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曾被红军逼得跳水投河四川安仁刘氏家族与中共红军的关系“源远流长”，其中的恩怨情仇，不是简单几句话说得清楚的。
1932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大巴山区，攻占通江县后休养生息，队伍由原来的8000人迅速扩展到近10万人。蒋介石预感到了事情的危急性，于1933年7月7日，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想通过刘湘限制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此时，刘湘与刘文辉叔侄间的一场混战正打得难解难分，他根本无暇顾及于此，直到将刘文辉赶到西康后，才于10月4日在成都市将军衙门署礼堂宣誓就职。
以前，刘湘也曾与红军交过几次火，在他眼里，红军只是一股流寇，成不了什么大事，何况红军的主要矛头冲着蒋介石，用不着他在中间插一杠子。但是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匪”总司令后，他多少也得装装样子，做点“成绩”让世人看看。刘湘进攻红军，内心里还有个真实的想法：红军势力渗入他所控制的四川后，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于是，刘湘将他所掌握的川中各军编为六路，总兵力12万人，开始了“驱逐红军保境安民”的拉网行动。
没有料想到一旦正式交战，刘湘的川军竟然接连遭遇惨败。惨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刘湘“以神治军”，过分相信“活神仙”刘从云所致，总司令部的军事命令经常是根据刘神仙卦卜的意思决定的。随手举个例子：有一次，刘湘给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一连发了十几封电报，王陵基拒不遵办，理由是，总司令的命令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的命令坚决反对！王陵基痛苦地说，每个电报上都要我按照指定的路线进攻，可指定的路线都是绝崖峭壁，哪里走得过去？这样的命令如何执行？就是这么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师，却被刘湘封为了“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刘湘屡战屡败也并不奇怪。
至1934年8月，刘湘川军主力唐式遵部所率十八个步兵旅被红四方面军所粉碎，全线瓦解，损失兵员达四五万人。看到自己20多年苦心经营的川军毁于一旦，刘湘不禁惊恐失措。此时各方群怒汹涌，纷纷指责刘湘不该重用刘神仙，刘湘顿时陷入茫然之中。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为之震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
刘湘内外交困，无力收拾残局，身心疲惫不堪，于8月23日向蒋介石通电，请辞“剿匪”总司令职。电报发出后，刘湘再也不敢在此地久留，坐上轿车仓皇奔重庆而去。行经内江椑木镇，下车渡河，刘湘不知又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忽然扶在船舷上伤心痛哭，旁边的几个幕僚鲜英、邓汉祥等上前劝说，刘湘索性摔开众人，要去投河自杀。自然被幕僚们拉住了，刘湘仍不罢干休，坐在船板上大放悲声，其情景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到了重庆，刘湘的情绪才有所好转。但是，他把握住一条原则：既不到部办公，又避不会客，把自己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刘湘此时的真实动机，其实也暗有试探蒋介石的意思。几个心腹幕僚刘航琛、王缵绪、鲜英等，经常到重庆李子坝刘宅密谈，劝说刘湘振作精神，收拾残局，东山再起。刘湘始终不吱一声，静默得像尊木雕。见刘湘并无反对挽留的意思，旧属幕僚们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做通了川中绅耆曾鑑、方旭等人的工作，于9月1日“联名电呈中央，请慰留刘湘，并请国民政府派兵入川，协助剿匪。”这当然也是一次试探。没想到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回电，对刘湘表示慰留和继续支持。蒋介石这番行为，说明他对动刘湘也是心存顾忌的。
