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主旨在以三民主义教育为名，行“党化教育”之实，用以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在此教育宗旨和方针的指导下，各级学校也相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训育制度。
关于“训育”，国民党有关冠冕堂皇的解释，就是“依据建国之三民主义与理想人生标准（人格）教育学生，使之具有高尚之志愿，坚定之信仰，与智仁勇诸美德，在家为良善之子弟，在社会为有守之分子，在国家为忠勇守法之国民”等。而其实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去规范学生的行为，让学生心中只有三民主义一个主义，只有国民党一个政党，只有蒋介石一个领袖。而此处的三民主义已非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而是“反共”、“限共”、“防共”的三民主义了。国民党正是想通过严格的训育制度达到这一目的。
1929年7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市必须遵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的《中小学生训育主任办法》，设置训育人员，开始在中小学推行训育制度。其中所设训育主任、训育员必须时刻监督学生的言行，“考查学生所阅刊物及友类平时之言论行为，以便侦悉其对本党之态度及其生活与思想”，并利用各种集会进行反共产党的宣传。1933年2月，教育部发布了《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主旨在“发扬固有道德，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心训练儿童，以养成健全公民”。同年，又颁布了《中学规程》，规定中学的训育目标也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国民道德；中学校长及全体教员都负有训育的责任，指导学生一切课内课外的活动；其中，公立中学的校长必须由教育厅选派的国民党员充当，如非国民党员担任校长，则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予以免职；学校中的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公民教员等，均由经过检定的国民党员担任。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限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增长，尤其是看到青年学生对共产党及其“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国民党更是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纲要》、《实施导师制应注意各点》（前者在1944年修订为《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开始在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导师制。导师制是“参酌我国师儒训导旧制及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办法”，“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而忽于德育指导，以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趋于商业化起见”而制定的。它要求中等以上学校每年级分为若干组，每组设导师一人，对学生“施以严密之训导”，并每月把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习状况详细报告给学校及学生家长；当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以请求校长准予退训，被退训的学生可以再选一导师，如果再被退训，则予以除名。可见，实行导师制主要是为了严密控制学生的思想，用专制的教育去维护国民党专制的统治。
同时，国民政府还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次年又颁布了《训育纲要》。前者规定，青年应该“信仰服从领袖”，时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并规定以“青年守则12条”（即国民党党员守则）为实施原则。实际上，这12条守则就是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综合体。为了实施这个准则，教育部规定，在小学实行公民训练，在中学开设公民课，在大学则把“三民主义”、“伦理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这其实就是抗战前国民党实施的“党化教育”的翻版，其目的是向学生灌输“一个主义”、“效忠党国”、“服从领袖”等思想。
训育制与导师制引起了社会各界及教育界许多人士的抵制和抗议。许多大学教师不仅写文章对学校的训导制度表示异议，还用实际行动表示抗议，如有的教授把教育部颁发的教员资格审查表扔进了废纸篓。广大学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专制教育的反抗。1945年5月，西南联大的学生举行万人大游行，要求立即停止一党专政，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立即根绝党化教育。这些，说明了专制教育的必然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