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了严重的灾难之中，日本侵略者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对高等学校狂轰滥炸。中国高等教育遭到空前的浩劫。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间，全国108所高校，有91所被破坏，其中有10所被完全毁坏，25所被迫停办。据统计，截至1938年8月底，全国高等教育机关损失已达3360余万元，更有许多珍贵的资料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为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及高等教育事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措施，下令尽力将沿海学校迁往西南西北后方地区。由此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教育大迁移的景象。
抗战期间全国性的高等学校内迁运动先后持续了8年之久，几乎与抗战时间相始终。这一内迁运动可以按内迁过程中高等学校的发展状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处于日本侵略军的战略进攻阶段。这是高等学校向后方大迁移时期。教会学校处于中立地位，没有任何举动，部分大学如国立上海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等就近迁入英美租界。华东华南多数学校就近迁入山区或迁往西南西北大后方。
第二阶段，从1940年到1943年，英美与日本关系紧张，上海租界形势恶化，随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华南各地门户大开，处于日本的逼视之下。原留上海、北平的外国教会学校或停办、或是迁往大后方。原迁上海英美租界与华东华南各地山区的高校，也相继往西南各地迁移。与此同时，原已迁移完毕的大部分高校进入恢复调整阶段。他们一边恢复上课，一边进行院系调整。高校的再次迁移及院系调整不仅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实力，而且还使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有所发展。
第三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湘桂和黔南战役，迫使原已迁移分散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内迁入川。在内地城市中，重庆一地集中学校最多，达25所，其次成都亦有一二十所高校聚集。一时间，四川、陕西等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地，并因此带动了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校迁移，阵容庞大，交通阻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各高校仍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大迁移工作，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力与精华。其中有几处尤其值得一提。中国三所著名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先是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到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继承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借他山之石、自由活泼，南开允公允能、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我国现代大学管理的精华，是我国当时高等教育管理的典范。全国各大学术名家云集西南联大，在联大形成学术争鸣、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良好氛围。如联大的哲学系汇集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教师中的精华，它既重视北京大学主治哲学史的传统，又保留了清华擅长哲学逻辑体系的特色，两者相互学习，蔚然成风。因此，当时即有“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及西南联大“囤积教授”的佳话。正是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李政道之类的杰出学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国立浙江大学的迁移更是困难重重，经历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最后迁到贵州遵义，历时2年5个月，辗转5000余里，跨越5个省，可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之旅。在这次大迁移中，广大爱国师生吃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表现出了高昂的战斗精神。
抗战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虽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创，但经过内迁运动，不仅得以迅速恢复，而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不失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到1945年止，全国共有高校141所，教职员18340人，学生83498人，不仅超过了抗战初期，而且超过了战前的数量。此外，内迁高校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新设了不少系科和研究所，所开科目比战前更为充实、更为完备，为抗战及战后的建设培养了不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