摸清了蒋介石的态度和底线，刘湘仿佛吃了颗定心丸，脸上的愁云渐渐消退了。从内心里讲，他不愿意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可是他也明白，现在并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已成大势所趋，靠他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这年11月，刘湘去南京与蒋介石面商，实际上是谈条件，双方各握有自己的筹码。蒋介石方面，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打破防区，川中各军均受刘湘指挥。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川中各军军费和武器弹药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给。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债。在刘湘方面，抵制了蒋介石提出的派10个师入川的计划，同意蒋派一个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剿匪”军务，统一川军各防区政权财权。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如果红军真要拿下四川，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老蒋的控制，与红军硬拼到底。他这次赴南京与蒋相商，追随的正是这个原则。
这是一场双方都满意的交易，各有让步、互有收益。只是四川其他各个军阀很不高兴，指责刘湘引外兵入川，行将亡省，劝说刘湘改弦更张，抵制中央军。但是交易已经做成，刘湘从中已尝到甜头，此时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改变了。
追杀张国焘大邑刘氏家族与红军的矛盾日益加深，说来也与一个人有关。
此人即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江西吉水人。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后，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达维，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然而，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决定，率部分军队8万余人掉头南下川西，宣布成立“第二中央”，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这一举动，使得原来并不想真正与红军较量的四川军阀刘湘等不得不与蒋介石联手，调集重兵要与红军决一死战。
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与帮会组织袍哥颇为相似。每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为了扩充势力争夺地盘，不惜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仗打完了，彼此间都还是“兄弟伙”，成都文庙后街被人称为“公馆街”，分属不同派系的军阀混居在一条街上，刚才在战场上刺刀见红，转瞬间可以坐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之间只有利益之争，并无原则是非。但是有一条规矩：一旦外来势力想打进来，他们马上掉转枪口一致对外。四川是他们的大码头，可以关起门来打得昏天黑地，但决不许“外人”染指。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
张国焘也想吃四川这块肥肉，军阀们自然不会答应。
刘湘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布告，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布告贴出后仅仅一个多月，张国焘就两次险些遭到暗杀。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红军总部所在的通江公园，藏于树上。到了半夜，杀手从树上下来，悄悄朝总部逼近，不巧有个叫周世岳的参谋内急，出外小解，看见有条黑影一晃而过，拔出手枪鸣枪示警，杀手被当场按倒抓获。另一次，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途径一家客栈时，忽然从窗户里扔出一颗手榴弹，卫兵胡学柱、倪锐锋当场炸死，张国焘命大，躲过了一劫，毫发无伤。
