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用行政命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评 析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贯穿于儒家管理思想的一条主线，德治是儒家管理的重要手段。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是强调道德对管理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孔子认为，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就会只苟且于不触犯法律但是不知羞耻；而以道德来教化，以礼治来约束人民，百姓就知道羞耻而且能走上正途。
孔子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看成是两种对立的管理路线或方法。儒家依据人本管理的原则，主张用“道之以德”来引导人的行为，用“齐之以礼”来规范统一人的行为，实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管理路线。“道”即是“导”：引导、诱导的意思。在孔子那个时代，存在着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在诱导；另一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重在强制。孔子指出：这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方法来管理，只能起到“民免而无耻”的效果。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引《大戴礼记·礼察篇》中的一段话：“为人主计者，莫如安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于外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之善者异也。或导之以德教，或欧之以法令。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欧之以法令，法令极而民哀戚。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刘宝楠的这段话诠释了德治和刑治在管理效果上的差别。
用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人民就有归顺之心，就能服从管理。作为管理者或管理者若能深切地爱护民众，民众就会亲近你；用诚信来交结民众，民众就不背叛你；用恭敬的态度来管理民众，民众就有逊和之心。孔子主张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法来进行管理，运用人的仁爱心、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来发挥其内在的动力，以求达到组织内的平衡与协调。
联想集团在柳传志的带领下，由一个只有20万元的小企业发展为今天在国际上都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中国电子工业的龙头企业，这其中与柳传志的人格魅力和管理艺术是分不开的。
联想内部有一条纪律，开20人以上的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这项纪律是很严肃的，不然会没法开。然而，这条纪律制定后，第一个被罚的人却是柳传志原来的老领导，罚站的时候这位领导很没面子，紧张得不得了，一身是汗，柳传志本人更是汗流浃背。
当时，柳传志跟他的老领导说：“纪律如山，你先在这儿站一分钟，今天晚上我到您家里给您站一分钟。”柳传志本人也被罚过三次，其中有一次是被困在了电梯里，他“咚咚”直敲门，叫别人去给他请假，最后因为没找到人还是被罚了站。
就做人而言，柳传志有一段很有名的话：“第一，做人要正。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确实实极为重要。一个组织里面，人怎么用呢？我们是这么看的，人和人相当于一个个阿拉伯数字。比如说10 000，前面的‘l’是有效数字，带一个‘0’就是10，带两个‘0’就是100……其实‘1’极其关键。许多企业请了很多有水平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国外的人才，依然做得不好，是因为前面的有效控制不行，他也是个‘0’，作为‘1’的你一定要正。”
柳传志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在联想的“天条”里，就有一条是“不能有亲有疏”，即领导的子女不能进公司。柳传志的儿子是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但是柳传志不让他到公司来，因为他怕企业管理者的子女们进了公司，互相再一结婚，互相联起手来，将来想管也管不了，一个企业被裙带关系所笼罩了，注定要出问题。
正是柳传志的这种以身作则，联想的其他管理者都以他为榜样，自觉地遵守着各种有益于公司发展的准则，使得联想的事业得以蒸蒸日上。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柳传志的严于律己正是守德的最佳表现。
管理的实践经验证明，自律比他律好。一位资深管理学家认为，“自我负责、自我激励、自尊、自信和自律”是成功管理的基础，“员工不要官僚主义和监督”，“只有员工的自我激励才能持久，才利于生产”。强调以道德为基础的自律管理是人本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管理的必然发展趋势。现代管理越来越重视人本管理，重视道德自律性的管理，儒家“以德治国”的理论越来越受管理学界的重视。当代的中国管理者，不妨多从儒家“为证以德”的管理思想中汲取养分，不断完善自己的管理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