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有一首民谣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明当时大词人柳永的拥趸遍布了大江南北，多得不计其数。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将这歌谣改为“凡有井水饮处，皆听单田芳”。还有评论讲：读者用“亿”来计算的是金庸的武侠，听众用“亿”来计算的是单田芳的评书。那些年里，单田芳评书成为了一种时尚性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民众中影响力之大是如今“于丹的《论语》心得”和“郭德纲的相声”所望尘莫及的。
本人就是通过收听单老播讲的《三侠五义》而迷上武侠文学的。那时的我年纪尚小，根本还没接触过什么金庸、古龙的作品。而且我少时掌握的那些历史、民俗等传统文化知识，有不少是从《说唐》、《明英烈》、《百年风云》等评书里获得的。由此笔者想到一个问题：旧时代的中国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但为何《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名著却能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呢？笔者以为，这里面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那些民间说书艺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早在宋朝时，酒楼、瓦肆之类的休闲娱乐场所中便活跃着大量的说书艺人，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文艺形式。起初的评书主要是弦书、鼓书。艺人们是连说带唱，很像现在的西河大鼓。这样一直发展到清初，著名评书大师柳敬亭在康熙年间跟随漕运总都蔡士英来到北京说评书，并收王鸿兴为徒，评书由此落户京城。到了雍正十三年，胤禛驾崩，百日内禁止动乐器，王鸿兴便去掉了弦鼓，仅以一桌一凳一块醒木和白话来表演，并逐渐形成了现如今的光说不唱的评书。
传统的评书按照内容分类大体有以下几种：袍带书，讲的是《三国》、《列国》等历史演义；长枪书，主要是《杨家将》、《说岳》等英雄传奇；神怪书，便是《西游》、《封神》等神话故事；还有一种叫“片子活”，是以《聊斋》和“三言二拍”为主的小段书。在评书书目中占比例最大的还应当为“短打书”，专讲《水浒》、《三侠五义》等江湖侠义题材。中国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学著作，便这样经评书艺人之口传播到了民间。
其实若换个角度，从文学史的进程来看，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所谓话本，就是评书艺人演讲故事用的底本。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样的名著也是在《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等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再经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他们充实加工编撰而成的。在明代，即便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也多被称为“拟话本”。可以说，评书艺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这点在武侠小说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从宋到清，几乎所有的武侠作品都源于说书人的话本，有的经过了文人修改，有的干脆就是评书艺人自己写的或自己口述、旁人笔录的。比如前面提到的《三侠五义》，其原作者就是道光年间著名的说书人石玉昆，又经问竹主人润色后得以定稿。那一时期的什么《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等武侠小说的成书过程大体都是这样类似的情况。即便到民国，出现了平江不肖生等人的旧派武侠小说，但相比而言更受社会下层百姓欢迎的还是艺人讲的“短打书”（即武侠类评书）。
民国初年是评书发展的黄金时期，名家辈出，书目繁多，特别是京津一带到处是书棚书馆。当时擅讲《水浒》、《隋唐》的评书大王双厚坪，与京剧泰斗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被合称为“艺坛三绝”。此外还有潘诚立、徐坪玉、奎道顺及小一辈的杨云清、王杰魁等说书人都是名满京城。特别是擅说《施公案》的群福庆，说演黄天霸尤见功力，人送绰号“活天霸”。不久，无线电广播的兴起又为评书提供了新的阵地，说书人从书馆走进了电台。据说当时王杰魁在电台里讲《三侠五义》时，各大商号皆用扩音器播放，行人争相奔至店前聆听，于是王杰魁获得了“净街王”的美称。