两次行动均告失败，且两次落网的凶手，都被红军处以了极刑。躲在背后的大鳄终于沉不住气了。此人叫贺朝正，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人称“贺神腿”。24岁那年，贺朝正在成都青羊宫的“全川国术擂台赛”中一举成名。此后20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牢，给熊克武当过侍卫，熊克武率3万川军前往广东参加北伐，却被蒋介石扣押囚禁，贺朝正连夜逃回四川，被刘湘聘为武术教官。
贺朝正招来了过去曾在一起闯荡过江湖的三个兄弟，决心要一矢中的。三个兄弟全非等闲之辈，个个武功高强，射术精湛，胆大心狠。他们化装成采购木耳的成都客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通江县城。刚一进城，就得到了一个消息：红军正是筹备召开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满城充满了喜庆色彩，据说还专门请了绥定的洪祥川戏班子来唱戏。
这种喜庆的场合，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号头目肯定要来参加。贺朝正连连拍着大腿叫好。为了把事情办得更稳妥，他去拜望川戏班主金泰合，将一根金条往桌上轻轻一放，微笑着说了声“小意思”。金班主无功受禄，目光疑惑地看着贺朝正。贺朝正也并不点明此行的用意，只说事后再有重酬。金班主心里已经有点明白了，腆着脸说：“有事尽管说，哪里用得着这么客气。”见金班主并不推辞，贺朝正心里有数了。
到了演出这天，张国焘果然来了。沿途的街道两边，特务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演出地点列宁小学围得密不透风。贺朝正暗提一口气，心想，幸亏有金班主父子相助，不然要混进戏场子实在太难。正想着，张国焘已安然入坐，舞台上的两盏汽灯把整个操场照得如同白昼，张国焘方方正正的大脑袋，看得十分清楚。
那天演的是川戏《白蛇传》，贺朝正本来准备演到“水漫金山”那一场时再趁乱下手，可是开场后不久，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当时是12月，时令已进入冬季，警卫员要给张国焘撑伞遮雨，被张国焘摆摆手拦住了：“不用了，再看一会我们回去，这个川戏我看不大懂。”过了大约10分钟，张国焘想起身离开，刚一站起，忽然听见“呯呯”几声枪响。警卫员大喝一声“有刺客”，拔出手枪护着张国焘往外疾走，散在各处的保镖忽啦啦围拢来，用身体组成了一堵墙，另外一些士兵则投入了抓捕刺客的行动之中。
4个刺客脸上全都涂抹了油彩，混迹于演员之中。枪声一响，全场乱作一团，板凳踢倒了，桌子掀翻了，人人都在喊“抓刺客”，却并不知道刺客在哪里。稍微冷静一下之后，4个刺客终于被士兵们认出来了，一排子弹打过去，当场击毙了其中3人，贺朝正慌不择路，从戏台上飞身闪进一所小茅房，四面的红军战士紧随其后，像潮水般涌来，团团将他包围住。贺朝正绝望了，他想自杀，扣动扳机，发现子弹已经打光，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再说金班主自从收下了那根金条以后，心绪一直忐忑不安。多年混迹于江湖的经验提醒他，得预先为自己留条后路。金班主去找当地袍哥龙头大哥帮忙，借口母亲忽生重病，想租条船回家看望，等船租到手后，带着儿子连夜潜逃。谁知船刚开出码头，就被沿江巡逻的红军发现了，怀疑他们是敌军探子，带到岸上连夜审问。起初金班主嘴巴挺硬，死活不说刺客的事。到了下半夜，鸦片烟瘾发作，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拿出鸦片烟具，摆在桌上故意烧泡子，让金班主闻香味。金班主再也经不住折磨和诱惑，一五一十全都交待了。
张国焘又是虚惊一场。红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来请示如何处置刺客贺朝正，他愤怒地一拍桌子，大声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
