实现了狄仁杰匡复唐室的遗愿，也使他们自己彪名青史。
桓彦范，润州曲阿（江苏丹阳）人。他的祖父桓法嗣曾任雍王府咨议参军、弘文馆学士。桓彦范是以门荫补右翊卫，从而走上仕途的。据说他“少放诞，有大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凡具有这种风习的士人多负气重义，较少有普通儒者那种优柔寡断的习性，一般都敢做敢为。《旧唐书·桓彦范传》说他“慷慨俊爽”，也正是说的这一点。狄仁杰看重与赏识桓彦范，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政治才干和高深的学问见识，仅仅也是这一点。圣历初，桓彦范任司卫寺主簿，狄仁杰对他“特相礼异”，并说：“足下才识如是，必能自致远大。”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桓彦范果然没有被狄仁杰看错，在以后的任官生涯中直言敢谏，正气凛然，与张昌宗等内宠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长安四年（704），张昌宗与术士李弘泰勾结，妄言己有天子之分。御史中丞宋奏请把张昌宗下狱，追究其罪，武则天不许。桓彦范时任司刑少卿，也上疏坚决要求把张昌宗下狱治罪，指出：“昌宗无德无才，谬承恩宠，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昌宗谋逆罪大，自取其咎，并非陛下借故而诛。“此而可舍，谁其可刑？”武则天以张昌宗已经自行奏闻为由，不纳其奏。宋认为张昌宗是迫于舆论，不得已而奏闻，且谋反大逆，不容自首免罪。武则天无奈只好命张昌宗赴御史台受审，还未审毕武则天就遣使宣敕特赦了张昌宗。尽管此次没有将张昌宗治罪，但也沉重地打击了这些势利小人的气焰。
宰相李峤、崔玄等奏请，将以往被周兴、丘神、来俊臣等酷吏诬陷破家的人，全部予以昭雪平反。武则天不理。桓彦范见状遂把李崔等人的奏请内容作了一些修改，请求将文明元年（684）以来的罪人，除徐敬业、李贞、李冲等及其他谋逆大罪的魁首以外，全部昭雪。前后十次上表，言辞激切，终于使武则天接受这个请求。使一大批冤案错案得到平反。桓彦范修正李、崔等人的表疏内容，是他政治上成熟、灵活的表现，这样就使武则天比较容易接受。武则天这次大规模的平反运动，尽管还不彻底，实际上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让她给李贞、李冲等人平反那就等于彻底否定了武周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因而是不可能的。武则天的这次行动尽管是被动的，但是也表明了她对自己的政策已经做了根本的修正，是她想和平地把政权过渡给李唐子孙的一个信号，即为这种和平过渡营造一种和缓的政治气氛。可惜的是，时间已经不允许她等到那一天了。
桓彦范任司刑少卿期间，执法严明，公正无私，他曾对亲属说：“我今执掌刑罚之权，人命所系，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凡有奏议，如果遇到武则天诘责，“则辞色无惧，争之愈厉。”所以桓彦范在当时声誉颇高。桓彦范任左台中丞时，曾与右台中丞袁恕己共同举荐太子詹事府司直阳峤为御史。宰相杨再思说如果阳峤本人不愿担任这个官职怎么办？桓彦范认为选择合适的人选充任官职，不一定非要符合本人的意愿，凡挑三捡四者，尤其要坚决制止，只有这样才能够整顿吏治，使有才者得以任用，躁进者得以抑制。遂使阳峤得以充任右台侍御史。司马光认为桓彦范的这个见解深合为政之要，便把此事郑重地写进了《资治通鉴》。
桓彦范的母亲也是一位颇有见识的老人。桓彦范在发动政变前夕，当一切都布置好以后，担心万一失败将牵连到老母，于是便把此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其母说：“忠孝不能两全，先国后家才是为臣正道。”桓彦范深受感动，更加激发了他以身许国的豪气。
敬晖，绛州太平（山西新绛北）人。他是通过明经科考试而进入仕途。圣历元年（698），任卫州（治今河南卫辉）刺史。当时河北正遭受突厥侵扰，诸州均忙于征集民夫修城，敬晖到任后，下令罢役放民回去营田，故战后诸州缺粮，惟卫州百姓安稳没有流亡。“由是人吏咸歌咏之。”狄仁杰正是通过此事，认识到敬晖是有胆有识的难得人才，于是推荐到朝中任夏官侍郎。
敬晖后又出任太州（治今陕西华县）刺史。大足元年（701）任洛州长史。武则天出幸长安，任命他为洛阳副留守，由于精明强干，得到武则天的嘉奖，并赐物百段。敬晖敢作敢为，神龙元年（705），任右羽林将军，掌握禁军，是发动政变的主谋。
袁恕己，沧州东光（河北东光）人。也是狄仁杰推荐的人才之一。由于袁恕己早年的事迹史籍记载较少，也没有说明狄仁杰因何而赏识此人。长安中，袁恕己任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中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中宗复位之初，袁恕己担心中宗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不能励精图治，见将作少匠杨务廉以工于精巧制作而得信任，遂对中宗说：“杨务廉位居九卿，不闻忠言嘉谋，营造宫室，务为奢华，如不贬斥，何以昭示圣德？”于是将杨务廉贬为陵州（治今四川仁寿）刺史。从袁恕己的这一举动看，他的见识确有过人之处。可见狄仁杰推荐他也决不是没有根据，一定是在发现了他确有才干后，才向武则天推荐的。