当时影响最大的武侠类评书是《雍正剑侠图》和《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是艺人常杰淼受传统评书《吕四娘刺雍正》的启发而编演的一部新作，并在《新天津报》上连载，后由其弟子蒋轸庭口述记录出版成书。其主人公童林（字海川）是以清代著名武术家董海川为原型。全书记述了出身普通农家的童林，因误伤老父被赶出家门。几经危难，得遇二位高人相救，遂刻苦习练武功。艺成下山后决心“别开天地，自创一家”，为此惹恼了众多武林人士，招来各路高手与之比武，但纷纷败在其手下。后又引出了“杭州擂”、“三月三亮镖会”、“夜探蓬莱岛”等紧张曲折又生动精彩的故事。童林最终凭借出众的武艺与高尚的人品赢得了天下侠义之士的敬慕，与众豪杰结为挚友。他还与尚未登基的雍正相识，并扶助年羹尧平定了反叛朝廷的剑山，由此成为了名震华夏的一代武林宗师。全书人物众多，结构宏大，情节丰富，引人入胜，是当时评书界的扛鼎之作。
《三侠剑》的作者是常杰淼的同门师弟张杰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在天津说书时上座率欠佳，于是独出心裁，借用了《彭公案》、《施公案》中某些人物情节，虚构出了胜英、贾明、夏侯商元等人物及他们平山灭寨、扫荡江湖的行侠故事。由于全书主要核心是神镖将胜英、震三山萧杰、九头狮子孟凯这三侠与艾莲池、张紫清、夏侯商元这三剑，故称为“三侠剑”。其中以胜英为书胆（即主角），描写清康熙年间，社会动荡，盗匪横起，以胜英为首的武林豪杰便在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设立了十三省总镖局，以保护商贾行人的安全。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但被盗匪们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几次交手，胜英及镖师们高超的武艺令各路盗匪皆损兵折将。于是贼人们便暗中盘算，派高手潜入宫中盗宝来诬陷胜英。幸亏康熙皇帝明辨是非，不仅没有怀疑胜英，反而命其缉拿盗贼，追回国宝。胜英便率领众侠士与盗匪展开了一系列生死较量，演绎出攻打二郎山、火烧白莲寺、智取九龙山、棍扫萧三台、五打莲花湖、活擒林士佩等惊险热闹的情节。全书构思新颖奇特，场面火暴异常，一登书坛便大受欢迎，不仅在北方各地久演不衰，而且风行到了上海、南京乃至海外。
说评书的人吃的是开口饭，为了能牢牢抓住听众，使其欲罢不能，所以评书的故事性都极强，通常书中要安排多个大“柁子”（即矛盾冲突与高潮段落）。而为了让听众逐日都来听书，还必须在每个段落都设置若干个“扣子”（即悬念），只有扣子设计得巧妙，一说就是几个月的一部书才能天天保持极高的上座率。俗话说的“听戏听轴儿，听书听扣儿”也就是这个道理。
武侠类评书吸引了大量听众，为武侠文学打下了深广扎实的群众基础；再者评书艺人长期植根于民间，可以直接从百姓中间汲取鲜活的创作营养，而这正是武侠这一通俗类文学永葆旺盛生命力的必由之路。
但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评书创作的目的是纯商业性的，有时会故弄玄虚，强行添加些不必要的柁子、扣子与戏谑性内容，造成全书的散乱与粗糙，伤害了作品整体的艺术性。又因为绝大部分说书人的思想文化水平有限，书中还难免会有宣扬封建腐朽观念及落后迷信的东西。加之有的艺人只为满足个别听众的低级趣味，不惜掺入一些媚俗甚至污秽的内容，更大大降低了评书的品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沉寂多年的武侠类评书像其他各类文学艺术一样又焕发出生机。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等功底深厚、技艺高超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熏陶的表演艺术家，对众多传统书目做了大量的改良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重新大放异彩。此外，这些评书大腕们还努力钻研，勇于出新，袁阔成选取《水浒传》的部分人物情节自我加工改编的《水泊梁山》、《神州擂》，单田芳创作的以岳飞公子岳霆为主角的《铁伞怪侠》等新书都是当代武侠文学中的优秀作品。
进入新世纪后，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新旧武侠名篇也接连被改编为评书，并在电台、电视台中陆续播放，由此可知说书的人仍在为武侠文学的推广和发展不懈地努力着。