曾传六遵循张国焘的指示，像寻找古董一样打听到有个职业刽子手叫袁占山。此人在通江衙门里当差，砍了20多年人脑壳，后来民国实行新政，不用砍脑壳了，他也失去了饭碗，改行杀猪为业。行刑那天，按照袁占山的安排，红军在河边法场上铺了一块红毡子，士兵将贺朝正挟持到红毡子中央，抽掉他背上的斩标，袁占山一个箭步上前，拍拍贺朝正的后颈，说道：“贺哥是值价的，我不会让你尸首分家。”话音未落，一拐子刀“嗖”地递过去，只见贺朝正的脑袋向前一耸，已挂在了胸前。
蒋介石恼怒之下给刘文辉记大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继续北上。张国焘则带着红四方面军想杀回马枪，“打到成都吃大米”。此时，驻守在川康边区的是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
“二刘大战”刚刚打了败仗，刘文辉心灰意冷，放眼望去，满目荒凉景象更是增添了心中的凄风苦雨。好在有旧日部属轮番劝说，有二夫人杨蕴光温柔相待，他才熬过了政治生命中的严冬期，重新振作起精神，料理眼下的残局。
首先是收拾旧部，重新招兵买马，实际上刘文辉这时候的兵力还不到两万人，但他东拼西凑，建立起了不少部队番号，以二十四军辖三个师，川康边防军辖两个师，下辖旅、团若干。同时，在军队内部进行调整，时而扩团为旅，时而扩旅为师，装点门面，敷衍上司，安顿部属。种种做法，目的很明确，就是向蒋介石多要一点饷银和械弹。
1935年春，红军在黔西北盘旋，有进入川康边区的模样，刘文辉心里又恐慌起来。到了这年5月，红军忽然向金沙江行进，蒋介石急电刘文辉防守大渡河。电文中说：“大渡河天堑，共军断难飞渡，薛岳总指挥率领十万大军跟追于后，望兄督励所部，严密防守，务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于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刘文辉看着电文最后的一行字，骨子里有点发虚。
刚刚经历了战败，二十四军还未能完全苏醒过来，目前最大的愿望是自保，因此刘文辉并不想认真和红军打仗，他的大多数部下也是同样的想法。据刘文辉的参谋长张伯言等人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说，刘文辉当时的唯一希望，是期盼薛岳的追兵早点到，让石达开大渡河的悲剧在红军身上重演，好把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渡过去。因此在兵力部署上，当时驻守在大渡河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的名为两个旅，实际上到位的只有四个营。防守安顺场的一个营是临时收编的袍哥队伍，营长韩曾安原是一条赌棍，红军到时正在吸鸦片，枪声一响吓得屁滚尿流，跳下烟榻便往山上跑。用这样的兵布防，其结果可想而知。
红军当前，刘文辉打与不打，真打还是假打，蒋介石心里都十分清楚。蒋除了派薛岳率第六路军追打之外，还派出康泽的别动队第一支队进驻汉源，对刘文辉的部队进行监视。刘文辉对有关命令“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甚痛恨”，蒋介石为此愤懑不已，恼怒之下，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
大军阀手下的几个小军阀侄子刘文辉二哥叫刘文运，有八个儿子，被乡人称作“八虎”。六个儿子在刘文辉手下任职，其中刘元璋、刘元琮和刘元瑭三人还是刘文辉最为依赖的军事骨干，分别担任过川康边防军司令和军长师长。
红军进川之时，这几个小军阀中，刘元瑭的观点有所不同：他想和红军真打。
1935年春，刘元瑭奉令担任金沙江防务。红军主力经云南元谋，于5月3日在绞车渡渡江，随即直扑通安，完全出乎刘元瑭的意外。此次战役，刘元瑭大败，伤亡十分惨重，率残部溃退至会理时，大约只剩下了400人。
清点着手下这点残兵败将，刘元瑭伤心得大哭，回到家里眼角边还有泪痕，再回头一看，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大声叫来管家，问是怎么回事。管家支吾着说，他看情况不妙，已经代刘元瑭作主，先将两个姨太太和家眷送出城了，这会儿正在去成都的路上。刘元瑭一听，忍不住骂了句粗口。他心中此刻的想法是，红军就在眼前，想跑恐怕也跑不掉了，不如收拾起残兵，死守会理城，等待增援部队到来。刘元瑭赶紧派人，将已经逃出城外十几里地的两个姨太太和家眷追回来，妥善安置在一个商人的公馆里。
处理完这些杂事后，他又给大哥刘元璋（时任川康边防军司令）打电话告急，请求派兵增援。刘元璋在电话中主张二弟放弃会理，先保存实力再说。刘元瑭脾气火爆，当场在电话中大吼起来：“大哥，你到底派兵不派？”眼看着亲兄弟面临险境，刘元璋只好先派救兵援助，他调集聂秋涵团星夜赶赴会理，如有延误，以军法从事。刘元瑭多了个心眼，怕聂秋涵中途返回，便派心腹副官徐仲篪怀揣他的手令前往聂秋涵部，督促聂团火速赶到。徐仲篪行至白果湾时，正遇到聂秋涵团在此地踌躇，准备返回西昌。徐仲篪急忙掏出刘元瑭的手令，让聂秋涵看了。聂考虑再三，担心将来刘文辉问罪，只好率部来到会理。