关于政变的五个主谋之一的崔玄，是否也是狄仁杰举荐的人才？还不好论定。根据记载，政变当天，崔玄等带兵攻入迎仙宫，直接闯入武则天所居的长生殿，当时武则天曾对崔玄说：“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从这些话看，崔玄似乎是武则天自己提拔的官员，与狄仁杰并无关系。但是有关这段历史其他许多史书都认为政变的5个主谋皆出于狄仁杰门下《繁演录》卷11引《庐陵王传》云：“五公咸出门下。”唐人冯宿在他所撰的《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中也有“策潜授，五王奋起”等语。既如此，那么武则天以上所说又如何解释呢？其实，武则天以上所说也是事出有因的。长安元年（701）十一月，当时任天官侍郎的崔玄突然改任为文昌左丞。原因是他生性介直，从不主动请谒上司，又拒绝别人对他的请谒，引起执政者的不满，遂把他从这个重要职位上调开。天官乃吏部的改称，掌官员的选授，侍郎是仅次于尚书的本司长官，权任颇重。未满月余，武则天又召见崔玄，对他说：“自卿调任以来，选司颇有不法之事发生，听说天官的不少令史甚至设宴庆贺卿的离去，说明他们正想借此机会营私舞弊，今日朕要恢复卿的旧职。”又，令史为流外吏职，天官共置80员。武则天不仅恢复了他的旧职，还赐予杂彩70段以示鼓励。长安三年，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次年，迁凤阁侍郎，仍为宰相。武则天上面的话就是指这些事。然而这些事都是狄仁杰死后发生的，并不能排除狄仁杰生前对崔玄的赏识与提拔。
崔玄，博陵安平（河北安平）人。少年时勤学上进，深为其叔父秘书少监崔行功所器重。唐高宗龙朔中（661—663），明经及第，授高陵（陕西高陵）主簿，累迁库部员外郎。崔玄的母亲卢氏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人，她常告诫崔玄要为官清廉，她说：“我曾听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说：‘儿子做官时，有人说他生活贫乏，这是好消息；如果听说财货充盈，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我常重此言。我看到亲表中仕宦者，多以钱物孝敬其父母，父母只知喜悦，竟不问钱物从何而来？如果是俸禄余资，当然是好事；如是非理所得，此与盗贼有何区别？纵然无大错，难道不愧于心？希望你修身洁己，勿负我心意。”据说崔玄极为孝顺，遵奉其母教诲，为官清谨。大约出于这个原因，崔玄仕途比较顺利，历任天官郎中、凤阁舍人。
在酷吏肆虐、罗织严密之时，崔玄竟然安然无恙，平安地度过了这一险恶阶段。究其原因，竟有一些神异色彩。据载，在这一时期朝官中名望稍隆者，上朝时都要与妻子告别，不知能否再相见。崔玄的老母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危，便让崔玄去请教名僧万回，以问吉凶。崔玄不敢违背母命，就把万回请到家中。万回到后，其母卢氏对他非常恭敬，并施舍了银匙一双，万回接过后，下阶将此物抛到堂屋顶上，掉头而去。一家人都以为不祥，惶惶不安。次日，命人上屋去取银匙，在屋顶发现书一卷，取下一观，竟是谶纬之书，赶紧命人将其焚毁。数日后，忽然来了一批胥吏，到崔玄家中搜寻图谶之类的物品，结果空手而归，他家由此得以免遭迫害。“时酷吏多令盗夜埋蛊遗谶于人家，经月，告密籍之。”崔玄由于万回的帮助，避免了灭族之祸。此事虽然有些神异怪诞的色彩，但却是当时社会真实状况的反映。大概崔玄为官清正，声誉甚好，又安然地度过了那段特殊而又疯狂的岁月，所以人们才把这样的故事加在了他的身上。
崔玄尽管被武则天提升为宰相，但他并不和二张、诸武往来，桓彦范、宋等劾奏张昌宗谋图不轨时，崔玄也屡次进言，请求将张昌宗交法司治罪。他的弟弟崔升当时任司刑少卿，甚至请求把张昌宗治以大辟（死刑）之罪。崔氏兄弟的这些行为得到了当时舆论的好评。武则天病重期间，只有二张在宫中侍奉，宰相也不能轻易见到。武则天病情稍有好转，崔玄便进谏说：“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在陛下身旁侍奉汤药。宫禁要地，异姓之人不宜出入。”武则天说：“深领卿的厚意。”但不愿有所改变。这是她晚年的一贯态度，当朝士奏请的事情不符合她的心愿，但又确实有理不便驳斥时，往往就采取这种敷衍的办法，有时甚至还给一些赏赐，实际却不予采纳。然而这一次却是她最后一次对朝臣的敷衍了。数日后便爆发了政变，推翻了她的帝位。假如武则天接受了崔玄的进谏，驱逐二张，让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入宫侍奉，这样就使张柬之等失去发动政变的借口，同时也无法借重太子的力量和影响，投鼠忌器，政变将无法举行，至少不会在神龙元年（705）正月发动。武则天敷衍朝士，使崔玄等一批官员觉得她无法救药，遂投身反对她统治的行列中去，敷衍的结果反倒害了她自己，这也是她所始料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