此时会理城已经被红军包围了。零星的几声枪声，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有人来报信，说前来增援的聂秋涵团已经到了城外。刘元瑭怕聂团再生变故，不愿进城，亲自率两个连冲出县城去迎接聂秋涵团。此时聂团已遭红军袭击，聂秋涵大腿上中了一弹。刘元瑭及时赶到，掩护聂秋涵狼狈地来到了会理城。
为了防止红军接近城垣，刘元瑭下令部队采取“焚烧战术”，以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为引火物，抛到城外那些砖木建筑的民房上，顿时火焰冲天，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难。熊熊大火整整燃烧了两天，使得半个会理城成为废墟。刘元瑭本人赤膊上阵，将上衣脱光，只穿一条短裤，提着一把马刀，满城乱窜，开始了他梦魇般疯狂的守城日子。
在刘元璋他们几兄弟中，数老二刘元瑭性情最为暴虐。当红军围城两日，在通安战役中溃退的刘元瑭部下有陆续偷回到会理者，其中有特务营第二连排长庞云及士兵十余人曾被红军所俘，红军给他们伤口涂好药，并给以路费遣返。庞连长回队后，在士兵中宣传红军的好处，被刘元瑭知道了，将庞连长和那十几个士兵统统杀光。因此案受牵连的，一共被杀害了三四十人。队伍中有个道士，带着小徒弟随败兵进城，也被刘元瑭当作红军的奸细杀掉了。为了防止兵变，刘元瑭经常装扮成普通士兵，混迹于巡逻队中，到处探听风声。遇到有在背后私下议论者，立即抓获，抽出马刀当场斩杀。被杀的人一多，守城的士兵人人风声鹤唳，提防有人躲在墙角偷听，时刻担心自己的脑袋。
红军进攻的重点是会理县城西北角。城墙久攻不破，红军便学习太平天国广泛采用过的战术：挖墙脚埋炸药。刘元瑭也有对策，在城墙根上挖坑，埋进几口空坛子，地底下若有动静，坛子就会嗡嗡发响。刘元瑭与红军斗法，各有输赢。有一天，城墙西北角发出一声闷响，随着爆破掀起的声浪，城墙坍塌了一大片，红军官兵趁势往上冲，防守这段城墙的连长吴鸣恩慌了手脚，正要带兵撤退，只见刘元瑭提着马刀快步走过来。吴连长细看，刘元瑭脸上已经挂彩，鲜血顺着脸颊直往下流。仍然声嘶力竭地叫喊：“堵上，堵上！哪个敢后退，老子一枪崩了他！”有如此亡命凶狠的将领，士兵们想不玩命也不行了，在刘元瑭的带领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红军进攻失利，撤出会理，刘元瑭再一次守住了会理城。川军悍将刘元瑭一战成名。蒋介石亲自飞到会理城上空巡视，并投下手令，晋升刘元瑭为中将，同时投下一万元花花绿绿的钞票，作为犒赏。刘元瑭知恩图报，打起仗来更卖命了。他主动向蒋介石要求，率部加入到薛岳的第六路军追击中央红军，后来一直追到了甘孜丹巴附近，才重新回到了刘文辉的部下。
相比老二刘元瑭而言，老大刘元璋的性情要温和许多。1934～1935年间，刘元璋任川康边防军司令，他手下有兵力五个旅（十二个团），旅长分别是刘元瑭、刘元琮、许剑霜、邓秀廷和新由汉源调到西昌的刘元瑄。
刘元璋在会理、西昌间的兵力部署，并没有把重兵布于金沙江沿岸，而是在会理、德昌、西昌摆成三线，而且前轻后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想保存实力。刘元璋认为，金沙江沿岸战线过长，不易防守，一处突破，全线崩溃。守江不如守城稳当。再说，薛岳的部队在红军后面紧追，只要守城能守住几天，追军一到，红军自然会离去。
按照原先的想法，刘元璋本来不准备防守德昌，但是一来舍不得这块富庶的地盘，二来顾及到德昌麦岔沟张白禄大家族的利益。张白禄的次子张希（字为珊），是蒋介石留学日本时的同学，时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典礼局局长。刘文辉反复交待，对德昌这块弹丸之地不可大意，因此刘元璋派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率一个团在此阻截红军。
许剑霜是刘元璋在四川讲武堂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许剑霜与刘元璋的两个兄弟刘元瑭、刘元琮有矛盾，常常受他们的排挤。刘元璋夹在中间，也是无可奈何。
红军到达会理外围时，刘伯承派人给许剑霜送来一封信。许剑霜曾在刘伯承手下当过团长，凭借这层关系，刘伯承在信中坦诚写道：“红军迫入川康，亦乃假途而已，非为他图。兹遇贵部，非冤家路窄，权作友军相待。让路则谊，则大义，则为军之道也。若作交战，渔利谁人？坦诚相告，望作明察；借路而过，不相刀枪；如要堵截，打一打也无不可。时不可待，立复为感。”信中语气软中带硬，意思说得很明白：借路而过，不相刀枪；若要阻截，打一打也无不可。
许剑霜展信细读，脸色神情顿时凝重起来。他不敢有耽搁，赶紧拿着信去找上司刘元璋。刘元璋看过信后，问许剑霜什么意见？在这样的时候，许旅长哪里敢有自己的意见？叠声说道：“司令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偏偏刘元璋什么话也不说，眺望着窗外一言不发。许旅长似乎有点明白了，他认为刘元璋的意思中隐含着默许。
红军到德昌镇时天已擦黑，满天暮色中人影绰约，队伍悄无声息地行进。许剑霜事先已对部下打过招呼，谁也不许随便开枪。此时有个士兵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象征性地朝天空开了几枪，红军那边停止了前进。许剑霜匆匆赶过来，找到那个开枪的士兵训斥了几句。过了一会儿，红军那边见枪声没有再响，又继续开始行进。一个副官小跑着过来请示：队伍该怎么办？许旅长沉思片刻，挥了挥手，说了声“撤”，队伍呼啦啦从德昌镇撤下来，一直退回到了西昌。
红军顺利进入德昌镇，在此地休整了上十天，深入乡村召开群众大会，将没收到的浮财分给了老百姓，还杀了财主杨国翠家一头大肥猪，给乡民们分发猪肉。至今，德昌档案馆里还保存着红军当年留下的宣传标语和图片资料：“打倒四川省军阀刘湘、刘文辉！”“不当刘文辉的饿肚兵！”另一幅宣传漫画的画面上，一个红军士兵正在用刺刀刺向刘文辉，刘文辉吓得趴在地上，双手捂脸，旁边有一行楷书小字：红军要打倒军阀刘文辉！
红军在德昌稍事休整后，继续向西昌行进。这一带是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聚居着十多个兄弟民族，多种社会形态和千差万别的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是红军可以利用的好机会。曾有多次和川军交战的活佛喇嘛，以佛门最虔诚的礼仪，列队、鸣号、击鼓，欢迎红军的到来。红军在这一路上的行进，虽说物质条件艰苦，但并没有受到多少阻挠。一边是红军打着快板说着唱着行军，一边是川军彝军在城楼上远远观望，他们喝酒聊天看风景，仿佛大路上行进的红军与他们毫无关系似的。
最有意思的是邓秀廷的队伍。邓秀廷（1889～1944），生于四川冕宁县甘相营。幼时家贫，先是帮姑父放鸭，随着社交圈的扩大，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他的老家甘相营是彝汉杂居区，清末民初年间，这段路上行人常遭抢劫，邓秀廷买来几十条枪，组织一帮人马，当起了地方团总，每逢三、六、九日护送行人过山，收取保护费。数年间，邓秀廷名声大振。邓秀廷有个姑父在军阀陈洪范手下当统领，通过这位姑父的关系，邓进入四川军阀队伍，几经辗转，被刘文辉收编，因邓曾在几个四川军阀巨头中间多次倒戈，刘文辉虽说委任他为旅长，却很不放心，将他安排在侄子刘元璋部下，私下嘱其严密防范。
1935年春，红军过境的消息传来，邓秀廷此时是川康边防军第二十旅旅长兼彝务指挥官，奉刘元璋的命令，在宁南到西昌、会理道上阻击红军。队伍开到黄水塘，邓秀廷同样接到了刘伯承的一封信。大意是说：红军借路而过，不是和彝兵抢地盘，完全可以放心。彝兵若要开枪，红军也决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旅长仔细考虑。邓秀廷接到信后有点犯愁。打吧，肯定是打不过的；不打吧，恐怕又对不起刘元璋。斟酌再三，邓秀廷选择了不得罪红军，敷衍刘家军，保全自家军。
邓秀廷将彝军官兵召集起来训话：“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邓将队伍摆在两边山上，眼看着红军密密麻麻过来，他不敢动。有个彝兵不听约束，打了一枪，其他彝兵也乒乒乓乓跟着打了十几枪，邓秀廷跑过来用彝话制止住。红军并未反击，在半山腰喊起了口号：“彝汉一家！”“彝汉是兄弟！”照样行进。长长的队伍沿着蜿蜒的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彝兵再也没有打过一枪，他们蹲在山上，怀搂着枪支，有的还拿出烟袋抽起了烟卷。红军队伍过得差不多了，天空中传来一阵嗡嗡的响声，彝兵们抬头一看，是两架中央军的飞机绕着树梢在盘旋。有个彝兵觉得好玩，举枪朝飞机打了一枪，看能否将飞机打下来。结果这一枪酿成大祸，飞机朝下丢下几颗炸弹，当场炸死了彝兵几十人。邓秀廷大发雷霆，赶紧将队伍从黄水塘转移到冕宁，躲开了飞机的继续轰炸。
红军通过黄水塘，兵临西昌城下，刘元璋紧急召集旅、团长开会，部署战略防线。
会议还没正式开始，几个旅长之间就争吵起来了。刘元琮指着许剑霜的鼻子问：“有人说刘伯承给你送过封信，是不是真的？明摆着是通敌，哄鬼呢！”许剑霜面带委屈，昂起头回了一句：“有本事你怎么不顶上去打？”站在一旁的刘元瑭早已不耐烦了，掏出腰间的手枪，拉开扳机，把子弹顶上膛：“狡辩个锤子，看老子不一枪崩了你！”
许剑霜见对方动了真家伙，慌忙往刘元璋身后躲。刘元璋是川康边防军司令，又是刘家长子老大，见刘元琮、刘元瑭两兄弟闹得实在不像话，冷着脸说道：“这事我知道，刘伯承那封信我见过。哪有通敌的人，会把信送给我看的？”刘元琮、刘元瑭见司令大哥屁股坐到了许剑霜一边，不好再多说什么，这场纷争才稍微平息。
西昌城是刘元璋最后的防线，再也没有了退路，刘元璋不敢有丝毫闪失。打虎亲兄弟，他调集了第二旅（旅长刘元琮）、第十三旅（旅长刘元瑄）以及第十二旅（旅长刘元瑭）的一个团，聚集兵力进行防守。
按照刘元璋的部署，第一步是在西昌城外修工事围“土城”，巩固外围；第二步是在安宁河构筑工事，凭借天堑据守；第三步，在万不得已时烧毁靠近西昌城墙的西街和鱼市街，以阻止红军接近城墙，顺便也将放火烧街的恶名嫁祸到红军头上。刘元璋征集城中粮食数十万斤屯积起来，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在烧民房的问题上，刘元璋一直有顾虑，犹豫不决。不烧吧，怕到时候红军利用民房作掩体接近城墙，整座城楼都将不保，不仅队伍损失巨大，自己恐怕也有性命之忧；烧吧，看着那些熟悉的老百姓他又于心不忍，同时也怕激起民愤，祸人祸己。对刘元璋的想法，刘元琮很是不以为然，他主张非先烧不可，约了兄弟刘元瑭去劝说刘元璋，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部队面临危急关头时，千万不要婆婆妈妈。在刘元琮、刘元瑭兄弟一番猛烈轰击下，刘元璋答应召开一个全城绅商会议，让绅商们来投票决定。在会上，刘元璋首先讲了为何要“亮城”（烧民房）的理由，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的话刚说完，就见商会会长何汉湘站起来发言，支持“亮城”，烧掉西街一带房屋。何汉湘是西昌城的富商，办有两家缫丝厂，其中有一家就在西街。见何汉湘如此毁掉家业保地方安康，其他人再也无话可说，很快通过了“亮城”方案，并由何汉湘牵头写了封长信上书，以表达民意。实际上，何汉湘已被刘元琮、刘元瑭兄弟暗中做了工作，答应战后给他赔偿。
当红军先头部队刚抵达离西昌还有30里地的崩土坎时，刘元琮就下令放火。此时西昌城门已被石条封死，士兵们隔着城墙向西街的房屋泼洒煤油，再用渗透煤油的棉条当火引子，拿弓箭朝屋顶上射去。刹那间，由西街、鱼市街开始着火，整个西昌城变成了火的海洋。据民国三十年编修的《西昌县志》记载：“西昌城垣，修自明洪武初年，本自完好。事先驻军有拆城墙砖作他用者，于是（刘元璋）派修城垣，并令西街沿途铺房，离城拆去一丈五尺宽，又令民夫于南门外，沿西街之背，筑土墙一道，以为外垣。同时并令每家造竹钉一百根，以刺利为要；户扎松明火把一炬，长二尺，径一尺；扎三角灯一对，灯碗齐全；临时派民众出口袋一万五千条。忙乱之际，先议守外垣，继又议守内城，乃有焚毁各街铺房之事。……五月十五日，刘元璋部队拆马水河一带民房。五月十六日，城门半掩，仅容少数人通过。五月十七日晚，军队完全进城，闭城门，焚上鱼市街、下鱼市街、后街。五月十八日，是夜，焚马水河一带房屋，又越南门焚东街、马石街、石头坡等处房屋。五月十九日晚，补烧东西街前未尽之铺房。以上计烧街二十八条，民房三千七百余家，寺庙十余座，回族礼拜堂四大院，烧毁尽净，人民流离。”让刘元璋几兄弟颇为尴尬的是，经会理过西昌北上的红军，根本没有来到西昌城下，大队人马绕过西昌经礼州去了泸沽，仅向西昌方面派了零星的警戒部队。红军不来，放火烧房屋的事无法向民众交待，栽赃到红军头上一说也无从谈起。刘元璋急了，每天让谍报员及时报告红军的动向，听说红军可能不来西昌的消息，他将刘元琮叫来狠狠训斥，怪他过早烧掉了房屋。过了不久，蒋介石派政务视察员肖邦承来西昌视察，老百姓见了肖视察员，谈到烧毁房屋之事，满腔悲情再也憋不住了，争先讲述“亮城”之惨状。
面对前来查访的肖视察员，刘元璋拿出何汉湘恳请“亮城”的那封信，尽力为自己开脱，也为刘元琮、刘元瑭兄弟洗清恶名。当然筵席招待和送礼物之类也是少不了的。可是肖视察员却并不领情，肖邦承在视察报告中提到此事，显得愤愤不平，认为红军未到西昌时，川康军刘元琮、刘元瑭部队纵火焚掠，“城外乡村民房及西街房共焚去三千五六百户，横沟三里，人民风餐露宿，极为凄惨。军方名为坚壁清野，实则借事敛财掳劫”。前边说过，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带领下，翻过夹金山南下。刘文辉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明里派兵阻截，实际上虚与委蛇，巧以周旋。大渡河、安顺场接连失守，蒋介石震怒，给刘文辉记了大过。
长征在后人看来，确实堪称一场壮举。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红军只能选择这种左冲右突的方式才能保存其实力。绝处逢生，哀兵必胜，人在绝境中潜力的暴发是难以估计的，长征就是最好的注脚。起初刘文辉只把红军当作了一股流寇，没想到一交战，红军的勇猛大大超乎他们的想象。当时，刘元琮率部布防在丹巴、鱼通、金汤一线，在金汤的一次战役中，红军以少数兵力攀岩而上，刘元琮措手不及，慌乱中顺着山坡滚落下来，才保住了一条性命。为了交差，刘元琮忍痛朝自己胳膊上开了一枪，缠着绷带跑回了雅安。
此时正是刘文辉最为不堪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先是为刘文辉记大过的处罚令，过几天又收到蒋介石的一封手令，勒令刘文辉将败军之将刘元琮押解至重庆行营查办。见侄子刘元琮吊着胳膊的熊模样，刘文辉既痛又恨，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在刘元琮面前抖落，连说话的声音都颤动得变了调。此事刘文辉后来多方搪塞掩护，以刘元琮已受伤住院治疗为由，未予解送。
然而蒋介石的下马威还是十分见效的，此后刘文辉再也不敢消极怠工，至少在表面上，他要做得让蒋介石满意。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蒋介石闻讯后，带着顾问端纳，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夫人宋美龄等，急忙从重庆飞到成都，督导军事。刘文辉闻风而动，也立马赶到汉源县城亲自督战。
宁城指挥官是刚在会理打了一场恶战受到蒋介石嘉奖的刘元瑭，刘文辉深怕他冒险盲动，无谓损伤兵力，想提醒他注意保存实力，但是有些话又不好明说。这个刘元瑭受到嘉奖后正在兴头上，他将北门作为防御重点，进行了兵力部署，准备和红军真打。
红军进攻汉源，先占领了距汉源城五里的羊圈门，然后向史家坡阵地攻击。驻守该地的营长叫吴安邦，刚一看见红军的影子，就命令部队向后撤。被前来督战的刘元瑭看到了，大声怒叱道：“你看清共军来了多少人？你阻截了共军多久？你的部下牺牲了多少人？”一叠声的追问让吴营长无地自容，他还想要辩解，被刘元瑭抽出马刀，迎面朝他脸上砍去，只见血光一闪，吴营长的面颊划开了一道口子，顿时血流满脸。幸亏刘文辉部下旅长杨国端当时在场，经多方劝阻，刘元瑭才收住马刀，饶了吴营长一条命。
红军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对峙着，彼此间保持一定距离。偶尔响起几声冷枪，间或还会轰出一颗炮弹，但是双方谁也不敢贸然进攻。就这样相持了将近两个月，刘元瑭久静思动，忽然想要反攻。电报请示幺爸刘文辉，幺爸急忙制止，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刘元瑭自恃守会理有功，不听幺爸约束，幺爸越是阻拦他越是坚持。一天夜晚，刘元瑭带两个团的兵力趁黑偷袭，沿着山路，摸到山顶一个叫做草鞋坪的地方时，队伍的行踪被红军发现了，此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双方开枪射击，打了几个小时，天已大亮。红军那边也很奇怪，据守在原有的阵地上，既不前进也不后撤。刘元瑭摸不清红军虚实，下令队伍守在山顶，他自己有事回到了汉源城。到了这天晚上，红军又发起大举进攻，将刘元瑭的队伍赶下了山，一直退至距汉源城五里的羊圈门才站起了脚。刘元瑭沮丧地看着撤退下来的队伍，认为再进攻已不可能，留在羊圈门怕也守不住，遂让队伍重新退回到了圩寨。此后，红军和刘元瑭的队伍又回到了原先的对峙状态，直到红军从这里撤退，也没有再发生任何战争。
纵观四川军阀与红军的若干次战役，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与红军在政治上似乎并没有生死冤仇，双方的争斗经常是出于利益关系。只要不侵吞四川这块地盘，他们也不一定真打。虽说在蒋介石的命令和督促下，他们也追剿红军，但往往是追而不剿，保存实力，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在这方面，四川军阀巨头刘湘、刘文辉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他们的某些部下如刘元琮、刘元瑭等，明显缺乏大局观，在政治智慧上则要欠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